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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东晓  孤馆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踏莎行·郴州旅舍（宋·秦观）这首词作于公元1097年，宋哲宗绍圣四年。此时主持熙宁变法的王安石与反对变法的司马光都已经去世十一年之久。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人生能有几个十年？神宗朝的往事本来应如“六朝旧事”般随风而逝，但事实上却绝非如此。因为秋后算账，账才会算得更为明白。哲宗皇帝继位时还是个十来岁的孩子，朝政由高皇后把持。高皇后全面废除新法，推行旧制，史称“元祐更化”。等到公元1093年，高皇后去世，哲宗皇帝亲政，重提新法。秦观本身并没有刻意陷入新旧之争，但是他的老师苏轼却是一个爱管闲事的人。新党激进，他讽喻新党；旧党反扑，他直言旧党。他既不容于新党，也不容于旧党，几乎每次都成了被清算的对象。公元1097年，苏轼被贬海南儋州，秦观被贬湖南郴州。师徒二人，同时成为天涯沦落人。秦观颠簸到了郴州，在一家旅舍，于极度苦闷之中，写下了这首词。  初秋如初春，都是乍暖还寒。唯一不同的，春寒料峭伤骨，秋意浓浓伤神。但这种差异对于旅居的人来说，实在没有太多区别。在他乡简陋的旅馆里，秦观一个人饱尝着孤独。孤独不是寂寞。寂寞是空的，是“小园香径独徘徊”，是无话可说；孤独是实的，是“十年生死两茫茫”，是有话不知对谁说。这些感触，与城市无关，与街道无关，无他人也无关，但却与渡口有关，与夕阳有关，与月亮有关。秦观独立窗前。夜幕渐深，雾气渐重，两岸的水榭楼台也渐渐隐去。这种“隐”并非“笑渐不闻声渐消”，他一定可以看见雾中的彩灯，一定可以听见彩灯中的小曲。那咿咿呀呀的声响，如泣如诉般清唱着“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月亮悄然升起，迷蒙的月色笼罩着来时的渡口。那是来处，也是归途。烟笼寒水月笼沙。但这里不是六朝风流的秦淮河，而是桃花源处的武陵溪。可桃花源呢？望断无寻处。这种失落，如“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也如“云深不知处”，更如被一碗牛肉面呛出的哀嚎。还能做些什么？只能孤零零的躲在这间旅馆里，在杜鹃一声声泣血的叫声中，任时间流逝，任夜色将自己吞没。望断，望断，望断归来路，望断天涯路，望的是路，断的是肠。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这八个字犹如温泉，让这首词有了丝丝暖意——还有朋友在惦记他。岁月无情，能温润无情岁月的只有这点点牵挂。秦观无疑是幸运的，至少还能在孤独中读到朋友的来信，而我们却只能对着手机，在陌生人无聊的笑声中沉沦。按我的设想，这八个字理应成为这阙词的转折，由沉闷到欢愉，至少也应增添几分笑意。可惜我错了。这或许就是普罗大众与天才的区别。朋友的慰藉，堆积在词人的心中，成愁成恨。“砌”，不是砌砖，不是砌墙，而是砌恨。此恨绵绵无绝期，白居易的“恨”是时间上的，是虚的；秦观的“恨”却是空间上的，是实的。把这些“恨”堆砌在心上，人还能呼吸吗？怕是只能苟延残喘了。中国的文学向来讲究虚实相间，笑着的可能在哭，喧哗的可能很寂寞。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大概如是吧。更为可笑的是，他连自己都不知道“该恨谁”。他天资聪颖，博览群书，精研兵法，一心想治学想治国，可现实就是这么残酷。他只能躲在一个破旧的旅舍里独自舔舐着自己的伤口。这对一个身怀大志的中年来说，绝对是一种莫大的屈辱。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哪里才是出路？在这种极端苦闷的心境之下，词人发出了属于自己的“天问”——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人生无论长短，世界无论多大，但在自己身边绕来绕去的诗中还是那么几个人。自己就像一粒丝瓜的种子，即便已经用尽了全部的精血，依然还是在这堵墙上打转。你的悲伤，你的幸福，全系于此。就如同眼前的郴江，它围绕着郴山流淌，自由来源于此，拘束也来源于此，它一生的荣辱都依赖于此，这究竟是幸还是不幸？若说不幸，它至少也是在欢快地流淌。若说是幸，可它为什么不肯停留？为什么不舍昼夜不知疲倦地往前流淌。就像我的泪。  欧阳修曾“泪眼问花”，辛弃疾曾问过“郁孤台下清江水”，纳兰容若曾问过自己“一往情深深几许”，但在我看来，都没有秦观的这一问更疼彻心扉！他似乎没有退路了，读过的书，学过的道理，完全没有了用处。对于一个书生来说，这无疑会要了他的命。我能想象，一个憔悴的中年人，站在清寒的旅舍内，对着一江春水，默默流泪的场景。这个世界恍然已经与他无关。事实上，这首词写完不久，秦观就与世长辞。秦观虽是苏轼的学生，但远不如苏轼旷达。苏轼到了儋州，依旧可以“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过活，但秦观不行。他的词细腻，心更细腻。他将内心所有的委屈与不甘都付诸于郴江水。寂寂江山摇落处，怜君何事到天涯？就算如此，朝中的当权者还是没有忘记他。公元1099年，秦观被贬雷州（广东）。公元1100年，哲宗皇帝去世，徽宗皇帝继位，苏轼等人的命运也迎来转机。但是已经太晚了。就在同年，秦观在广西横州去世，年仅五十岁。此时距离这首词的写作时间不过两三年而已。从公元1041年庆历新政，到公元1100年徽宗皇帝继位，不过六十年间，大宋王朝却先后在庆历新政、熙宁变法、元祐更化……等新党与旧党之中反复折腾，最终如何？还不是把太祖太宗皇帝积攒的那些家底都一点一点挥霍光光！公元1127年，靖康之难，北宋灭亡。一个曾经创造了那么辉煌的王朝，就这么轻易地毁于一旦。为什么？秦观“为谁流下潇湘去”的发问，看似对自身，也似乎是种隐喻。南宋词人张孝祥曾道“追想当年事，殆天数，非人力，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靖康之耻果真是天命如此？吾不敢苟同！读这首词的时候，我常想起鲁迅先生的一段话。“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间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这段话是先生在极度苦闷之际写下，我总觉得先生的心境与秦观的写这首词的心境是相通的——找不到出路，这个世界便与自己无关，也只能任时光消磨，任自己在孤馆中沉沦。  人，倘若活于苦闷之中，处处都是孤馆。这几日我心里颇不宁静，犹如运河上的水，看似波澜不惊，其实风浪从来都不曾消去。在一个居住多年的城市里，身心皆漂泊不定，内心的凉并不比秋风的凉轻上几分。我甚至觉得我的身体已荒芜如沙漠，若非还有眼睛如月牙泉般坚强，我早就倒下——倒向山林或者归于沉寂。总归也是一条出路，尽管这并非是我想要的结果。我试想过各种各样的场景，但依然对于今日的局面没有丝毫的准备。人最大的失望都是源于期待。是我的期待太高吗？我素来憎恨物化任何事物，但不曾想自己也被标上了价码。那些精美的价签更像是灵魂的补丁。撕扯不去，也不敢撕去。我比秦观懦弱，至少他还敢问，而我只能躲在自己的孤馆里，写着无聊的文字，看似慰藉，其实不过是自我麻醉。其实也并非没有收获，毕竟冠冕堂皇的是规矩，冷眼旁观的才是人心。鲁迅先生说“于无声处听惊雷”，我想也应该就是这个意思。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为谁呢？我呆坐孤馆，凝视运河。  作者简介：张东晓，男，生于1983年，河南平舆县人，现定居北京。作品发表在《散文百家》、《散文选刊》、《海外文摘》、《西南文学》、《西部散文选刊》等报刊杂志；著有散文集《一曲千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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