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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同光体的误解是如此之多，有必要作出解释。按照解释学的观点，理解是我们历史性的存在方式，而在我看来，理解是架设在河上的一座桥，就看我们敢不敢过去。 所谓同光体，是对同光以来不专宗盛唐之诗的一种称谓。《石遗室诗话》说：“丙戌在都门，苏堪告余有嘉兴沈子培者能为'同光体’。同光体者，余与苏堪戏目同光以来诗人，不专宗盛唐者也。”说得很明确：1、这是一个戏称，2、这不是一个诗歌流派，而是对这一时代某一类诗的称谓，3、这类诗不专宗盛唐，什么都宗，什么都学，兼收并蓄。不知怎么就搞成了一个流派，成了学宋的代表、江西派的承袭？看陈衍的“三元说”，从开元、元和到元祐，这几乎囊括了从盛唐到北宋的所有诗歌，这些诗歌都是他们学习的榜样。再看沈曾植的“三元说”，时间更早，从元嘉、元和到元祐，源头推到谢灵运那里了。可见同光体并不专宗宋诗，更不是什么宋诗学派的代表。 最早误解同光体的是林纾。在《旅行述异》中他说：“至于今日，则又昌言宋诗，搜取枯瘠无华者用以矜其识力，张其坛坫。”注意“枯瘠无华”！林纾认为同光体追攀宋诗，主张识见，作品枯瘠无华。然而对同光体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同光体是不能用“枯瘠无华”四字概括的，如果说陈三立、沈曾植的诗尚有这个特点的话，郑孝胥、陈宝琛、俞明震、陈曾寿等人的诗则不枯瘠，如陈宝琛诗蕴藉绵邈，林纾自己说他“诗体近临川，而清靖沉远，挹之无穷，临川未能过也”。显然《旅行述异》这话不是针对同光体的评价，只是针对其中的某些人。为什么一些学者却把它拿来当作对同光体的整体评价呢？此乃学风学养问题。学风差，学养薄，写论文时专门搜寻有利于自己的证据，甚至不惜断章取义，为我所用。以林纾的学养功力，他不可能对同光体如此“攻其一端，不及其余”，这是当代一些学人的有意识误读。 另一位误解同光体的是林庚白。林庚白本是提出“同光体”概念的陈衍的学生，后来叛逃出来反戈一击。“民国诗滥觞所谓同光体，变本加厉，自清之达官遗老扇其风，民国之为诗者资以标榜，展转相沿，父诏其子，师勖其弟，莫不以清末老辈为目虾，而自为其水母。门户既然，于是此百数十人之私言，浅者盗以为一国之公言，负之而趋。其尤不肖者，且沾沾自喜，以为得古人之真，其实不惟不善学古人，其视清之江湜、郑珍、范当世、郑孝胥、陈三立，虽囿于古人之樊篱，犹能屹然自成一家之诗，盖又下焉。”（《今诗选自序》） 仔细阅读这一段，林庚白并不是批判同光体，而是说民国诗人以同光体相标榜，援立门户。林庚白真正批判的是郑孝胥，这是因为郑氏说他诗浮薄，他受了刺激，于是说“孝胥诗情感多虚伪”。在1933年创办诗刊《长风》时，他说：“十年前论今人诗，郑孝胥第一，我第二。倘现在以古今人来比论，那么我第一，杜甫第二，孝胥还谈不上。”可见一斑。 第三位误解同光体的是金天羽（翮）。在《五言楼诗草序》中他说同光体：“标举一二家以自张其壁垒，师古而不能驭古。……又其甚者，举一行省十数缙绅，风气相囿，结为宗派，类似封建节度，欲以左右天下能文章之士，抑高唱而使之喑，摧盛气而使之绌，纤靡委随，而后得列我之坛坫，卒之儇薄者得引为口实，而一抉其樊篱，诗教由是而隳焉。”这还是在说门户之见，不满意其拉帮结派，并非对同光体的评价，“纤靡委随”更和同光体不靠，因为同光体一点不纤靡委随。金天羽（翮）继承诗界革命精神，欲破诗坛门户之见，主张广泛学习古人，其诗风雄奇诙诡，如《黄山歌》《嵩山高》《大龙湫》《灵岩》等就是代表。金天羽（翮）承接诗界革命精神，看不惯同光体霸占诗坛，这在情理之中。不过，他最好的诗倒不是继承诗界革命那一类，而是类似同光体那种传统型诗歌，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清末诗歌主要有两派：湖湘派和同光体，还有一个小派——诗界革命派，需要说明。 真正误解同光体的是以柳亚子为代表的一部分南社诗人。早在1912年柳亚子致高旭书中他批评陈三立、郑孝胥诗“刻意求艰深，病在一涩字”。1917年，柳亚子参与了对同光体评价的文学争论。柳亚子认为“郑陈枯寂无生趣”。这深得吴虞赞赏，“大为神契”，“不佞常戏说近人急于求名，而又惮于苦学，故托宋派以自救，忧言古文者之必假借桐城以装点门面。”（《吴虞《与柳亚子书》）反对柳亚子观点的有胡先骕、闻宥、朱玺等，如闻宥认为郑孝胥诗“清神独往，一扫凡秽，零金片玉，诚可珍也”。朱玺发表长文反驳柳亚子，称郑孝胥在辛亥革命后能“敛迹自好”，陈三立“晚节无恙”，攻击柳亚子、吴虞为“狗党狐群，物以类聚”。文学之争演变成了意气之争，争论变成了谩骂。 南社同光体之争影响巨大，参与者众多，双方互不相让，态度鲜明，最后导致了南社的分裂。从现在的眼光看，这一争论并非纯粹的诗学之争，它反映了那一时代特有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不是同光体那么不堪，而是时代需要，要革命就得找到一个靶子，而同光体刚好可以拿来作为革命的靶子，便被革命者有意识误读，把它妖魔化。后来的文学史也是这样书写的，以革命、进步代替诗学为标准，同光体落后保守，南社革命进步，革命进步优于落后保守，民族激进主义、革命人民文学优于保守主义和精英文学。还有将同光体与诗界革命对立看待的，前者落后保守，后者进步革命。钱仲联批评说：“惟不读同光体诗人之诗者，乃敢于强为对立门户。”也就是说他们可能没读过同光体诗，在睁眼说瞎话。 现在来看，南社的诗歌成就远不及同光体。正如林庚白所说：“南社诸子倡导革命，而什九诗才苦薄，诗功甚浅”（《今诗选自序》）。以柳亚子诗为例，其诗叫嚣轻躁，直露无味，其佳者不过《孤愤》《论诗六绝句》之类，颇有现在说的“老干味”。 对同光体的误解还有很多，诸如梁启超、章太炎、马一浮、陈子展、游国恩等，这里不一一例举了。到了当代，这种误解似乎更深，甚至有将同光体诗人视作封建遗老者，似乎他们的作品除了骛逐古诗，引经据典外便了无诗意，晦涩难懂，陈腐不堪。不知道这种看法依据何在？事实上，同光体这群人并不迂执守旧，而是一群饱学之士，如沈曾植，于经、史、音韵训诂、西北与南洋地理、佛、道、医、古代刑律、版本目录、碑帖、书法、绘画、乐律，无不精通，在珠算上也很有成就。俄国人卡伊萨林在《中国大儒沈子培》中说：“前在北京与中国儒者谈论，偶涉欧罗巴事每多舛伪，余意沈氏未必有理解欧罗巴实际之知识，迨一接其言论风采，而宿疑顿祛。沈氏实中国之完人，孔子所谓君子儒也。……彼深知中国之情形无论已，即于国外亦洞悉其情伪，所谓象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更能见微知著。”陈衍不仅通经史训诂，长于写诗，还翻译过西方经济学著作，对机械学也有研究。刘铭传抚台，邀之入幕，举凡修筑铁路、设置电信、开山抚番等事，无巨细悉咨询之。在京师为《戊戌变法榷议》十条，提倡维新。后应张之洞之邀往武昌任官报局总编纂。曾在南北多所大学讲授，编修《福建通志》。可见他们并不是泥古守旧，刻板保守的封建遗老。至于其诗作，所谓饾饤琐碎，无病呻吟，拗牙诘诎，诗味尽失更是无稽之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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