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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9年，意大利都灵街头。一名车夫此刻正愤怒地挥舞着皮鞭，鞭笞着一匹老马。尼采突然闯入画面，他双臂紧紧拥抱着老马，泪如雨出。一番歇斯底里之后，他倒了下去。随后尼采被送往医院，被医生诊断为瘫痪性麻痹，精神分裂。这位叫嚣着：“上帝死了！”的哲学家自己先疯了。 
像尼采这样的人，有着一颗不安的灵魂。他的一生都在总是在苦苦地寻求着什么，精神上不断地爆发危机，在动荡中度过了短促的一生。如尼采自己所言，“人生没有目的，只有过程，所谓的终极目的是虚无的。---人的情况和树相同。它愈想开向高处和明亮处，它的根愈要向下，向泥土，向黑暗处，向深处，向恶---千万不要忘记。我们飞翔得越高，我们在那些不能飞翔的人眼中的形象越是渺小。”尼采对西方传统的基督教文化持批判态度，大声疾呼“上帝死了”！主张“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并创造新的价值观。鲁迅先生曾喜爱他那惊心动魄的批判性思想闪光。 如果说传记作家的职责是通过思想家其人去阐释思想家自身，那么这尤其适合尼采，因为他外在的思想作品和内在的生活图景契合得天衣无缝。 “我无法拯救自己，假如你将我获取。除了摧毁你还能做什么？我永远不会相信。”这是露·莎乐美写给十九世纪后半叶最伟大的哲学家尼采的。也许没有人比莎乐美更有资格谈论尼采——在他们第二次见面的时候，尼采就向莎乐美提出了求婚。 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杰出的女性学者之一。1861年，她出生于俄罗斯的一个显贵家庭，父亲曾经是沙皇手下重要的将军。1882年，尼采和莎乐美在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相见了。尼采对莎乐美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们是从哪个星球上一起落到这里的？”两人深深的被彼此的智慧所吸引。只是在之后的交往中，尼采两次求婚都遭到了拒绝，尼采嫉妒莎乐美与其他人的亲密关系，两人关系决裂，尼采向友人写信痛骂诋毁莎乐美，两人的关系再也没有得到缓和。不过，莎乐美肯定尼采的成就，认定他会成为伟大的哲学家。 在这本书中，莎乐美分析了尼采的作品和生平，试图通过尼采的哲学来挖掘背后真实的人。尼采的老朋友Erwin Rohde认为，“关于尼采，没有哪本书比这本写得更好、更深入。” 
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Lou Andreas-Salomé，本名Louise von Salomé或Luíza Gustavovna Salomé，俄语：Луиза Густавовна Саломе，1861年2月12日－1937年2月5日），俄罗斯将军家庭出生的心理分析家和作家。21岁在罗马认识保罗·雷，又在其引见之下结识尼采。24岁时发表小说处女作《为上帝而战》，提出“一旦失去对上帝的信仰，人类将会怎样？”的问题。1897年，结识里尔克。50岁时认识弗洛伊德并成为其助手。尼采的行为也给人类似的神秘而沉默的印象。他日常生活中非常礼貌，有种近乎女性般的温和，向来带着一种充满善意的沉着——他喜欢得体待人接物时得体的行为，并且对此十分重视。而他也总是喜欢服装——几乎从未暴露的内心生活的外衣和面具。我记得第一次和尼采讲话时——那是罗马圣彼得堡大教堂的一个春天——他最初几分钟那种不同寻常的得体举止给我留下了深刻而错误的印象。但是这位孤独者的错误印象没有持续太久，他戴着拙劣的面具，就像一位来自荒野和群山的人作普通人的打扮；他说的这个问题很快浮现出来：“每当人们显露出什么，我们都可以问：它要隐瞒什么？它要把目光从什么上面移开？它要导致什么偏见？而且还有：这种伪装能有多精妙？而它在哪里出错了？”这种面貌表现的只是孤独的背面，尼采的内在生活必须藉此理解——与日俱增的自我孤立和自我反思。随着这一点的累积，全部外在都变成了假象——变成了孤独的深渊在周围织成的欺骗的面纱，暂时变成人眼能理解的表象。“思想深邃者与人交往时让人觉得像喜剧演员，因为他们为了被理解，总是必得先假装肤浅。”（《人性的，太人性的》，卷二，第232节）。是啊，就连尼采的思想本身（只要它是作为理论被表达的）也可算作这表象的一部分，其背后是产生它们的深刻而沉默的内在经历。它们像一层“皮肤，显露了某些东西，却还庇藏着更多东西”（《善恶的彼岸》，第32节）；他说“一个人要么藏起自己的想法，要么藏在想法背后。”（《人性的，太人性的》，卷二，第338节）他说起这种意义上那些“隐藏在灯罩下”（《善恶的彼岸》，第44节）的人时，找到了一种巧妙的自我描述——他说的是那些隐藏在思想的澄澈之中的人。因而在尼采精神发展的每个阶段里，我们都会发现他戴着某种形式的假面，而这些假面也总是恰如其分地表述了相对应发展阶段的特征：“所有深刻的东西都喜爱面具……每一种深刻的精神都需要一张面具：更有甚者，每一种深刻的精神周围都持续生长着一张面具。”（《善恶的彼岸》，第40节）“漫游者啊，你是谁？……在这里休息吧。……恢复一下吧！……什么能帮你恢复？……”“恢复？恢复？哦，你这个好奇的人啊，你在说什么呐！但是给我吧，我请求——”“是什么？是什么？说出来啊！——”“再给我一张面具！第二张面具！……”（《善恶的彼岸》，第278节）而我们不得不意识到，随着他的自我孤立和自我反思变得愈发排外，每次伪装的意义也变得愈发深刻，而他外在形式背后真正的本质，真正的存在，则越来越深地退回到隐秘的表象背后，愈发难以看到。早在《漫游者和他的影子》（第175节）中，他就已经指明了“作为面具的平庸”。“平庸是深思的精神可佩戴的最幸福的面具，因为它不让叫做平庸者的大多数人想起假面——：而他这面具正是为他们而戴——为了不刺激到他们，而不只是出于偶尔的怜悯和善良。”他从这无害的面具开始不断更换，直到换成了令人毛骨悚然的面具，而它背后还隐瞒着更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有时呆傻本身是面具，用来盖住某个不祥的、过于确知的知识”（《善恶的彼岸》，第270节）——而它最终变成了神之笑容的假象，试图将痛苦变貌为美。尼采就这样在他最后的哲学神秘主义中缓缓沉入了最后的孤独，我们无法再跟随他进入那孤独中的岑寂，它给我们留下的只有面带笑容的思想面具，像符号和象征一样，留待解读，而对我们来说，他已经变成了他某次在致友人的某封信中的落款：“永远迷失了的人”（1881年7月8日书信，于锡尔斯玛利亚）。在尼采的所有转变中，他的肖像都是透过这种内心的离群索居，这种孤独的一成不变的框架来观看我们的。 不论自己随心所欲作何装扮，——他“不论走到哪里”，总是带着“荒原和神圣的无人问津的边境”。（《漫游者和他的影子》，第337节）。而它表达的也只不过是在外部存在和孤独内心找到关联的需求，就像他给一位朋友写的那样（1880年10月31日，于意大利）：“孤独（即一种圆满的事物）作为处方，也作为天然的情愫，在我眼中愈发清晰——而我们必须构建出自己在其中可以做到最好的境况，并且做好为之牺牲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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