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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品耐 ［摘要］《老子》首章不仅对“道”开宗明义，而且它还是全文的纲领。因此首章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何正确释读首章，就成为通透老子思想的要冲。首章首句的传统解读：“道可道，非恒道；名可名，非恒名。”有明显的、难以自圆其说的硬伤。“道可道非，恒道；名可名非，恒名。”更能贴合老子本义。经过这样的断句和释读，首句和接下来的文字“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不论从逻辑关系上，还是从内容上，都得到了更好的衔接。 ［关键词］老子 句读断句 对立 否定 二元体 ［中图分类号］B223.1 ［备注］投稿日2020年6月28日，《哲学研究》未采用退稿。 传世本《老子》首章首句对“道”开宗明义，这一点很明确地表明，该章是《老子》全文的基点，是老子思想底层的“锚”。因此，如何正确释读首章，自然就成为通透老子思想的要冲。在传世各本中，该章内容汇总（表一）如下（为方便讨论，我们按照已经可以确定的句读，作出分行形式的表达，并给出各句相应的编号）： （表一）
经过比较可知，传世各本首章内容完全相同，没有差异。同时在比较的过程中可以发现，《老子》行文颇有风格，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对文的运用，排偶相对不仅在形式上形成链式结构，而且更进一步表明其内在的逻辑关联。 首章以对偶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起首，形成“道”和“名”的对待形态。句中“名”概念是清晰的，名词的“名”是名字、名称、称号、称谓之意，动词的“名”是命名、赋名、冠名、称为之意。在北京大学汉简本《老子》中出现“名可命”（《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贰）》，第144页）就不足为奇。显然“名”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表达，即《说文》所谓“自命也”其中“自”所指。“道”在老子看来，它“有状[象]混成，先天地生”（第25章），但同时它又“大象无形，道隐无名”（第41章），可见“道”原本无名，故有“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第25章）的说辞。 对于“道”本无名，庄子认为：“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当名。”（《庄子·外篇·知北游》）其中“道”的“不可闻”、“不可见”、“不可言”三项基本属性是对《老子》“道”的总括。老子有言：“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第14章）又说：“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第35章）故而“绳绳（兮）不可名”（第14章）。 就《老子》首章1.1句“道可道非常道”，韩非子认为：“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后衰者，不可谓常。唯夫与天地之剖判也具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谓常。而常者，无攸易，无定理。无定理非在于常所，是以不可道也。圣人观其玄虚，用其周行，强字之曰道，然而可论，故曰：'道之可道，非常道也。’”（《韩非子·解老 第二十》）很明显，韩非子以“无定理 非在于常所，是以不可道也”来表明“常道”具有“不可道”的属性，于是得出结论：“道之可道，非常道也。”它是与“道之不可道，常道也”结对耦合的存在。当然，重点是“道之不可道，常道也”，正言若反，在正言反说之后，成为对偶的“道之可道，非常道也。”这是韩非子对首句1.1的释读，“道可道非常道”自然取得了“道可道，非常道”的句读。显然，韩非子认为本真的老子之“道”在“（然而）可论”的同时，它是“不可道说”、“不可说道”的，这就对应到了庄子所说“道不可言”。“不可言说”之“道”若言则非，即有“道可言，非常道；道不可言，常道。”的结论，这是笔者所做的一个同构分析过程。 当今学界延续了历史上对“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样的断句，同时继承了该句中第二个“道”和第二个“名”区别于其他的观点，一者认为此二字当作名词使用，比如朱谦之先生梳理各家论述之后，赞同俞正爕的观点：“此言'道’者言词也，'名’者文字也。”（第3、4页）；二者认为此二字当作动词使用，比如陈鼓应先生持此观点。其间又有一些细微的差别，陈先生早期认为，第一个“道”字和第三个“道”字，是老子哲学上的专有名词，第二个“道”字，是指言说的意思（1988年，第53页）；第一个“名”字和第三个“名”字，为老子特用术语，是称“道”之名，第二个“名”字是称谓的意思，作动词使用（1988年，第55页）。后期陈先生把第一个“道”认为是人们习称之道，即今人所谓“道理”，第一个“名”字是指具体事物的名称，第三个“道”字和第三个“名”字仍旧保持早先的解释（2006年，第73、74页）。之所以有这样的调整，主要还是出于释读更顺畅的考虑，即老子本真之“道”以及它所对应的“名”，当真难以言说，或者确实也是无法言说，勉勉强强来言说，又勉强给出冠名，这是与随后的《老子》第25章“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其中的“强”相互关联的结果。与此榫卯契合的另一层意思就是，“可道”之“道”、“可名”之“名”它们是完全区别于“常道”和“常名”的存在，如王弼对首句1.1作注：“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故不可道，不可名也。”故此才有“常道”、“常名”是专有名词、特用术语这样的界定。经过如此这般的调整，就完全对照并契合了庄子所说：“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可以说，对于首句1.1的解读，历来注家多不存歧义，没有大的分歧，不仅如此，其影响广泛且深远。比如林语堂先生“语译”1.1句：“可以说出来的道，便不是经常不变的道；可以叫得出来的名，也不是经常不变的名。”（林语堂，第106页）充分体现出林先生诙谐通达的独特风格，大致符合以上学术共识，不要推敲便是。 我们如何用简单的方式，来反映首章对文形态所表现出的排偶对待特点呢？以1.3句“无名天地之始”和1.4句“有名万物之母”形成的对文来分析。我们把对文双方彼此的结对概念a和b单独提取出来，撮合形成二元体（a，b）的形态，如二元体（无，有），二元体（无名，有名），二元体（天地，万物），二元体（始，母），直至形成二元体（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即二元体（1.3句，1.4句）。当然在单独的1.3句中，也可以形成二元体（无，名）、二元体（天，地）、二元体（无名，天地）、二元体（名，始）等等。二元体（a，b）中的a和b是构成二元体的二个组成元，之所以a和b这二个组成元能够构成二元体（a，b），而不是形成简单的二元（a，b）的形式，是因为组成元a和b已经不是松散的互不相干的关系，它们二者存在相互依存、相互关联，并一同构成了一对矛盾关系的两个方面。从整句二元体（1.3句，1.4句）到二元体（无，有）是一个逐步细化的进程，二元体（无，有）和二元体（无名，有名）比较，可以看作是“名”的词性改变所带来的变化。“名”为动词时，二元体（无，有）各个矛盾元充当句子的主语，它们都是名词，各自代表一种物类属性称谓的名称。当“名”字转化为名词时，一种情况是二元体（无，有）随即也同时出现了词性的转变，由名词的属性衍化成为形容词的属性，用以限定相应缀词“名”，来划定“名”的特征属性。另一种情况是二元体（无，有）仍旧保持原先的名词属性不变，和连缀字“名”一同构成复合词，成为二元体（“无”名，“有”名），即二元体（“无”之名，“有”之名）或者二元体（名之“无”，名之“有”）的形式，即为二元体（无，名）和二元体（有，名）各自组成元之间的互体同构。这些演化过程反映在整句二元体（1.3句，1.4句），一方面会自然形成“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到“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各种不同的断句形态，同时另一方面，二元体（1.3句，1.4句）会相应地表现出诸多涵义上的细微差异。比较“'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以及“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同样在二元体（1.5句，1.6句）中除了二元体（无，有）之外，还可以出现二元体（常无，常有），以及二元体（常无欲，常有欲）等等。我们来比较二元体（无，有）和二元体（常无，常有）之间的内在关系：“常”如果是起限定作用的形容词，二元体（无，有）一定是名词属性，接受“常”的修饰性限定。“常”如果是名词属性，一种情形二元体（无，有）仍然保持名词属性，出现“常”之“无”、“常”之“有”，同时伴生“无”之“常”和“有”之“常”的同构形态；另一种情形是二元体（无，有）由名词属性演变为限定属性字，来呈现“常”的特征状态。每种情形都会影响到整句二元体（句1.5，句1.6）产生不同的句读，同时也出现了句式涵义上的不同演化形态。这样步步推进式的逻辑路径看似非常繁琐，笨拙而刻板，但它有二个好处，第一，不给自己留有“先入为主”的一丝机会，彻底斩断“自我预设”的种种可能，第二就是这种路径下产生全覆盖，不会遗落任何一种可能性，同时又在各个分步骤环节中能够逐一排除种种的不可能情形。 （表二）
有了这样的研究路径，再结合传世本《道》文首章在北大藏西汉竹书和马王堆汉墓帛书中出现的变化（见表二），来进一步分析，或许可以更接近老子的本义。以整句二元体（1.7句，1.8句）为例，其中1.7句的“两者”来自二元体（1.5句，1.6句）或者二元体（1.3句，1.4句），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两者”可以来自二元体（1.1句，1.2句）吗？请思考。此“两者”可能的选项是名词性二元体（无，有）、二元体（常无，常有）、二元体（常无欲，常有欲）以及它们各自的分化形态。二元体（常无欲，常有欲）区别于二元体（无，有）和二元体（常无，常有）的，是“欲”字。不论“欲”字是名词的“欲”，还是动词的“欲”，二元体（1.5句，1.6句）的“欲”一定是人的主观意识属性的反映（“道”无欲），此“欲”是与随后的“观”字对应的，如此在二元体（a，b）模型下可以形成二元体（欲，观）。一方面二元体（欲，观）是对“不可闻”、“不可见”、“不可言”三项“道”的基本属性的延续，显然二元体（欲，观）承载的外在对象一定是“道”；另一方面二元体（欲，观）自身的主体是观测者自己。从二元体模型来看，观测者本身是二元体（欲，观）的实际载体，由此观测者可实现二元体（欲，观）的功能。因此二元体（欲，观）相对于它的实际载体，就成为宿体的形态，借由这个宿体（功能）的实现，主体转而可称之为寄主。这是二元体（寄主，宿体）形成过程的描述，即有二元体（人，人的功能）。 宿体二元体（欲，观）中“欲”是动词属性时，表达观测者“想要”（实现欲望）的意愿，在这个意愿之后，随之而来的是“观”这个行为的发生。“欲”是寄主的名词属性时，它直接可以发生作用关系的方向有两个，其一直接和后边的“观”字发生作用，形成“以欲观”，表明“观”的主观动作呈现出“意念”、“意识”的形态；其二直接是和前边的“无”/“有”发生作用，成为“无”、“常无”、“恒无”的缀词，组合之后再作用于“观”。不论何种情形，“欲”在虚实之间跳转、游移的表现是一定的。这是和二元体（1.5句，1.6句）中的“其”发生联动的关键。“其”首先是“观”的对象和受体，这是二元体（受体，观）成形的原因，即有二元体（其，观）。“其”所指究竟是什么，所有的可能如下：第一是“欲”，第二是二元体（有，无）或者二元体（恒无，恒有）、二元体（常无，常有），第三是二元体（欲，观）承载的外在对象“道”。第三种情形跨过了二元体（1.3句，1.4句），直接和二元体（1.1句，1.2句）发生了作用和联系。 纵观《老子》首章，二元体（1.3句，1.4句）和二元体（1.5句，1.6句）之间形成整句的结对耦合形态，二元体（1.7句，1.8句）是对这一结对耦合构形作出二元体（同，异）即二元体（同，不同）的归纳总结。从1.7句“（此）两者同出异名”所含“名”字来看，二元体（1.7句，1.8句）是对二元体（1.1句，1.2句）的回归。“名”受到二元体（同，异）矛盾元“异”的作用，形成“异名”即“名之异”的结果，由此“名”被一分为二，是对二元体（有，无）或者二元体（恒无，恒有）、二元体（常无，常有）的应和。同样，二元体（同，异）的矛盾元“同”结对于“同出”就理当是对一分为二的“异名”的逆退复归。可以认为，“异名”和“同出”是结对耦合的两个反相的进程，或者说，“同出”是对“异名”过程的逆退，反之亦然。 由此分析来看，《老子》首章整体上是由两个大的板块构成，二元体（1.1句，1.2句）是一个纲领性的板块，二元体（1.3-1.4联句，1.5-1.6联句）结对二元体（1.7句，1.8句）形成第二个主要板块。第一板块是主干，第二板块是分枝。二元体（1.9句，1.10句）有两种存在形态：第一，以独立于整句二元体（1.7句，1.8句）的形态自主存在，连缀在一起就成为“两者同出，异名同谓；玄之又玄，众眇之门”（高明，第227页）。第二，它成为1.8句“同谓”之后的连缀句，完全复归于二元体（1.7句，1.8句）当中，实际形成二元体（1.7句，1.9-1.10联句）的形式，即为“（此）两者同出，异名。同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两种情形的不同在于，如何处置“同谓”，一者“同谓”没有宾词，二者“同谓”有宾词。如果从“受体”的角度考量，就出现“同谓”有没有“受体”对象的问题。不论“谓”是用作名词，还是充当动词，“谓”果真可以没有“受体”吗？“同谓”之“谓”与“异名”之“名”有无冲突的发生呢？ 有以上这些分析作基础，我们再回到二元体（1.1句，1.2句）这里，进一步做更深入的分析。按照先前取得的经验，以同样的思路，从1.1句和1.2句彼此形成的对文结构中，提取出矛盾二元体，它们是二元体（道，名）、二元体（常道，常名）、二元体（非常道，非常名），以及二元体（可道，可名），在北大汉简即为二元体（道，名）、二元体（恒道，恒名）、二元体（非恒道，非恒名），以及二元体（可道，可命），马王堆帛书有相似的二元体存在，不赘言。我们看到，传世本到简帛本出现了“常”到“恒”的变化。如果从“道”的宇宙属性来考察，“恒”字从月，更能贴合“道”的这一属性。由此基本可以认定，此处“常”为后衍，“恒”当为《道》文原初的用字（另文详议）。在这些矛盾二元体中，二元体（道，名）无疑是整句二元体（1.1句，1.2句）的最小矛盾二元体，也是最为基础和重要的二元体。 前文有称，“名”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表达，和二元体（欲，观）具有相同的寄主属性。可以肯定，“名”的对象就是“名”的受体，即可用二元体（受体，名）这一形式来反映这种对“受体”对象“命名”的关系。作为“受体”对象，一方面它具有“实”的属性，比如可看见、可触摸，表现为具有真实的实际的存在属性，这是它的“有”，另一方面，该“受体”对象又同时存在“虚”的属性，表现出它“无名”。因其“无名”而要得“名”（“欲”的体现），所以受到二元体（受体，名）的作用。“受体”的“无名”正是它的“无”，此“无”不可见，不可触。由此推论，在“名”的背后存在着二元体（有，无），从“无”到“有”是“名”的动态取得过程，而动态的终止会在静态的“名”这里体现。这样“名”的“受体”对象会受到二元体（虚，实）的作用，“实”成为其“体”，“虚”成为其“名”。于是很自然的，这个“虚”之“名”成为宿体，“实”之“体”为寄主，即可取得二元体（寄主，宿体）的同构形态，也就是二元体（事物，事物的名称），即二元体（事物本体，事物的名称）。对应到《老子》的“道”就成为二元体（“道”体，“道”名）的形式。简而言之，二元体（受体，名）其组成元“受体”成为了二元体（寄主，宿体）的“寄主”，组成元“名”以具体化的成果（即名称）最终成为了“宿体”，这是一个从二元体（受体，名）到二元体（寄主，宿体）的互体同构过程的描述。 具体到《老子》首章首句二元体（1.1句，1.2句），在二元体（受体，名）的规范下，“道”本身因其“无名”而成为了“名”的受体，形成二元体（道，名）。其中“受体”的“道”以本身的“实”成为“寄主”，“名”因其“虚”成为“宿体”，即二元体（“道”体，“道”名）与二元体（道，名）完成互体同构过程。至此“道”的实体最终取得“道”这个赋名，它自身也从“无名”演化为“有名”。这是《老子》首章首句二元体（1.1句，1.2句）和第二句二元体（1.3句，1.4句）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由隐藏到显性化的细节描述。很显然，一方面首句二元体（1.1句，1.2句）的1.1句“道可道非恒[常]道”和随后1.2句“名可名非恒[常]名”之间因有内在的递进关系，而形成二元体（道，名），另一方面二元体（有，无）是其中递进关系暗含的内核，二元体（有，无）是隐性的表现形态。二元体（有，无）的组成元“无”和“有”彼此之间构成相互的反形态，表明组成元之间彼此的依存关系进一步转化为对待对立的矛盾关系，这是二元体发展到矛盾二元体的内在动因。 对“名”而言，在二元体（有，无）中，具体“受体”对象的“名”只能占据其中的某一个矛盾元，表现为非“有”即“无”，或者非“无”即“有”，榫卯契合的构形，它不可能同时占据二个矛盾元，也“无”也“有”不行，既“有”也“无”还不行；但“名”概念自身总体上反而是同时占据“无”和“有”二个矛盾元，这样才有“名”概念的矛盾二元体（有，无），“名”成为“总称”之“名”。因此，从二元体（受体，名）来看，矛盾元“名”一方面以“总名”的姿态统领所有的“受体”对象的“名”，呈现出一种包容的关系（也包括“道”），另一方面“总名”普遍性的“有”即“有名”还必须给“无名”的“受体”对象赋予一个特定的和独有的“名”，以此“名”完成“授受”的行为，即“名”二元体（有，无）从“无”到“有”的变现过程。值得注意的是，从“无”到“有”所呈现出的，是一个单向、单指向的关系形态。这种关系形态起始于“无”，终止于“有”；同时，一旦“受体”获得“有”，这个“有”即“有名”就是恒久的“有”。当然“受体”的“无”、“无名”如果没有受到二元体（受体，名）的动态作用，那么“受体”的“无”、“无名”状态也会长久地维持，即保持不变的恒定状态。这些状态都是“恒”、“常”的结对耦合表现。 从反形态二元体（正，反）来看，“反”是对“正”的否定，与此同时，“正”对“反”也一并形成否定关系。这两种形态呈现结对耦合的逆退特点。这一过程互体同构到二元体（有，无），就会产生“无”对“有”的否定；同样，“正”对“反”、“有”对“无”也同时存在反作用。这是矛盾二元体中二个矛盾元彼此之间对立、对待关系的内核。“有”对“无”的（反）作用在二元体（受体，名）中以“受体”的“恒名”状态体现，“无”对“有”的（否定）作用表现为单向性的冠名、命名，最终达到“有名”的状态。因此整句二元体（1.3句，1.4句）所描述的“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在“名”这里就是自然之事了。可见，“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和“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二者之间并无本质区别。同样，“'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对比“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它们之间也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更加值得关注的是，在二元体（受体，名）中，矛盾元“名”（总名、总称）对“受体”呈现出包含、包容的关系，即“名”具有无限的包容性，它无限广大地包含了所有的“受体”对象，当然也包括“道”。这是“名”能够对“道”之“名”发生互体同构作用的必然结果，因此“道”体除了有“道”这个名称之外，还有“大”的别名，表达其无所不包之意，这是“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第25章）的道理。同样，“名”给予“受体”之“道”无限大这一属性的过程，本身就是双方发生互体同构作用的过程，也就不可避免地同时发生反作用。这个反作用的表现有二个方面，其一，“道”之体取得了唯一的、独占性的特定的“名”，即“道”这一专有称谓，这是从无限广大逆退到无限化最小的形态；其二，“道”之名的无限化最小反过来成就了“道”之体的无限广大的特质属性，这是二元体（寄主，宿体）二个组成元之间结对耦合作用的必然结果。发生在二元体（道，名）中的所有这些相互作用过程，完全来自“名”自身本体当中。比如“名”的无所不包容属性，在二元体（有，无）这里就表现为“有”的无限化趋向，无限的“有”，造成“有”趋向于极限大和无限大；与此过程相对应的是，“无”趋向于极限小和无限小。显然，无限化的进程实质是包含了榫卯契合的正反二个进程，彼此结对耦合，互体同构。到这里可以清楚，为什么《老子》会讲“同出”、“异名”（1.7句）。直白来看，二元体（有，无）有一体而出二名，此二名自然是“同出”，此二名当然还是“异名”。《老子》真真不打诳语。至于“同谓”是回归到“一体”之“名”，还是连缀后续的“玄之有玄（之）”，无大碍。笔者倾向于缀后。 经过这段分析，可以揭示出二元体（有，无）、二元体（正，反）为代表的矛盾体，其间二个矛盾元之间互体同构的实质：结对耦合是内在表征，榫卯契合是外在形态，二元体（肯定，否定）是隐性的本真。二元体（肯定，否定）在“名”概念这里就表现为，“名”的“有”和“无”之间形成相互的排他性的“肯定”和“否定”关系，“名”这个整体却获得了与排他性相反的无限包容性的“肯定”和“否定”，即“肯定”之“名”（总名）和“否定”之“名”（总名）。“肯定”之“名”（总名）可以表达为“名”，那么“否定”之“名”（总名）如何表达呢？“名”之“有名”、“无名”范围太小，且同属于“名”的二元体（有名，无名），各个组成元均无法达成跨出二元体、跃升其上的高度。“名”接受二元体（正，反）的作用，形成二元体（正名，反名）可以吗？二元体（正名，反名）一定没有见到过，但二元体（正言，反言）还是有出现的机会，“正言若反”（第78章），正话反说，不足为奇。但作为名词性质的“名”出现，二元体（正名，反名）一定不合适。再议。 首章首句，重中之重，提纲而挈领。捏捏要捡软柿子，按照先前经验，“道”先旁置，从“名”入手。1.2句“名可名非恒[常]名”这是原本的文献形态，在传统的释读中，单单提出第二个“名”区别于其他另外二个“名”。笔者追问一句，这第二个“名”区别于其他，是人为所致，还是无意为之？倘若不加以区别，可以吗？老子本义是怎样？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还是基于前文的观点，不给头脑留有“先入为主”的机会，彻底斩断“自我预设”的可能，同时矛盾二元体的分析法要求全覆盖，不遗落任何一种可能。我们已经有过单独于1.3句内提取二元体的经验，这里完全可以如法炮制。由此1.2句“名可名非恒名”产生出这些二元体，二元体（名，可）、二元体（名，可名）、二元体（名，可名非）、二元体（名，名非）、二元体（名，非恒）、二元体（名，恒名）、二元体（名，非恒名）。 首先考察“可”字，它来自二元体（可，不可）、二元体（可，可否），“不可”之“不”否定字前置，“可否”之“否”否定字后置。二元体（名，可）对比于二元体（名，不可），表现出对“名”的认可状况；二元体（名，可名）对比二元体（名，不可名），表现“名”是否能够实现“名”的动作和行为，至于“可名”和“不可名”所含之“名”它的词性是名词或是动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可”分化出来的“可以”、“不可以”所代表的这个“可能性”，这是人的能动性的反映。其次，二元体（名，可名非）和二元体（名，不可名非）结对，这时必须连同随后的二元体（名，名非）来一起讨论。“名”是“总名”，整体性“名”，“名非”是对“总名”之否定（否定字后置）。整体之“名”出现“非”的否定状态，就是整体的“总名”处于总体“无名”的表达，无任何“名”。这正是“名”的肇始发端之所在，“名，可名非”并无不妥。因此，“名，不可名非”一定不成立。二元体（名，可名非）成为无限广泛的极限的大，是包容性最大化的体现，同时二元体（名，不可名非）反相成为无限小、极限小的空置状态。显然，二元体（名，可名非）和二元体（名，不可名非）之间完成了对二元体（空，不空）以及二元体（最大，最小）的同构。再次，二元体（名，非恒）可以结对二元体（名，恒），是对“恒”和“非恒”各自之“名”的定义表述。最后，二元体（名，恒名）和二元体（名，非恒名）自然形成结对关系，同上述的二元体（名，恒）与二元体（名，非恒）之间构成结对形成耦合形态，形成以二元体（恒，非恒）对“名”状态作出的限定性描述。“名”变，非恒；“名”不变，恒。这是二元体（变，不变）与二元体（恒，非恒）的同构。同样，“恒”之名不变，是为“恒名”；“恒”之名变，成为“常”，是为“非恒名”。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聚焦到二元体（名，名非）这里。考察二元体（名，名非）的二个组成元：在它仅有的两个组成元之间，非“名”即“名非”（非此即彼），又或者是，非“名非”即“名”（非彼即此），也“名非”也“名”（是此又是彼）不行，既“名”又“名非”（是彼也是此）还不行。可见“总名”在“名”和“名非”之间，二者必居其一，是对立排他性的表现。对比二元体（有，无），也“无”也“有”不行，既“有”且“无”还不行；要么非“有”即“无”，要么非“无”即“有”。这样比较的过程，也就体现出二元体（名，名非）和二元体（有，无）、二元体（正，反）之间互体同构的细节。由此可以确认，二元体（名，名非）的两个组成元之间没有交集，交集为“空”。 同样的分析过程可以发生在1.1句“道可道非恒[常]道”这里，很自然产生出二元体（道，道非），它与二元体（名，名非）形成结对耦合的关系。正如同“道”之“名”来自于二元体（受体，名），也就表明“道”之“名”是“总名”二元体（名，可名）产生的一个具体结果，及至二元体（道，道非），这个二元体是对二元体（名，名非）互体同构得来。互体同构过程有逆退过程伴生，会表现出新的差异性。“总名”二元体（名，名非）中，“名非”是“名”的反形态，“名非”完全对“名”形成否定，是“不成名”、“不为名”的总体“无名”之象，“总名”完全空置。“名非”对比于“非名”，“非名”还是“名”，是表征“不对的名”范畴，是“有名”之下发生的“错名”之象。这是“总名”二元体（名，名非）赋名于具体事物之后，该事物的“名”二元体成为二元体（名，非名）形态时，出现的变化。及至“道”概念，二元体（道，道非）中，它的组成元“道非”并非不是“道”，它仍然还是“道”，仅仅是“道”的变易，是“道”普遍性到特殊性的变化。但“非道”就一定不是“道”，这是二元体（道，道非）和二元体（道，非道）之间出现的逆退环节。比较：“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人好径。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馀。是谓盗夸。非道也哉。”（第53章）正是“非道”不是“道”的实例。 总之，不论是二元体（名，名非）还是二元体（道，道非），都是二元体（肯定，否定）互体同构的结果。二元体（肯定，否定）的结对耦合形态是二元体（否定，否定之否定）。比如二元体（有，无）归类于二元体（肯定，否定）的互体同构，二元体（无，无非）就成为二元体（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同构形态。类似的例子，二元体（无，无不）、二元体（莫，莫非）、二元体（并非，并非不）、二元体（能否，能否不）、二元体（是否，是否非）、二元体（无所，无所不）、二元体（无可，无不可）、二元体（无为，无不为）等等。 至此我们形成二元体（句1.1，句1.2）最终的句读：“道可道非，恒道；名可名非，恒名。”经过这样的断句，释读就不仅变得非常直白，而且语义很明晰。三个“道”、三个“名”都是统一的名词属性，它们是没有区别的同一个字，“道”和“道非”的统一，构成了本真的“恒道”；“名”和“名非”的统一，形成完整的“恒名”。第一个“道”无须专门成为普通习称的“道理”，第一个“名”也不必非要特指“具体事物”的名称，人为对《老子》专有名词、特用术语的设定，就变得完全没有了必要。在北大汉简的断句则是：“道可道非，恒道殹；名可命非，恒名也。”其中“命”可视作逆退下对“名”的变易。 首章1.1-1.2联句作出这种断句和释读，自然地凸显出否定二元体（a，非a）/二元体（a，a非）即二元体（a，），这和随后的二元体（句1.3，句1.4）中的核心二元体（有，无）不仅存在紧密的内在逻辑关联，而且在递进关系规范下形成渐次展开的延伸论述。首章的两大板块之间不再出现“人为”割裂的痕迹，变得浑然一体。很明显，这样的释读使得《老子》首章的整体发展脉络更为清晰。笔者在《老子》首章之后的通篇内容中，可以得到更多的证据来支撑这种断句和释读。因为本文仅限于对《老子》首章的解构（且受篇幅限制），就不作展开讨论，另文论述就好。 笔者给出这样的断句和解读，一定会受到广泛质疑。毕竟几千年传承的观点，必然有它固有的惯性存在，并非轻易可以撼动。笔者这里从另外的角度作出分析。竹简本和帛书本相较传世本多出了许多语气词，这些语气词的应用，一方面用以表明/陈述作者肯定或者疑问、甚至否定的语义，另一方面也同时起到了断句的作用。从这个角度入手，可以把问题进一步深入。帛书1.1-1.2联句“道可道也非恒道也 名可名也非恒名也”，借语气助词自然划定了断句：“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也就是：“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它们和传统的句读完全相同，正是基于“道可道”这样的断句，《唐玄宗御注道德真经》把该章称为“道可道章第一”并不意外。截止目前，帛书的年代为最早，但最早不一定就是一定的最正确。 表面看，帛书首句二元体（1.1B，1.2B）中的“也”一方面完全截断了首句“道可道非恒道；名可名非恒名。”作其他句读的路径，另一方面它同时也带来了释读上的细微差异（特别是和传世本对比）。前文提及通常对传世本首句的释读，第一个“道”是主语，这个主语的名词正是随后而来的“可道”（谓语）的对象，同时也是后半句“名可名”的对象；第二个“道”，已经转化成为动词（作名词的“言说”也可），它和能愿动词（对应到英文的情态助动词）“可”结合，一同来描述主词名词“道”的状态。这个“道”的状态又对应到后半句的第一个名词之“名”和第二个动词之“名”（它作名词的“文字”、“名称”也无妨）。于是“道”被人为分类，包含了“可道之道”和“不可道之道”，“可道之道”是“非常道”或者“非恒道”，“不可道之道”成为老子“道”的本意，即“常道”或者“恒道”。与此相对应的是，“名”也被人为分类，包含了“可名之名”和“不可名之名”，“可名之名”是“非常名”或者“非恒名”，“不可名之名”成为老子原旨“道”之“名”的本意，即“常名”或者“恒名”。 值得注意的是，“不可道之道”在帛书“道，可道也”这里，以非常明确的语气肯定陈述，“道”是可以言说的，这一点没有半点含糊的语气，但同时，此“道”又是“非恒道也”。当我们把十分肯定的“可道也”从句中拿掉，这时再看：“道，非恒道也。”它无论如何解释不通。难道拿掉“可道也”，第一个主词“道”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吗？它的“道”之“恒”性就立马丧失了吗？请问这样“见光死”的“道”是什么“道”？“道，非恒道也”不通，所以才有“不可道之道”、“可道之道”的划分，这个划分的背后是用“可道”来限定“道”。同样的情形发生在1.2B这里，“名，非恒名也”同样是无法得解——坦白讲，“名”可以“恒名”，如“水”之名，是“恒名”；“恒”之名，变“常”名，“名”也可“非恒名”——所以必须要用“可名”来限定“名”。如何解决这其中的矛盾冲突？陈鼓应先生修正了早先的观点，给出现今的方案，认为第一个“道”不是老子本义之“道”，是习称之“道理”，第三个“道”才是《老子》原旨之“道”；第一个“名”修正为“具体事物的名称”，“具体事物的名称”一定不是普遍意义的“名”，及至第三个“名”是和老子原旨之“道”对应的特用术语，指称“道”之名。当然这个特用术语的“道”之名，它也还是“具体事物的名称”，仅仅是被固定在“道”而已，根本不具有普遍意义。那么普遍意义的“名”在《道》文中就被人为剔除和阉割。陈先生作这样的处置，他的依据是什么呢？难道仅仅是因为第三个“道”和“恒”连缀在一起、第三个“名”和“恒”连缀在一起的缘故吗？至少在开篇的首章范围内，笔者找不出任何其他可以作为解释的原因。作出这样的裁定，很大程度上还是人为的主观使然。 经过这样的处理，随之而来的问题也出现。“名，可名”明显成为了毫无意义的废话，“道，可道”实在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老子通篇都在唠叨“道”，如果它“不可道”的话，“可道”者何来？甚至于，我们在以后的文字中，也再难分辨出，哪个是老子特用术语的“名”，哪个不是老子哲学上“道”。如果把陈鼓应先生所作的修正还原到他早期的观点，即仅仅认为第二个“道”字和“名”字作动词使用，不加区别第一个和第三个的两个“道”/“名”字，问题是否可以得到一定的改善？恐怕还是不行。由此可见，不论如何调整，陈氏方案也不过是作了一个调和而已。就形成矛盾冲突的问题而言，没有从根本上得以解决。倘若机械地作“正言若反”，林语堂先生所言：“可以说出来的道，便不是经常不变的道；可以叫得出来的名，也不是经常不变的名。”则会变为：“可以说出来的道，便是经常变的道；可以叫得出来的名，也是经常变的名。”还是这个呢：“不可以说出来的道，便是经常变的道；不可以叫得出来的名，也是经常变的名。” 笔者的观点很清楚，老子的“道”本质上无需任何的限制和限定，更不会受“人为”规定的影响（否则“无为”不成立），那么“名”的自我限定和设定也就更是没有任何的意义。问题的症结是出在对第二个“道”/“名”作出区别于其他（特别是第三个对应字）这一点上，无论这第二个字是作动词使用，还是作名词使用，都不重要。这就不由得让笔者再次想起，学界曾经长久以来固守《周易》中“贞”字的释读这件事了，都不过是我们自己把“自己”往里绕罢了。但一次又一次的重演，何时是个头呢？ 参考文献 古籍：《老子》 《庄子》 《韩非子》。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贰）》，2012年，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朱谦之，2000年：《老子校释》，中华书局。 陈鼓应，1988年：《老子注译及评介》，中华书局。 2006年：《老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 林语堂，2007年：《左手孔子，右手老子》，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许抗生，1985年：《帛书老子注译与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 高明，1996年：《帛书老子校注》，中华书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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