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清史》应该用白话文而非文言文？

前段时间，即将完稿的《清史》在网上引起了一阵争议。大家的争论焦点，主要是这套史书居然不是用文言文，而是用白话文写的。这让一帮古文和历史爱好者很不爽，还吧唧吧唧的列举了一大堆文言的好处：什么文言更雅、更正，更简洁等等，认为白话文罗里吧嗦，而且不尊重传统。

看到这帮人的观点，我真的觉得好笑：按照这帮人的尊古逻辑，那《清史》不仅不应该用白话文，而且连标点符号和简体字都不能用——毕竟它们也都是近现代的舶来品或产物。这帮学究咋就不在这两个环节聒噪？

当然，光这么怼，肯定不能让这帮酸学究服气。那么我就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清史》更应该用白话文而非文言？

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为什么古代会形成与白话截然不同的文言文体？其实文字这个东西，本来就是语言的一个书面延伸，而它最大、也就是最根本的用处，就是用来记录和传播。

那么，既然是语言的书面延伸，为什么会出现文言文？要知道，文言文和大家说的白话是不一样的，不管是现代还是古代，人们日常口语跟文言绝对是两码事。

一个最直接的因素，当然是规范化的需要。比如人们说话，肯定会有一些粗言秽语，即便是皇帝，估计平时也没少骂娘，这些要记录下来肯定不妥；而且口语发音是会随着时间流逝和地域不同而有变化的。今天的人如果穿越回过去——明清两朝可能也就罢了，再早点，古代人说的话发的音跟现代完全不同，语法内涵其实也有很大差异，所以穿越者其实是听不懂的。汉语作为表意文字的优势这里就现实出来了，通过规范化的文体，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日常口语的变迁，让文字能够更好的传承。

但这个其实并不是文言得以成为古代史书规范文体的最关键原因——毕竟白话也是可以规范化的，现代人，但凡稍微具备点古文素养，同样可以去阅读唐代的白话传奇小说，至于明清时候《四大名著》，那就更不在话下。

那么，真正让文言成为《二十四史》通用书面文体的因素是什么？很简单，两个字：成本！而这个成本，又分为记录、保存、流通三个环节。

在古代，文字的流传是一件成本很高的事。为什么？就是因为记录和保存太难了。中国最早是用甲骨来保存文字，但甲骨这个东西通常不大，一块骨头记录不了几个字，然后甲骨又不规则，所以大批甲骨聚在一起规范化保存就很困难，很容易就乱了套。所以商朝以后基本上就没用了。

那后来用什么呢？西周和晚商普遍比较多的是金文，就是把字刻在青铜器上。这个青铜器的话，比单个的甲骨还是面积稍微大一点，差不多够写一篇正儿八经的文章了——这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金文——刻在金属上的文章。

但饶是如此，还是很困难。因为青铜这成本依然是很高的，就算是周天子和诸侯大夫这些贵族，也不可能大写特写——成本上受不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金文，一般都是用来记功的——比如祖先干了件什么牛掰事情，或者受到周天子封赏，就筑一个鼎，在里面刻一篇文章，吹嘘下自己或者祖先。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载体青铜的成本实在太高，所以就算能在青铜上刻文章，这种文章也很短小，字数多了，地方就不够了。

可这样问题就来了：你的文章肯定要完整的表达自己想记录的内容，可载体面积又严格限制了字数。

这就形成了矛盾。要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办法是增加几个载体——也就是多搞几块青铜，或者干脆把青铜刻字面积搞大点。但这样成本太高，大家承受不了。既然如此，那就只有在文字方面下功夫，力求用尽可能少少的字，把自己的内容表达清楚。

但这个肯定是和口语白话发生冲突的。口语白话着重的是让听者理解自己的意思，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可以不太计较长短——只要不啰嗦就行。只不过，你口吐芬芳没什么成本，记录到载体上，却是需要成本的，这种冲突的存在，就决定了，需要一种跟口语白话截然不同，讲究言简意赅的书面语言出现。

这就是文言这种文体出现的第一个理由——文字记录载体的生产成本，倒逼了文言文的出现。这个生产成本越高，对书面语言言简意赅的要求也就越高。所以我们知道，金文是最言简意赅的，简到非古文专家几乎都看不懂。后面竹简出来以后，成本降低许多，所以《诗经》、《论语》这些就勉强看得懂了——但依然需要注释。但再往后，随着纸张的出现，文言文也越来越通俗。尤其是随着雕版印刷、活字印刷的慢慢出现，不仅文言文了，甚至都出现了白话小说。

但即便到了活字印刷通行的明清，修宋史、明史依然是用标准文言，而非古代白话。这又是为什么？原因很简单——白话小说是一种商品，可以通过读者的购买来回收成本赚取利润。所以用白话是可以的，甚至越白，受众范围越广，所以潜在买家越多，书商和作者更能赚钱。但修史这玩意是个学术行为和政治行为，用的是朝廷的财政，根本就无法通过售卖回本。而且史书这个东西字数比较多，动不动就几百卷，所以即便是在用竹简和纸张的情况下，成本也是挺高的。这种生产成本限制，决定了它依然要在一定程度上节省字数，以降低生产成本。何况史书是给专业人士——史学家和皇帝大臣士大夫看的，这帮人本身文化素养极高，文言毫无障碍，所以也不用担心他们看不懂。

这就是文言文著史的生产成本因素。而除此之外，还有保存因素和流通因素。

要论保存，青铜载体保存倒是最持久。但青铜成本太高，记录一篇短文可以，用来记录短则几十万、多则几百万字的史书肯定就不行了。青铜不行，丝绸之类高成本的同样不行。所以，古代保存史书的标准载体只有两个——竹简和纸。

竹简和纸本身倒是相对便宜点，但问题是，这玩意成本依然不低，而且同样占空间，竹简就不说了，即便是纸——也就是书本。一套史书几十万字、几百万字下来，也得大几十本甚至上百本。

这么一大堆书或者竹简，本身就是要花费很大成本的——首先载体原材料就是老大一笔成本。而且史书既然要流传于世，肯定不能只有一套，而是得发行一批，而这些无论是手抄或者印刷，成本也都是杠杠的。

而且就算发行了，收藏起来成本也不低。这么多竹简或者书籍，保存就很占地方——你先得有这么大的地皮，而且还得修房子，而且书籍竹简这些玩意还比较娇气，得好好保存，不然容易受潮——所以一般这种房间还得通风，还得防潮，还得天气好了拿出来晒，所以还得有专人伺候。

当然，如果就是一套史书，那收藏者可能也能对付。可问题是，能有一套完整断代史书的人，其肯定不会只看这一套，家里必然是历朝历代史书都有——不光有官修正史，还有各种非官修史书，以及其他乱七八糟的文学史学著作。这么多书要保存，这成本就非常高了——书房都不够用，一般都得修个专门的藏书楼。

这些即便是放在现代，成本也是不低的。搁在生产力落后的古代，那就更是非常昂贵，非皇室官府和大富之家，否则根本承受不起。

还有就是流通。文字既然生产出来，肯定有传播的需求。因为竹简和纸张的成本、重量和占用空间要求依然不低，所以传播起来是比较麻烦的。看的人多了竹简会散架、纸书会损坏；书和竹简太多，传阅也不方便；何况成本摆在这，古代很多人也买不起。

这也是汉代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政治流行的关键因素。因为当官必须得有文化知识，但文化知识的载体——竹简和纸书太贵，只有贵族门阀才负担得起买书藏书的开销。这也就意味着，只有门阀子弟，以及门阀大家收的亲信弟子，才有机会接触知识——也才有机会当官。这帮人从入仕起，就跟自己的家族紧密关联在一起，形成士族；至于寒族，你连书都接触不到，没有知识，就是给你个官你也当不了。直到唐宋，随着造纸术的进步和印刷术的普及，知识才慢慢下沉到小地主和富农、市民阶层，为科举和士大夫取代门阀和九品中正制奠定了基础。

流通的高成本，也对文字精练提出了高要求。文字越简洁精练，消耗的纸张越少，抄书、印书、藏书、借书、买书的成本才越低。知识才有可能更大范围流通。虽然文字过于简洁精练，对阅读提出了更高要求，但这个是人主观能动性可以克服的——你多学学就可以理解。但书的成本，这个是客观硬条件，没法短期内下降，也就不可克服。所以，为了降低硬成本，方便文字和知识传播，就必须精炼文字，广泛使用文言。

但上面这些制约文字传播的载体成本因素，在现代已经越来越弱。进入工业化社会后，随着造纸制书和排版印刷等产业的工业化，书籍生产成本大降；而交通运输的发展，又大大降低了书籍的流通成本；现代建筑业的发展，也让大规模藏书成为可能——古代建个藏书楼，成本相对于当时社会生产力来首其实是非常高的，非皇室贵族和大富豪不能承受；现代建个图书馆——虽然论绝对成本比古代藏书楼还要高，但相对于社会生产力来说，已经没那么高了。

而电脑和互联网的出现，更是将这些成本打到了地板。电子信息化时代，文字载体直接变成了数据，文字以数据的方式储存传播，成本无限逼近于零。以前你整个几千万字出来，抄写、印刷、收藏、流通，成本可以说是高不可攀；现在你整个几千万字，搁电脑和U盘上也不过几十百把MB而已，甚至直接云储存，几乎没有成本。

总而言之，搁到当今时代环境下，整一套史书，只需要考虑内容生产——也就是编纂成本就行了。至于书编出来以后的其他成本，如今都已经无需考虑。

既然如此，修《清史》还要文言文干嘛？就用白话文，这样不具备文言功底一般普通人也能读的懂；甚至文字都不再是唯一内容载体，音频同样也可以。同样，既然保存、传播和流通等问题不复存在，那内容上就可以大大充实——以前可记可不记的，或者当时看来没那么重要、细枝末节的，可能史官出于各种成本考虑就不记入正史；但现在，所有反映清朝这段历史的，不分大小，只要有价值，我们都可以详细记录，让后人能够完整的了解这段历史的全貌。

这就是清史用白话文，而且整套下来高达3000多万字的原因——这就是时代发展，科技进步，对修史这项中国古老传统的影响。

至于有些人说的，文言文有文字美感，白话文没有韵味。对于这个，我只想说，这部分所谓历史爱好者，连修史的目的都没搞明白——修史是为了历史的记录和传承，是严肃的史学工作；至于文字美感什么的，那是文学范畴的事儿。非要计较这个，那你也不应该把目光盯在《清史》，有这个功夫，还不如而是好好研究研究，看这茴字到底是哪四种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