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宣誓法案由于与天主教的法国签订多佛秘密条约，查理试图在1672年的宽容宣言中（Royal Declaration of Indulgence）提出宗教宽容，给予不信国教者与“异端”的天主教徒共享平等的权利。但是议会谴责宣言，并且在1673年订立宣誓法（Test Act），规定凡任英国公职者，必须宣誓信仰英国公教、进行英国公教的圣餐仪式。被国会紧扣财政大权的查理，知机地撤销宽容宣言，并同意宣誓法的公布，以换取国会拨款支援英荷战争。结果当时任职英国海军大臣的约克公爵（詹姆斯二世），因为在前几年已私下从新教改信天主教，所以约克公爵基于对天主教的虔诚信仰，拒绝宣誓信仰英国公教，辞去海军大臣职位并公开其天主教信仰，造成轩然大波。 因为查理的凯瑟琳王后，经过三次流产而不孕，而查理又不愿接受议会的要求，离婚再娶，所以查理之弟约克公爵，一直是公认的王位继承人。1673年约克公爵宣布他改信天主教，立刻造成轩然大波与政局动荡。当时英国长期的反天主教情绪，已经被1666年伦敦大火给强烈激化（传言为天主教徒纵火），加上荷兰执政威廉三世派人挑拨舆论，英国人连带仇视一切有关天主教的事物（特别是天主教信仰的法国），自然更难坐视天主教的约克公爵，在未来坐上王位。 （9）两党制初现亲爱兄弟家人的查理二世，采取一切方法努力捍卫兄弟的王位继承权。他与新任首相丹比伯爵（英语：Thomas Osborne, 1st Duke of Leeds），号召支持王室的议员与社会人士，与反对约克公爵的自由派议员斗争，于是以支持约克公爵继承与否，英国政界被广泛地撕裂成两个派系：反对詹姆士的辉格党（沙夫兹伯里伯爵（英语：1st Earl of Shaftesbury）领导）与支持詹姆士的托利党（丹比伯爵领导）。社会被撕裂与1674年党派形成，以及1672年中央政府受困于国会拒绝拨款的难题（第三次英荷战争正急需用钱），被迫停付一年的借款利息（实质性破产），使得金融界大恐慌与政府威信大跌，这些都造成政治与社会的危机，并且为后来的政治大风暴累积能量。 1675年查理二世为了挽回民心，接受丹比伯爵（英语：Thomas Osborne, 1st Duke of Leeds）的建议，与新教的荷兰结盟（表面上），宣称改行亲荷反法的政策。他把约克公爵信仰新教的长女玛丽公主，嫁给清教徒的外甥——荷兰执政威廉三世（威廉的母亲是查理二世的妹妹），部分降低了人民对国王倒向天主教法国的疑虑。但查理仍私底下与法王路易十四进行秘密外交，希望获得法国的外交津贴；查理并在财政大臣丹比伯爵的协助下，财政上开源节流、议会上合纵连横，暂时压制住沙夫兹伯里伯爵（英语：1st Earl of Shaftesbury）与辉格党势力（参见洛克），大致维持住托利党政府的正常运作，直到1678年。 （10）政治大风暴政治大风暴的高潮，源于1678年亲辉格党的提图斯·奥茨，制造了所谓的“天主教密谋（英语：Popish Plot）”（又称教宗阴谋，“Popish Plot”）。提图斯·奥茨指控王后私人的天主教神甫，在王后的授意下阴谋联合多名天主教徒，意图毒杀查理国王并拥立约克公爵（即之后的詹姆斯二世国王）继位。奥茨绘声绘影地描述出密谋的详细过程，并指控约克公爵涉入此阴谋，一时间人心惶惶、情绪失控，强烈要求调查天主教徒并处刑；由于奥茨的煽动，很多市民相信，天主教的凯瑟琳王后与约克公爵正在幕后操纵查理，借由天主教法国的强大支援，阴谋把英国人带往天主教的异端邪说。于是各市镇爆发强烈的反王室运动，王权危机再度出现。 接着因为1678年底查理与“太阳王”路易十四的秘密外交破裂（此前路易实行两面外交，一面贿赂、收买部分的辉格党要员，一面断续的津贴查理（从1676年的10万英镑，喊价到1678年的30万），让两方共同反对英国托利党领袖丹比伯爵（英语：Thomas Osborne, 1st Duke of Leeds）的侵法计划），路易十四想要直接瘫痪英国政府、减少法国潜在的敌人，于是向英国政界泄漏一部分查理二世与路易十四的密约文件，证实查理仍与信奉天主教的法国暗通款曲的传闻。舆论与国会因此哗然大怒，以叛国罪弹劾查理的心腹、托利党领袖丹比伯爵（英语：Thomas Osborne, 1st Duke of Leeds），使其下狱，托利党政府瓦解。查理不得已只好解散持续十八年的骑士议会，期待事情出现转机；结果事与愿违，1679年辉格党在新国会的势力大增，开始大肆捕杀嫌疑的天主教徒（查理被迫签下三十多份死刑同意书），约克公爵逃离英国。查理的王权降到最低点，而风暴进入最高潮。 （11）危机中的查理1679年后，查理蜕变成一个精明能干的优秀政治家，以弹性和多变的策略对付辉格党国会，并极力争取民心、复兴王权。当时英国虽然有过半的人民仍支持并爱戴国王（大多是农民），但因为当时只有中产市民，才有投票权选举议员和市镇自治的相关人员，所以查理的斗争目标，聚焦在如何挽回市民对他的信心。 当辉格党国会不断尝试立法废除约克公爵的继承权时（排除法案Exclusion Bill），查理与英国公教的主教们结成联盟，强调王位传承的神圣性（君权神授）。他分化辉格党人士并设下圈套，提出各种折衷的预备方案，向市民展现出国王解决问题的诚意与耐心，而让否决国王诚意的辉格党国会形象受创，慢慢给市民一种感觉说：强势霸道的辉格党，正在欺负并折磨诚恳善良的国王，这使辉格党逐渐失去民心。譬如说，查理提议未来先由国会选出摄政王，在约克公爵即位为詹姆士王后，由摄政王替约克公爵行使终身王权，只保留詹姆士名义上的王位。但沙夫兹伯里伯爵领导辉格党否决这项提议，并且强制要求由国会决定下一任君王，连带架空查理仅剩的王权。但是辉格党讨论王位继承人时，自己却分裂成两派而犹豫不决，一派支持查理二世的新教徒私生子蒙默斯公爵（英语：James Scott, 1st Duke of Monmouth）（沙夫兹伯里伯爵（英语：1st Earlof Shaftesbury）主张），占多数；一派支持詹姆士的新教长女玛丽公主（已和威廉三世成婚），较少数。 在1681年初，沙夫兹伯里伯爵（英语：1st Earl of Shaftesbury）带着辉格党的多数派议员，与查理二世进行一次关键性会谈。沙夫兹伯里把一份文件交给查理，要求他宣布蒙默斯公爵（英语：James Scott, 1st Duke of Monmouth）为合法继承人。查理回答说，这种做法违反法律，也不符合正义。沙夫茨伯里说：“如果你服从法律和正义，那就依靠我们（辉格党议会），由我们处理一切问题。我们将制定重要的法律，使维持国内秩序的必要措施具有合法性。”查理反驳道：“不要异想天开了。我决不屈服，也决不受欺负。人往往是年纪越大胆子越小，而我却恰恰相反，在未来的生命里程中，我决不让自己的名誉被玷污；我的手中有法律和正义，一切正直的人都站在我的一边；而且，我还有（国教）教会的全力支持。”说到这里，他指了指在座（英国公教）的主教说：“任何事情也不能使我们分离。”这场会谈，打破查理之前言词闪烁、狡猾虚伪的不良印象，塑造他坚忍不拔、诚实负责的正面形象，令在场人士震惊动容，也在公众间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场的主教建议查理把握宣传机会，下令全国的圣公会教堂，在礼拜天宣讲对话内容，这对查理之后的反击，可说是大大有利。 此前在1680年时，查理已着手反击。他任用能言善道、智计百出的哈利法克斯侯爵（英语：George Savile, 1st Marquess of Halifax）为首席大臣，巧舌如簧地拉抬起支持国王的舆论；加上此时越来越多人发现所谓天主教密谋根本是捏造出来的，于是查理二世利用人心对辉格党的逐渐不满，并使用国王合法的特权——反复解散、重开国会，终于在1681年最后一次解散国会之后，逐渐抢回主导权。当时许多不满查理的不信国教者与辉格党支持者，把查理于1681年解散国会并拒绝重开国会的命令，视作毁宪乱政的专制暴行，因此酝酿发动革命（沙夫兹伯里伯爵当下在1681年被解散的国会议场，号召组成“革命”议会，却被大多数议员拒绝）；但是，更多新教市民则是害怕内战再次发生，因此，要求和平落幕的人数，比酝酿革命的多上数倍。 （12）黑麦屋谋反1681年国会解散并不再召开之后，查理越来越能压制辉格党势力的主因，在于关税、消费税等国王正常收入不断增加，并且以外交手段重新获得路易十四每年十万英镑的津贴（条件是支持法国的霸主地位），让国王的年收入超过一百二十万镑（1684年接近140万镑），不需要再召开国会，乞求其拨款。当1682年约克公爵充满信心地回到英国之后，1683年爆发亲辉格党的“黑麦屋阴谋”事件。这是一群反詹姆士的新教徒，计划在国王与约克公爵途经黑麦屋一地时，杀害两人，让某位新教贵族荣登大宝。阴谋揭发后，舆论一面倒地支持国王、反对辉格党，查理于是在压倒性民意的支持下，调查搜捕辉格党高层；并且不需召开新国会，就有办法铲除辉格党。查理在民意支持下，压缩原本是辉格党权力根基的城市自治权，辉格党首长被市政法庭以叛国等罪起诉，而托利党人士则被选为接替的市政首长；重要的辉格党人士如沙夫兹伯里伯爵（英语：1st Earl of Shaftesbury）、约翰·洛克，都被迫逃亡荷兰、暂时沉寂；不信国教者也被有力地迫害。 现在查理获得人民的爱戴与最终胜利，重建了英国的绝对君主制（专制王权），因此史家称呼没有国会的1681-1685年为“第二次王政复辟（The Second Restoration）”（辉格党贬称为“第二次斯图亚特（专制）暴政”，以对照其父查理一世在1629-1640年实行的“暴政”。查理释放监狱中的丹比伯爵、建立一支八千人的常备军。这四年中没有让他苦恼的议会（虽然哈利法克斯侯爵（英语：George Savile, 1st Marquess of Halifax）建议国王召开国会，可以获得更多支持），他终于能顺心地统治王国，直到1685年2月6日他去世那日。临终前他在病床上皈依了天主教，并请求王后宽恕她不忠诚的丈夫、嘱托弟弟詹姆士照顾好他的情妇们；他的遗言是向病床周遭的人们表示歉意：“在这么不适的时机过世，既让各位烦恼，也使我深感内疚”。 查理之弟詹姆斯二世继位，他借由兄长重建的君权神授原则，试图回复王权至上的传统。不幸的是，詹姆斯二世刚愎自用，破坏原本与英国公教的联盟，试图重建天主教信仰。于是在1688年发生光荣革命，詹姆斯二世逃亡法国，玛丽公主与其夫威廉三世一同登基为英国国王，也由于大宪章的起草及签署，彻底终结了英国的绝对君主制。 （13）评价查理被证明为一个极其机警的政治家，也是一个精明的说谎能手（譬如他不断宣誓信仰英国国教，临终却皈依天主教）。他的一生不断碰上戏剧性的转变，其中历经大起大落，但晚年居然大获全胜，重拾权力与荣耀，让后人眼花撩乱；史家也无法分断他真正的性格与意图，是一个盖棺无法论定的神秘国王。 查理二世最重要的三件事迹，第一是发表《布雷达宣言（英语：Declaration of Breda）》，君主与议会共同管理国家（宣布了英国君主专制时代的结束）。第二，借“天主教阴谋案”将议会中的天主教徒清除出去（统一信仰）。第三，签署“人权保护法”（开当今西方信奉人权之先河）。 尽管比起父亲和祖父，他明显天性懒散，但是遇到危机后就全力以赴去解决，反而获得更丰厚的战果。除了两个审查条例，他对议会很少作出让步。他拒不放弃对军队的控制，并且竭力拯救其大臣丹比伯爵，避免其因叛国罪被处决。 查理很有魅力、十分风趣并广受下层人民的爱戴。他被称为“(风流)快活的欢乐王”，但是吃喝有节制；他最大的缺点是好色，有无数的情妇仍不满足（包括最得宠的法国情妇路易丝），还要与人妻偷情才快活，因此纵欲过度、损害健康。他因为早年失去父亲、不能与家人团聚（母亲晚年也定居法国），所以登基后重视亲情、照顾家人，即使陷入巨大危机也不离不弃。譬如他全力捍卫其弟詹姆士的继承权、敬爱不育的凯瑟琳王后（虽然查理对婚姻不忠），即使辉格党议会要求他离婚另娶佳人，他也不愿和天主教的王后离异（辉格党希望有合法的新教王子继承王位）。查理还爱好赛马，很多的赛马规则就是他制定的；他也喜欢钓鱼。 虽然辉格党视他为可怕的暴君，但他实际上是仁慈、亲民且宗教宽容的；托利党因此认为他是一个仁民爱物的好国王。他死后的七十五年中，一直有超过半数的人民怀念查理二世的“黄金时代”（自由、低税与享乐的时代），并反对18世纪前半的辉格党专政（寡头极权与重税剥削），这种情势一直持续到1760年“爱国君王”乔治三世（任内联盟托利党、压制辉格党）登基，才大致结束。 2005年，查理二世在历史频道（HistoryChannel）的纪录片《英国最伟大的君主》中，被评为英国十二位最伟大的君主之一。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