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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5-01-19 文章出处：大众考古 作者：丁岩 张仲立 朱艳玲 西安南郊的凤栖原，南达樊川之北，东接西汉宣帝杜陵，西北延伸至大雁塔。这是一块位于渭河南岸、秦岭山麓之北的高亢地域，近于汉唐长安古城，土厚水深，适合于埋葬，千百年来无数达官贵人让这里形成了坟冢累累的特别景致。但是，由于年代久远，太多的坟冢被平整为田地，高大的封土也大都湮灭不见。 位于凤栖原的张安世西汉家族墓地，秦汉时代属于杜县，唐宋之际属于万年县，而今属于西安市长安区。今天这里依旧是地势高亢、塬高气清。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西安航天民用产业基地进行例行考古勘探工作时发现此墓地。2008年8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后对墓地进行有关的发掘保护工作。考古勘探确认的墓地面积达6万多平方米，为我们认识西汉高等级墓葬群提供了大量有效信息。 类比王侯的墓园 墓园处于墓地的核心区域，平面略呈方形，东西长约195、南北宽约159米，面积约3万平方米。墓园由甲字形大型墓M8及其6 座从葬坑（K1~K6）中型墓 M25（夫人墓）、高规格祠堂建筑（基址）、道路、排水系统，以及4条兆沟等组成。墓园的的东侧、北侧、西侧还规则祔葬有墓主后代子孙的墓葬共12座。
列侯墓 最为重要的大型甲字形墓葬 M8，位于墓园的中心，斜坡墓道北向，长65、宽24.5、深15米。在墓圹内前后分置砖椁木椁两重结构的椁室2座（前椁室和主椁室）和土圹木椁结构的耳室3座。墓室开挖和回填都规划细密，而且墓室的东、南、西三个壁面均留有整齐划一的“之”字状台阶，当是墓葬构造的高规格与工序复杂的表现之一。墓室开挖和回填过程中留下的迹象，表明当年葬埋时有非常复杂的礼仪活动。 位于墓室内的主椁室，构筑工艺复杂、规格级别高、用材用料讲究。建造者先夯土成四壁，然后壁内砌砖椁，又在砖椁内置木椁，最后在砖椁、木椁之间又填充木炭。考古人员在主椁室中部棺的位置，清理出完整的玉璧9枚，最大的直径达28厘米。另外，还清理出不少玉衣残片、管状玉器、金器、铜环、铜泡钉、五珠钱币以及陶豆、陶罐等。M8的前椁室和3个耳室，出土了数百件非常精美的文物，而主椁室不仅严重被盗，还被焚烧过，棺椁物什大多成了灰烬。在考古人员的处理和研究下，这些灰烬依然有价值，可以藉此探寻椁室筑造结构、随葬品和随葬信息等。前椁室的木椁内置放着着为数不少的车马，其中，1:1的驷马车两辆，1:4的车5辆。这些车的车马用具均是青铜、鎏金等材质，质地良好，纹饰精美。车舆、车轮等是木体髹漆，时间过了近两千年，木质部分已近朽，所幸髹漆还在，考古人员就此采取石膏打包的方式，提取进入实验室以复原该车的形制。这些随葬的车马级别很高，说明墓主身份的高贵。根据与西安地区已经发掘并确认的汉代列侯级别大型墓葬比较，考古人员推测M8墓主可能是汉代某一位爵位列侯的达官显贵。
M8耳室彩绘陶罐出土现场 从葬坑 在 M8 的东西两侧各有从葬坑3座，共6座，坑宽4~5.5、深约5、长6~38米。从葬坑为南北向的长条形，比较规整，皆为开挖土圹而构筑，各坑北端均设有阶梯式通道。从葬坑土圹内设置有楔卯结构的木椁室，由垫木、地板、立柱、侧木、棚木、封门等构成，木椁内放置随葬品。椁的北端置封门两道，封门之外（北）即是台阶式通道。 这些从葬坑，主要出土了陶甲士俑、木甲士俑、木质小型车马及与军旅有关的各种金属兵器、其它用器等，而陶质和木质的甲士俑，高约60厘米，至少有两千多件。清理出的这些随葬器物多有特殊内涵，也为判断墓主身份提供了重要标尺。
从葬坑K4出土铜量器 陶甲士俑皆裸体彩绘，头、躯体、腿足等主体部分为模制并加以修饰，发髻、生殖器、足趾等部位则以手工捏制，烧成后再装木质胳膊，施彩绘，着衣戴饰，制作相当细腻。现在这些甲士俑的胳膊、衣、甲装等都已腐朽成灰，不过俑体依然姿容生动，彩绘鲜亮。每件俑一般配置一件兵器（剑或戟或弩），部分俑配置两件兵器，有些俑还负有箭囊。从武器配置区域看，位于椁室边侧的陶俑大多配置有铁戟，而位于中部的陶俑大多配置弩机。 考古人员在位于大墓M8的东南侧约6米处的从葬坑K6，共清理、提取约500件着衣式陶甲士俑、20余件木甲士俑、青铜钟3件、青铜钺1件等。陶甲士俑和木甲士俑都是编列整体，倒塌以后依旧呈现出明确的南北成列、东西成行的行列阵式。这些俑佩挂齐全，每人配有一套武器，包括铁质戈、戟、矛、剑、弩等。随着俑在队列中位置的不同，它们武器的配置也相应变化，富规律性，是汉代军队编列编员和武器配置研究方面的极好资料。 在木俑区域还出土了青铜钟、青铜钺、旗帜痕迹、铜印章等，都与指挥系统相关。还发现11枚有关军队官职的印章，与木俑有着明显的组合关系。它们依照级别排列，职位高的位于队列的前端，职位较高的位置次之，职位低者位列最后。 夫人墓 位于M8东南侧约25米处的M25，呈甲字形，砖券墓室，斜坡墓道北向。该墓的耳室为土洞木椁砖封门结构，其内主要随葬有陶器和1:4大小的车马器。出土陶瓷器数量最多，包括灰陶罐、陶壶（原始瓷）、陶罍（原始瓷）以及体型较小的明器陶罐。据相关研究，这些原始瓷器类的陶壶、陶罍应出自江浙一带。其中两件罍和壶的肩部刻画有凤鸟的图案，每组图案一般有九只凤鸟，灵动欲飞，勾画颇有寓意。 依据M25在墓园内的位置布局、形制规模，以及墓葬内的出土物反映的墓葬级别和墓主信息，推测这座墓很可能就是M8墓主夫人的墓葬，也就是汉代的一位列侯夫人。 祠堂基址 祠堂基址位于M8正东约80米处，其中的一号建筑基址主体部分应是高台建筑，为面三进五的方形堂室，门道东向，边长19米。清理出较为完整的台基、柱础、门道、回廊、踏步、散水等建筑遗迹，以及筒瓦、瓦当、空心砖、方砖、条砖等高等级建筑材料。该处建筑基址曾经还有过扩建，扩建部分遗迹的地层关系仍清晰可寻。 依据该处建筑基址在墓园中的位置关系和该建筑本身反映的级别，对照有关文献记载，考古人员推测该处建筑基址可能就是汉代祠堂的遗留。如此，则为该汉代祠堂的形制研究和墓地的使用时段以及时代变迁的认识，均提供了直接的考古学证据。 道路和排水 墓园内的道路呈东西方向，东向接祠堂基址的北端，西向接大墓M8墓道的北部。经过发掘的道路长约35、宽2.5米，残存厚度约0.4米。这条道路规划颇为细密，筑造比较规整。应为先开挖基槽，再回填纯净的黄土，然后夯击压实，再后修整路面，最后在路面两侧竖立方砖，以保护路面。这条道路两侧竖立的方砖多有图案，图案朝向外侧。该道路的建筑模式可能已经达到了皇家辇道的层次。但这条道路路面以上大部分已不存在，大多仅存留基槽内部分。 排水道遗迹位于M8的一号耳室东北处，呈东西方向，由西向东延伸，且打破并叠压于从葬坑K2的填土之上。排水道内设置有陶质管道，系挖槽埋铺于当时地表以下约40厘米处。陶质管道似以筒形瓦拼接而成，直径约25厘米，做工较为精致。这些与墓园“长乐未央”瓦当、花纹方砖等一起发现，反映了墓园的特殊地位。 兆沟 墓园四周设置有兆沟，深约2~3米，长宽则各不相同。南兆沟长约70米，亦最宽，宽达20米，北兆沟亦长70余米。东、西兆沟则分别长20米。 尽管四周的兆沟不相连接，但是该处兆沟的组合却明确的显示出墓园茔地界域的存在，为墓园属性的认识提供了考古的确切材料。兆沟的存还在表明，该茔地的兆沟区域内确切是为某一个特定的人员所属，这也是墓园存在的确切证据。 祔葬墓的向心特征墓园的东侧、北侧、西侧有墓葬12座，是为M8的祔葬墓。在墓园的东侧有9座，墓道均朝向西，规模大小有别，基本是两两一组，顺次排列，每组均为夫妻异穴合葬的模式。墓园北侧有祔葬墓2座，墓道南向，规模大小也呈现变化，也是夫妻异穴合葬。墓园西侧有祔葬墓1座，墓道东向，却是夫妻同穴合葬。这些祔葬墓在方向布局上有着共同的特征——它们的墓道均朝向主墓。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陶器、钱币等器物判断，该墓地从西汉中期一直延续到王莽新朝，且布局完整，有明确的向心特征，对汉代家族墓地的丧葬制度等方面的研究，无疑有着特殊的认识价值和重要的学术意义。 祔葬墓M4处于墓园东侧约20米处，斜坡墓道西向，墓室居东，总长约36米。该墓葬呈甲字形土圹状，墓道、墓室壁面均留台阶，共三层。墓室与墓道交接处有木结构封门 ，将墓葬分成墓室和带有耳室的墓道两个单元。墓道南、北壁在靠近墓室的位置各设有土洞状耳室一座，室内为木椁结构，置放随葬器物，均为土坯封门。北耳室放置有陶罐、釉陶罐、原始瓷罐、陶壶、车、马、伞等；南耳室放置有木箱、铁釜、陶钵、一些鎏金器物，以及百数件铁质随葬明器构件。该墓葬是西汉中晚期典型的积沙积石积炭墓，依据墓葬的形制结构与规模以及出土器物等因素推测，该墓葬可能是该家族某一代列侯的墓葬。所以M4在该家族墓地中也具有着较为重要的地位，为研究该时期大、中型墓葬结构的发展变化，以及深入研究该家族财势消长，提供了典型而又重要的考古资料。 祔葬墓M1位于墓园的东侧，为斜坡道砖券洞室墓，级别较高，是该墓地唯一保存完好的墓葬。该墓的墓道西向，墓室在墓道东端，深约10米。砖券墓室、耳室各一座，耳室建于墓道北壁。耳室完整保存着11件编织盛器及器内的各祔葬墓M1耳室类“食品”，另有1件大型彩绘漆木箱器，均是北方地区所少见的遗物。墓室内随葬有大量彩绘漆器、铜座漆器和以金银为箍饰的漆器，棺椁已经腐朽坍塌，唯痕迹还在。从墓地布局和墓葬形制等方面推测，可能属于列侯夫人级别，墓主也就是某一代列侯夫人。 由于M1保存完好，实属难得，所以在该墓葬的考古发掘清理保护工作中，考古人员采取了多种方式的科学技术和文物保护措施，以最大限度的获取文物所携带的文化信息，并且最大限度地保存脆弱文物以及相关迹象。这些新技术和新措施的采取，在发掘保护方面获得了很好的效果。同时，探索考古工作与现场文物保护工作全方位、及时参与的工作模式。 发掘期间，对M1室内的气体抽取以了解遗物保存环境，使用小孔内窥探测，为封门打开后第一时间实施文物保护的预案制定提供信息。另外，及时地将耳室内大型彩绘漆箱提取进实验室实施有效保护，对编织盛器也进行了现场加固措施。在墓道内设置了密闭舱，稳定了墓室、耳室内环境的温度与湿度，既扩展了现场文物保护的工作空间，又利于文物的持续性长时间的现场保护工作的实施，也便于现场采取文物保护措施，力图全面保存、有效提取文物的遗存信息。 另外，考古队联合了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对M1的部分发掘保护工作，进行了现场报道和考古知识的科普宣传。 张氏墓园 墓园内的重要两座遗迹单位为M8、M25，它们墓葬本身的形制及其出土陶器和五珠钱币的形制，都具有较为明显的西汉中期的时代特征，说明该墓葬的时代应为西汉中期，墓园的时代上限也应该是西汉中期。 在M8的从葬坑K4中，发现了一枚大型篆书“张”字青铜印，印面长7、宽4厘米，有捉手。该枚印章的出现表明，从葬坑为“张”氏所属，亦同时标示该大型甲字形墓葬M8的主人应为“张”姓，该墓园即为张氏墓园。
同时，在M8的一号耳室出土“卫将长史”封泥 20多枚，而且仅有此一类封泥，表明了大墓墓主可能是“卫将长史”的长官，即“卫将军”。在西汉一朝，担任过卫将军的张姓人士，文献记载唯张安世一人。 文献对张安世的死葬有记，他的葬地也正好在“杜”东区域这一带。现揭示出的如此高规格的墓园、大型高等级漆绘车辆、高等级从葬甲士俑、高规格祠堂建筑和许多高规格的随葬重器，也都与文献所记载的张安世死后御赐茔地，御送“轻车介士”（介士即甲士）以及将作“起冢祠堂”等内容一一相合。由此，文献与发掘资料双重印证了大墓M8 墓主应为张安世。 皇家工程的杰作 张安世，字子儒，西汉武帝朝著名御史大夫张汤的次子。武帝时“少以父任郎”，后又“擢为尚书令，迁光禄大夫”。武帝之后，张安世的影响仅次于霍光。《汉书·李广苏建传》记载：“甘露三年，单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图画其人于麒麟阁，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姓霍氏，次曰卫将军富平侯张安世，……凡十一人，皆有传。”霍光死后，张安世以大司马卫将军并领尚书事而位极人臣。他为官 50 多年、享年 70 余岁，“天子赠印绶，送以轻车介士，谥曰敬侯。赐茔杜东，将作穿复土，起冢祠堂”。《汉书·张安世传》赞曰“有汉兴以来，侯者百数，保国持宠，未有若富平者也。汤虽酷烈，及身蒙咎，其推贤扬善，固宜有后。安世履道，满而不溢。”张安世一门三侯，他的家族也以八代高官大宦又未失封侯之位，为史家所称奇，《后汉书·张纯传》记载 ：“自昭帝封安世，至吉，传国八世，经历篡乱，二百年间未尝谴黜，封者莫与为此”。 而这个系统完备、筑造精细的墓园，应该是皇帝“御赐”，也是“将作”营建的杰作。该墓园不仅有大墓、从葬坑、夫人墓、祠堂等核心内容，而且还有兆沟、道路和排水等完备的辅助系统，在王侯级别墓园的考古发现中，这是极少见的。其中M8的营建，则是体现“将作”工程设计严谨、作业精到、技术高超的代表作，也为礼制研究和相关器物研究提供了确切的材料。同时，该次考古发掘工作，实施了许多先进的文物保护理念和遗产保护的理念，在现阶段的文物考古和保护领域中都具有领先的地位。当该处墓地基本被规划建设遗址博物馆之后，考古工作人员就及时、牢固地树立了为文化遗产的深入保护和流传的意识，并将之贯彻到实际的发掘保护工作中去，力图最大限度的保留古代文物信息和遗迹，为后续的展示做最大限度的准备工作。 （作者丁岩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张仲立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朱艳玲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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