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生 本月所读的这本书对我而言更多是一种知识的输入，阅读之时“一路无话”，勾画重点，这样虽感觉收获颇多（不知以后会不会忘），但也一时语塞，不知道要说些什么，深感没文化的悲哀。可关于这本书，我还想就一个浅层感触点梳理一下我的感想。钱不钱的无所谓，主要想总结一下内心发生的一点思想变化嗯。 当西方人和清朝人接触之后，所发生的最显著的冲突体现在“意识”与“理念”之上，儒家思想笼罩下的朝贡体系与西欧“主权国家平等交往”和“殖民主义”外交体系的冲突，成为二者最终兵戎相见的主要原因。双方都无法明白对方的奇怪的关注点与着重点，鸡同鸭讲式的对话屡屡以无效告终，在这时武力只能成为了“快刀斩乱麻”的解决方法。 书中的一个小例子很能反映出这种观念上的差异：“有趣的是，据说在鸦片战争前夕的 1839年，英国驻华贸易总监督查理 · 义律曾敦促两广总督邓廷桢和平处理 '两国’间的分歧。据说邓廷桢对 '两国’一词十分不解，误以为是英国和美国。”此时期的清朝人从上到下都没有树立起“民族国家”的概念，这一概念的清晰与确立，是伴随着“外国”的侵略与渗透逐步造成的。换言之，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区别对待”之下，每一个中国人才体会到“谁是打我的”“我跟谁是一块被打的”，故而形成“我们”“他们”这样的民族和国家区隔概念。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言，民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并非是以一个“实体”的形式发展了四五千年来到今天，它作为一个概念真正被建构起来或许只是晚清以降这段时间，“中国”同样如此。 共同体既然是在想象中被建构的，便必然有其主观性与可选择性，一个典型例子就是晚清中国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与日本的密切交往。当白皮长身大鼻的西方人踏上这片土地，清朝官员与百姓或许才知道还有这样一种人类存在。“黄种人”这一概念是在“白种人”的存在下得到体认的，人种区别或许是东方与西方一个最为直观而显著的区别。在这一认识下“亡国灭种”也成为人们的焦虑所在，这也是为何梁启超会在《新中国未来记》里设想黄种人国家能够与白种人国家抗衡，最终实现黄白人种权利平等的局面。在当时，与同是黄种人的日本人联合，同样是一种关于共同体的建构理念，这种意见也被日本一些政客顺应与利用，成为建构“大东亚共荣圈”的思想基础。 出生在抗日电影电视剧与“勿忘国耻”教育下的几代人，或许大多很难接受这样的理念。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行为的仇恨，目前已被建构为中华民族一份代代相传的集体记忆，在这份记忆中“民族”这一概念得到反复强调与强化，并有逐渐演变为“全体中华民族”与“全体日本民族”尖锐对立的趋势——随便翻看一下一些微博网友的评论便可知晓。对此类现象扬·阿斯曼有一段论述： 对这一段话我不予置评，只想摆在这里。让我反复感到惊奇的，是在人类世界的纷扰中，主观意见与意识、情绪竟能在其中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物质决定意识”这一真理让我产生以下误解：所有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从物质层面考虑，物质问题得到解决后，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类似的思路其实也曾长时间流行在人们观念里，《想象的共同体》出版后，便有人认为其不够“科学”，“关注虚假意识”，仿佛只有从经济、政治等层面分析才够“深入”。 但实际情况仿佛不是这样。人类的确有一种深层的意识需要我们去相对独立地加以分析（比如建构共同体中的“归属感”意识），这些意识作为一种广泛的文化现象，同样是客观存在的，如果单从物质层面加以解释和解决，会造成更为复杂的难题以及后患。“意”与“念”在人类世界中实际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历史的走向（如柄谷行人所说，历史并非是一条必然的直线），比如宗教问题对地区发展的影响，身份认同问题对国家统一的影响等等。如果放弃对这些“意”与“念”问题的直面和关注，放弃对其作为一个独立对象之规律的考察，我们或许会陷入永远无法逃出的怪圈。 我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不太明白文学艺术之类“务虚之事”的意义，只能笼统地说“精神需求对人类是必不可少的”，仿佛它们只是作为“提供精神食粮”而存在。或许可以说，我对于“人文学”之意义的信心最终是从这个层面加以确认的——情绪、感性和意念等等，是关乎人类发展且永远需要“直面”的重要课题，而人文学是直面这一课题所不可或缺的方式。 杨早新书 绿茶新书 邱小石新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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