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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2019）》（中国人民银行令[2019]第4号）
围绕核心争议焦点，最高法院在本案民事裁定书的“本院认为”部分就该争议焦点进行如下论述： 本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本案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发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之前，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本法所称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质权系《物权法》规定的担保物权之一，以应收账款出质的，应收账款亦应当符合前述规定所要求的“特定的物”以及权利人能够“直接支配和排他”等条件。因应收账款作为普通债权，并没有物化的书面记载来固定化作为权利凭证，质权人对于质物主张质权的依据主要依靠质权合同的约定，因此为达到能够识别为“特定的物”的要求，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应当具体详细载明应收账款的有关要素，包括金额、期限、支付方式、债务人的名称地址、产生应收账款的基础合同、基础合同的履行情况等。对此，《物权法》第二百一十条明确规定：“设立质权，当事人应当采取书面形式订立质权合同。质权合同一般包括下列条款：（一）被担保债权的种类和数额；（二）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三）质押财产的名称、数量、质量、状况；（四）担保的范围；（五）质押财产交付的时间。”《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八条第一款也规定：“以应收账款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同时，为了达到使权利人对质物能够“支配和排他”的目的，《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八条第一款还规定：“以应收账款出质的……质权自信贷征信机构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但该条规定并不意味着只要办理了应收账款质押登记，质权即有效设立，登记仅是应收账款质押的形式要件。质权是否有效设立，权利人是否对应收账款享有优先受偿权，还应对作为质物的应收账款是否符合《物权法》规定的“特定的物”以及可“支配和排他”等实质要件进行审查。如应收账款不能特定化，权利人将不能进行“支配和排他”，则质权因缺少明确具体的质押标的物而不能有效设立。 具体到本案，浦发银行临沂分行与伟峰公司签订的《应收账款最高额质押合同》对出质的应收账款仅概括性描述为“伟峰公司以其所有的在2014年11月13日到2017年11月13日期间发生的（包括已发生和将发生的）所有应收账款向临沂分行提供质押担保”，没有明确载明应收账款的债务人、数量及产生应收账款的基础合同、基础合同的履行情况等可对应收账款进行特定化的基本要素。虽然双方当事人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对应收账款质押进行了登记，但对应收账款也仅是与前述合同相同的概括性描述。直至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浦发银行临沂分行也未在嗣后债权真实发生之时对于具体的应收账款作进一步的明确并补充登记。此种情况下，原判决作出本案应收账款并非确定的财产权利，相应的质权并未依法设立，浦发银行临沂分行不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认定，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 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沂分行、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沂水支行等第三人撤销之诉再审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申6319号】 在检索大量类案的基础上，云亭律师总结相关裁判规则如下，供读者参考： 裁判观点一：质押担保的主债权人对应收账款的客观真实性、特定性及支配要求存在审查义务。 案例一：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溪分行、满某实业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1445号】最高人民法院认为： 应收账款作为一种债权，在基础交易关系当事人之外，并不具有对外的公示要件，因此该权利内容和有效存在除了合同当事人之外，第三人很难知悉，仅凭出质人单方提供的材料或说明难以确保该债权的客观真实存在；而出质人的道德风险亦系引发应收账款质权纠纷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案即为出质人道德风险之典型体现。为确保所出质之应收账款权利的客观真实有效，需要获得基础交易关系之债务人的确认。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并未要求应收账款质押担保的主债权人在设立质权时负担调查核实应收账款客观真实性的义务，但是根据应收账款为纯债权性利益及其原则上属于相对权的特性，在该质权设立时应首先核实该权利客观真实有效存在或将来客观真实有效存在，以满足物权人对该担保标的物特定性及支配的要求。至于核实义务的履行主体，考虑到交易成本的降低、交易效率的提高和风险控制的可能性，及该核实义务的目的在于防止出质人的道德风险所引发的权利冲突问题，不宜将该核实义务放任由出质人负担，而应由质押担保的主债权人负担。在质押担保的主债权人怠于核实该应收账款客观真实性的情况下，该应收账款并不客观真实存在及存在抵销权等抗辩的风险，应由质押担保的主债权人自行承担，而不能由应收账款基础交易关系的债务人承担，否则有害交易安全，损及第三人合法权益。 裁判观点二：应收账款无法满足确定性条件的，不能用于质押。 案例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与武钢资源集团有限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上诉案【（2016）鄂民终28号】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 武钢资源公司所举证据对于《铁精矿供矿合同》合法有效及供货一方义务已实际履行事项均产生初步证伪效果。此种情形下，平安银行武汉分行应进一步通过申请司法鉴定或提交其他证据证明《铁精矿供矿合同》、《结算表》及《应收账款质押通知确认书》上武钢原料分公司、武钢资源公司印章真实，还需通过提交《铁精矿供矿合同》所涉货物的运输票证、入库单、验货单等证据或其他证据证明所供货物已实际交付。平安银行武汉分行一、二审中均未申请司法鉴定，亦未完成上述举证义务。故其待证的应收账款欠缺真实性、特定性，由此导致其应收账款质押权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基础。 裁判观点三：设定质押时，虽然应收账款尚未发生的，但只要应收账款的发生有高度确认性，即可作为质押的标的。 案例三：常州凯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2019）最高法民终422号】最高人民法院认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三条第六项及第二百二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债务人就其有权处分的应收账款可以出质，以应收账款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质权自信贷征信机构办理出质时设立。凯纳公司与东亚银行苏州分行签订《应收账款质押合同》和《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协议》，凯纳公司基于其有权处分的凯纳华侨城二期项目的全部销售收入为洛察纳公司就案涉借款合同所负全部债务提供质押担保。东亚银行苏州分行已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了质押登记，应收账款的质权自登记时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第三款虽然规定商品房预售所得款项，必须用于有关的工程建设。但该规定并不禁止应收账款质押行为本身，并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本案所涉特定商品房预销售款的用途问题亦不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凯纳公司关于《应收账款质押合同》无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我们 唐青林律师、李舒律师 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均从事法律职业多年，实务经验丰富。专业论文曾发表在《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及《法学研究》等。曾代理多起在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疑难复杂案件并成功获得胜诉，参与办理的各类案件总金额累计达百亿元。领衔的律师团队专门办理来自全国各地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团队“十大金刚”最低学位为硕士学位，全部毕业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著名高校，均取得法学专业博士或硕士学位，理论功底深厚，实践经验丰富。在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法制出版社等出版《公司诉讼法律实务精解与百案评析》《公司并购法律实务精解与百案评析》《企业家刑事法律风险防范》《公司保卫战》《公司法司法解释四裁判综述及诉讼指南》等法律专业著作十余部。团队深度耕耘的业务领域：公司法（含公司并购及公司控制权）、合同法、担保法、金融、土地与矿产资源法、工程建设与房地产法、高端婚姻家事纠纷、重大财产保全与执行。 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 是一家专注于高端商业领域法律服务的综合性律师事务所。云亭所律师坚持专业、友善的执业信条，坚持客户至上，以真正解决法律问题为导向，以客户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始终坚持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的整体的法律服务解决方案。 云亭律师从业多年来业绩卓著，在其擅长的公司法律事务、重大民商事诉讼与仲裁、金融与执行、房地产与建设工程、土地与矿产资源、重组与破产重整、知识产权、涉企业家和公职人员刑事辩护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大量成功案例。此外，云亭所在大量的新兴业务领域，无论是研究还是实践，都一直处于法律服务的前沿。 云亭律师事务所坚持严格的专业分工和团队协作的工作模式，主要业务领域合伙人均具有国内外知名法学院相应专业的硕士以上学历，并具有国内外知名律师事务所的从业经历，每个专业部门和业务团队均有完整、严格、规范的业务流程、管理制度和质量监督机制，以确保每一个案件和客户都能够实现业内高水准的专业服务。 自成立以来，云亭律师事务所的客户主要集中于业内有影响力的境内外上市公司、外资企业、大中型国有企业、优质民营企业、知名企业家及政府和公共事业单位。云亭律师事务所以向客户提供专业、优质、高效率的法律服务为己任，并坚信：能否真正维护并实现委托人的利益最大化，是检验律师工作成效的唯一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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