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贺，字长吉，生于唐德宗贞元六年(公元790年)。他的远祖李亮是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叔父，在隋朝时曾担任过海州刺史，唐朝建立后被封为郑王。李贺虽然出身贵族，是皇室的后代，但是祖上的荣华到他这一代早已散去。李贺的父亲李晋肃在当时没有名气，只在边关做过小官，唐代宗大历三年(公元768年)秋，诗人杜甫离开四川顺江东下，途经湖北省境内的公安县时，遇见李晋肃。当时，李晋肃还年轻，杜甫又和他比较熟悉，故称他为：二十九弟；并为此写了一首题为，《公安送李二十九弟晋肃入蜀余下沔鄂》的五律诗。这样又过了二十五年，即唐德宗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当时李贺刚刚四岁，李晋肃去陕县作过县令。无论是在边关，还是在内陆，李晋肃的官职都很低，而且一直没有升迁的机会；大约在李贺十八岁那年，他便去世了。 李贺的母亲郑氏，共生有一女二子。李贺排行老二，他的姐姐嫁到王家，所以在家中与他常相厮守的只有一个弟弟。李贺在他的诗中多次提到与弟弟相聚的情景和离别时的痛苦。李贺诗《勉爱行二首送小季之庐山》（二）中有：
别柳当马头，官槐如兔目。
欲将千里别，持此易斗粟。
南云北云空脉断，灵台经络悬春线。
青轩树转月满床，下国饥儿梦中见。
维尔之昆二十余，年来持镜颇有须。
辞家三载今如此，索米王门一事无。
荒沟古水光如刀，庭南拱柳生蛴螬。
江干幼客真可念，郊原晚吹悲号号。
李贺的家乡，在唐朝属河南道河南府福昌县昌谷村(今河南省宜阳县)。福昌，据旧《宜阳县志》记载，唐高祖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因县署设在隋时营建的福昌宫，故改宜阳县为福昌县。亦因县署占用隋福昌宫地址，此宫迁建于福昌县西十七里，与连昌宫合为一宫，故福昌宫亦称连昌宫。历史上又有玉阳宫、兰昌宫之称。宋人邵雍作《故连昌宫》诗说：洛水来西南，昌水来西北。二水合流处，宫墙有遗壁。元世祖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立的《玉阳宫铭并序》石碑上记述了当年此宫的地形盛状：背负连昌（河），面对女几（山），西邻竹阁（寺），东有凤冀（山）；还记述了该宫占地四百多亩，紧靠洛阳至长安的隋唐故道，紧连昌谷的三乡驿等。唐元稹在《连昌宫词》一诗开头写道：连昌宫中满宫竹，岁久无人森似束。现在三乡北还耸立有唐塔一座，高十丈，共九级。据县志记载，此为连昌宫重要建筑之一。女几山在昌谷正南三十里处，隔洛河相望，景色峭丽。唐白居易、刘禹锡等历代文人均有题咏女几的诗文。据传说，女几山顶原有兰香神女庙，后因倒塌，移建至山脚下。在濒临洛河的大路旁，仍有女几庙遗址。女几山下有一潭，潭边有一对大小相等的石礅子，即传说中的：女几化石；也就是当年神女汲水的一副水桶。据旧县志记载：为宜阳八景之一。
李贺的童年和少年基本上都是在昌谷度过的，这里面山依水，景色怡人。据说，李贺身材纤瘦，双眉几乎相连，手指很长，能苦吟诗，能快速书写。与李贺一起交游的人，以王参元、杨敬之、权璩、崔植这些人最为密切。李贺虽自幼身体瘦弱，但聪明勤奋，虽家庭生活水平不断下降，仍能刻苦读书，尤其喜爱屈原的《楚辞》。每当李贺离家外出时，总是把《楚辞》带在身边，以便随时诵读。据说，每当李贺与友人一同出游，从不曾先确立题目，然后再写诗。他常常带着一个小书童，骑着弱驴，背着一个古旧的锦帛制作的袋子，碰到有心得感受的，就写下来投入囊中。等到晚上回来，他的母亲让婢女拿过锦囊，取出里面的诗稿，见所写的稿子很多，就说：这个孩子要呕出心才罢休啊!说完就点灯，送上饭给李贺吃。李贺让婢女取出草稿，研好墨，铺好纸，把那些诗稿补成完整的诗，再投入其他袋子，只要不是碰上大醉及吊丧的日子，李贺全都这样做，过后也不再去看那些作品；王参元、杨敬之等经常过来从囊中取出诗稿抄好带走。李贺还常常独自骑驴，来往于京城长安和洛阳之间，所到之处有时写的诗，也随意丢弃。这就是后来李贺的好友，沈子明家中仅保存下来的李贺的诗作只有四卷的缘故了。
还有一个说法是，李贺对自己的诗歌创作要求很严，为了写出一首令人满意的诗歌，他描绘自己的诗歌创作的情景是：寻章摘句老雕虫，晓月当帘挂玉弓；葛衣断碎赵城秋，吟诗一夜东方白。当李贺受朋友之命写《五粒小松歌》时，他在诗序中很谦虚地写道：前谢秀才、杜云卿命予作五粒小松歌，予以选书多事，不治曲辞；经十日，聊道八句，以当命意。李贺写诗，是在用自己的生命在写诗，也正是由于李贺是用生命在写诗，才使他的诗远近闻名。在唐德宗贞元末年，当时年仅十多岁的李贺所作的乐府诗已经开始被人广为传诵，人们把他和同时代早已知名的老一辈诗人李益相提并论，合称：二李。
李贺出生的那一年，是结束“安史之乱”十八年后的唐德宗贞元六年（公元790年）。唐德宗，名李适（公元742-805年），唐代宗长子，代宗病死后继位，在位26年，因太子李诵患病，口不能语悲伤过度而死，终年六十四岁，葬于崇陵（今陕西省泾阳县西北四十里的嵯峨山）。唐德宗在位期间，废除租庸调制，采纳宰相杨炎建议，改行两税法，并试图裁抑藩镇割据势力，加强中央集权。但是，由于措置失当，猜忌将领，不但未收成效，反而使战祸日益扩大。唐德宗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十月，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的五千军队哗变，占领长安。唐德宗仓皇逃到奉天（今陕西省乾县）。唐德宗兴元元年（公元784年）二月，朔方（今宁夏灵武县西）节度使李怀光叛乱，唐德宗又从奉天逃往汉中，七月才返回长安。从此，他对藩镇姑息迁就。后来，他任用贤臣李泌为相，北和回纥（中国古代西北方少数民族名），南连南诏（古国名，在今云南省建立的奴隶制国家），西结大食（阿拉伯帝国），时局一度缓和。但德宗又信用宦官为统帅，扩大禁军，勒索地方官进奉物资，在长安施行宫市，征收茶叶等税，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使社会矛盾日益加重。
据说，在唐宪宗元和二年(公元807年)，十八岁的李贺从昌谷来到京城长安，带着自己的作品拜谒韩愈。韩愈（公元768-824年）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当时，正值夏日中午，韩愈正准备午休，门人递上了李贺的诗稿。韩愈在困倦中不经意地看了一眼，一下子就来了精神，首篇《雁门太守行》的开头两句：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麟开。就使得韩愈惊叹不已！于是，俩人叙说良久，大有相见恨晚之势。后来，韩愈又介绍皇甫湜与李贺认识，一时，他们来往甚密。皇甫湜（约公元777-约830年），唐代散文家，字持正，睦州新安（今浙江省建德市）人。元和元年（公元806年）进士，历任陆浑县尉、工部郎中、东都判官等职。他是韩愈的学生，与韩处于师友之间。
李贺在韩愈与皇甫湜的支持和推介下，在京城很快就有了名气。 李贺为什么要拜谒韩愈？除了文人相交外，在唐朝还有一说法。原来，唐代取士，不仅要看考试成绩，还要有名人名士的推荐。因此，求取功名的书生纷纷奔走于公卿门下，向他们投献自己的代表作，叫投卷。这也分为两类，一是向礼部投的叫公卷，二是向达官显要投的叫行卷。投卷确实能使有才能的人显露头角，如诗人白居易向顾况投诗《赋得原上草》，受到老诗人的极力称赞。据唐张固《幽闲鼓吹》载：白居易初进京城，携诗拜访当时的名士顾况。顾借“居易”之名打趣说：米价方贵，居亦弗易。待读其诗至：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顾不禁大为赞赏道：道得个语，居即易矣！遂广为延誉。
在韩愈的推荐下，唐德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李贺在河南府顺利通过地方的初试，作《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辞并闰月》获隽（科举时代喻称考中），被地方保举到长安参加进士试。元和四年（公元809年），李贺赴京城参加进士试。但当时有一些人忌妒李贺少负盛名，以李贺父名“晋肃”与“进士”谐意犯讳为由，迫使他放弃了考试的资格。封建时代的规矩，对于君主和尊长的名字谥号等，不能直接写出或说出，必须用其他字来代替，如汉高祖名邦，改“邦”为“国”；唐太宗名世民，改“世”为“代”，改“民”为“人”；尚书六部中的“民部”，则改为“户部”，等等。刻印古书时，也要把当世应讳的字改掉或缺笔。这叫做避讳。避讳的要求很严格，违犯者会招致非议，甚或治罪。韩愈曾鼓励李贺应进士试，也被人指责。面对这种陈腐的时尚，韩愈十分愤慨，《讳辩》就是为这件事而写的。韩愈当然不敢反对避讳，他只能巧妙地引经据典，找出矛盾，从而反对将避讳搞得太淫滥。《昌黎先生集》中有《讳辨》一文，译成今文就是：
我给李贺写了一封信，勉励他去考进士。李贺应进士试很引人注目，同李贺争名的人出来诋毁他，说李贺的父亲名叫晋肃，李贺还是以不参加进士考试为好，勉励他去考的人是不对的。听到这种议论的人不加分辨，纷纷附和，众口一声。皇甫湜对我说：如果不辩明这件事，您和李贺都会因此获罪。我回答说：是的。
《律》文说：凡双名不专讳一个字。解释者说：孔子的母亲名“徵在”孔子在说“徵”的时候不说“在”，说“在”的时候不说“徵”。《律》文又说：不讳声音相近的字。解释者说：譬如“禹”之与“雨”，“丘”之与“蓲”之类就是。现在李贺的父亲名叫晋肃，李贺去考进士，是违背了二名律呢，还是违背了嫌名律呢？父名晋肃，儿子不可以考进士，那么倘若父亲名仁，儿子就不能做人了吗？试问避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制订礼法制度来教化天下的，不是周公、孔子么？而周公作诗不避讳，孔子不避母亲双名中的单独一字，《春秋》中对人名相近不避讳的事例，也没有加以讥刺。周康王钊的孙子，谥号是昭王。曾参的父亲名晳，曾子不避“昔”字。周朝时有一个人叫骐期，汉朝时有一个人叫杜度，象这样的名字让他们的儿子如何避讳呢？难道为了要避父名的近音字，就连他们的姓也避了吗？还是就不避近音字了呢？汉代讳武帝名彻，遇到“彻”字就改为“通”字，但没有听说又讳车辙的辙字为别的什么字；讳吕后名雉，遇到“雉”字就改称“野鸡”，但没有听说又讳治天下的治字为别的什么字。现在臣僚上送奏章、皇帝下达诏旨，也没听说要避浒、势、秉、机这些字，只有宦官和宫女，才不敢说谕和机这些字，以为这样是犯忌的。士大夫的言论行动，究竟应该依照什么法度呢？总之，无论是考据经典、质正律文还是查核国家典章，李贺的参加进士考试，到底是可以还是不可以呢？
大凡服侍父母能像曾参那样，可以免遭非议了；做人能像周公孔子，也可以达到顶点了。而现在的读书人，不努力学周公、孔子的行事，却要在讳亲人的名字上，去超越周公、孔子，真是太糊涂了。周公、孔子、曾参，毕竟是无法超过的，超越了周公、孔子、曾参，而去向宦官、宫女看齐，那么岂非宦官、宫女对亲人的孝顺，比周公、孔子、曾参还要好得多了吗？
韩愈是极力支持李贺参加进士试的，可是由于声音微弱，抵挡不住当时排挤、诽谤、忌妒李贺的人与社会的舆论，李贺还是没能参加进士试。
科举是中国古代读书人所参加的人才选拔考试，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魏晋以来，官员大多是从各地高门权贵的子弟中选拔。权贵子弟无论优劣，都可以做官。许多出身低微但有真才实学的人，却不能到中央和地方担任高官。为改变这种弊端，隋文帝开始用分科考试来选举人才。隋炀帝时期正式设置进士科，考核参选者对时事的看法，按考试成绩选拔人才。由此，我国科举制度正式诞生。科举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科举制从隋朝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开始实行，到清朝光绪帝的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试止，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
进士一词初见于《礼记·王制》篇，其本义为：可以进受爵禄之义。在推翻了隋王朝的统治后，唐王朝的帝王承袭了隋朝传下来的人才选拔制度，并做了进一步的完善。从此，科举制度逐渐完备起来。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是完善科举制的关键人物。在唐朝，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其中明法、明算、明字等科，不为人重视。俊士等科不经常举行。秀才一科，在唐初要求很高，后来渐废。所以，明经、进士两科便成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唐高宗以后进士科尤为时人所重。唐朝许多宰相大多是进士出身。常科的考生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生徒，一个是乡贡。由京师及州县学馆出身，而送往尚书省受试者叫生徒；不由学馆而先经州县考试，及第后再送尚书省应试者叫乡贡。由乡贡入京应试者通称举人。州县考试称为解试，尚书省的考试通称省试，或礼部试。礼部试都在春季举行，故又称春闱，闱也就是考场的意思。
明经、进士两科，最初都只是试策，考试的内容为经义或时务。后来两种考试的科目虽有变化，但基本精神是进士重诗赋，明经重帖经、墨义。所谓帖经，就是将经书任揭一页，将左右两边蒙上，中间只开一行，再用纸帖盖三字，令试者填充。墨义是对经文的字句作简单的笔试。帖经与墨义，只要熟读经传和注释就可中试，诗赋则需要文学才能。进士科得第很难，所以当时流传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
传说，当年反对李贺参加进士考试的，还有一个人就是明经擢第的元稹。李贺由于韩愈、皇甫湜的传名，很多人都愿意和李贺结交。当时元稹虽正年少，但他的诗写得挺棒，所以特别想和李贺交往。一天，元稹就拿着自己的名片去拜访李贺。李贺看着他的名片，先是不置可否，然后就让仆人对元稹说：明经擢第，何事来看李贺？李贺这样问，分明是没把元稹放在眼里，所以元稹觉得自己受了极大的侮辱！后来，元稹参加了制科的考试，官拜左拾遗，还当了礼部郎中，负责进士考试的日常工作。当李贺进京参加进士考试时，他就想把李贺拒之于进士门外。他以避讳为借口，以报前日之怨。显然，这就是一个传说。据载，元稹明经擢第是在唐德宗贞元九年(公元793年)，那时李贺才四岁。还有，元稹生于唐代宗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以明经擢第的那年，正是十五岁的才华少年！元和四年(公元809年)，也就是李贺在京城长安考试的那年，时元稹三十岁为监察御史，因触犯宦官权贵，次年贬江陵府士曹参军。
常科考试最初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后改由礼部侍郎主持，称：权知贡举。进士及第称：登龙门；第一名曰状元或状头，同榜人要凑钱举行宴庆活动。宴会以后，同到慈恩寺的大雁塔下题名以显其荣耀，所以又把中进士称为：雁塔题名。唐孟郊曾作《登科后》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遍长安花。所以，春风得意又成为进士及第的代称。常科登第后，还要经吏部考试，叫选试。合格者，才能授予官职。唐代大家柳宗元进士及第后，以博学鸿词，被即刻授予：集贤殿正字。如果吏部考试落选，只能到节度使那儿去当幕僚，再争取得到国家正式委任的官职。韩愈在考中进士后，三次选试都未通过，不得不去担任节度使的幕僚，才踏进官场。
元和四年的李贺，在被迫放弃了进士试以后，在京城谋得了一个管理皇家家庙祭祀的从九品小官，官称是奉礼郞。在一个春暖花开日，在京城为都官员外郎的韩愈与官为侍御史内供奉职的皇甫湜一起去看望李贺。李贺写下一首《高轩过》诗以应命：
华裾织翠青如葱，金环压辔摇玲珑。
马蹄隐耳声隆隆，入门下马气如虹。
云是东京才子，文章巨公。
二十八宿罗心胸，元精耿耿贯当中；
殿前作赋声摩空，笔补造化天无功。
庞眉书客感秋蓬，谁知死草生华风；
我今垂翅附冥鸿，他日不羞蛇作龙。
在京城长安的三年里，李贺感到自己的仕途实在渺茫，就辞去了官职回到了老家昌谷。唐宪宗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二十七岁的李贺病死于家中。据嫁入王家李贺的姐姐说，李贺快要死的时候，忽然在大白天里看见一个穿着红色丝帛衣服的人驾着红色的虬龙，拿着一块木板，上面写着远古的篆体字或石鼓文，说是召唤李贺，李贺全都不认识。躺在床上的李贺，忽然下床来，磕头说：我母亲老了，而且生着病，我不愿意去啊！红衣人笑着说：天帝刚刚建成一座白玉楼，马上召你去为楼写记。天上的生活还算快乐，并不痛苦啊!李贺独自哭泣，旁边的人都看见了。一会儿，李贺气绝。他平时所住的房屋的窗户里，有烟气，袅袅向上空升腾，还听到行车的声音和微微的奏乐声。李贺的母亲赶紧制止他人的哭声，等了如同煮熟五斗小米那么长时间，李贺最终死了。 李贺的诗是用生命写的，李贺也是用生命追求理想以实现自己的价值的人！封建社会等级森严，仕学农工商，仕是第一位的，学而优则仕是读书人追求的最高理想。作为中唐时期的李贺，仅因为避讳父亲的名字而被迫放弃参加进士的考试，这无疑扼杀了李贺的生命。
学而优则仕，语出《论语·子张》：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按白话意即为：做好了官，有余力就学习；学习好了，有余力就去做官。学而优则仕，对中国社会、对中国人的心理意识、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有非常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学而优则仕之“学”，与学而时习之之“学”，为同一意义，亦是为人之学、学做人之学，而非一般意义之学习之“学”。朱熹曰：学之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觉有先后，后觉者必效先觉之所为，乃可以明善而复其初也……学，效也，是效其人，未能孔子，便效孔子；未能周公，便效周公。（《朱子语类》卷二十）“优”字，皆宽裕、充裕之义。学而优则仕之“优”，亦是此义。朱熹曰：优，有余力也。“优”在先秦文献中，只有两义：一是充裕，二是演戏之优人。优秀之“优”出现较晚，具体而言，是秦以后的事。如《汉书·王贡两龚鲍传》曰：王、贡之材，优于龚、鲍。诸葛亮《出师表》：优劣得所。《晋书·束皙传》：参名比誉，谁劣谁优？先秦文献中的“优“字，没有“优秀”的含义。
儒家对现实社会一直抱有深情的关怀，儒家认为个人应该积极地参与社会事务，应当干预政事。内圣之学必须开显为外王之道，内圣之学必须于外王之道上见出。学而优则仕，“学”者，内圣之学也；“仕”者，外王之道也。学而优则仕，在孔子时代，只是儒家的一个政治口号，或曰政治号召，它所代表的是儒家内圣外王的政治理想。而汉以后，随着儒家思想成为正统之官方思想，特别是随着隋、唐之后科举制度的实行，此一政治号召之具体内容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并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科举制发端于隋，成形于唐，其基本特点就是公开考试，择优授任。
从科举制的积极意义上看，科举制为士人提供了步入仕途的平等机会。从理论上讲，每一个士人都有可能通过读书进学而步入仕途，由此即可从根本上改变自己及家庭的政治经济地位。而步入仕途前后政治、经济地位的巨大反差，对普通士人带来的是强烈的精神动力。而步入仕途机会的平等，则使得这一精神动力更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性。因为在世袭制条件下，入仕只是极少数人的事情，普通士人因为无望所以亦不幻想。而在科举制的条件下，只要努力，一切幻想均有可能。科举制度还为中国历朝历代发掘、培养了大量人材。一千三百年间科举产生的进士接近十万，举人、秀才数以百万。其中，但能过五关斩六将，通过科考成进士者，多数都非等闲之辈。在历朝历代中，名臣能相、国家栋梁，进士出身的占了绝大多数。还有就是，科举对于知识的普及和民间的读书风气，亦起了相当的推动作用。虽然这种推动是出于一般人对功名的追求，而不是对知识或灵性的渴望；但客观上由于科举入仕成为了风尚，中国的文风普遍得到了提高。明清两朝时，中国的读书人以秀才计，大部分时间都不下五十万人；把童生算在内则以百万计。当中除少数人能在仕途上更进一步外，多数人都成为在各地生活的基层知识分子，这样对知识的普及起了一定作用。而且由于这些读书人都是在相同制度下的产物，学习的亦是相同的圣贤书，故此亦间接维持了中国各地文化及思想的统一性和向心力。
从科举制的负面影响上看，学而优则仕的含义在此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学”不再是学做人，不再是为立身而学，而是为“仕”而学，为功名利禄而学。韩愈曰：其学其问，以之取名致官而已（《韩昌黎文集》卷二，《上考功崔虞部书》）。“学”因此而不再具有目的性意义，仅仅成为步入仕宦的门径；“优”也不再是充裕之优，而演化为优秀之优。学而优则仕，只要学得好，就可以做官，就可以荣华富贵，就可以光宗耀祖。学而优则仕，在孔子时代还是一政治号召，而科举制度的实行则使其成为统治者对士人所发出的诱惑。这种政治上的诱惑，久而久之，亦成为士人自觉的心理追求。科举制度下，劝学、好学之习成风。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晁冲之：《夜行》）。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就连堂堂皇帝亦作起了劝学诗。宋真宗《劝学诗》曰：
富家不用买粮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
男子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李贺是一个追求理想和抱负的纯粹之人，他不能接受因为父讳而被迫放弃进士考试的严酷现实。李贺的死，是因为自己报国无门的忧郁之死。
然而，纯粹的李贺真要走仕途之路，除了父讳之外还要面对许多！中唐时期的官场现象之一，就是官员们还要经常走动交往，喝酒吟诗联络感情。这一方面有利于结交朋友，一方面亦可用于仕途。否则，在唐代同样是很难踏入仕途的。韩愈曾指点过一个想去京师考进士的举子，说：京师之进士以千数。其人靡所不有，吾常折肱焉。其要在详择而固交之。善虽不吾与，吾将强而附；不善虽不吾恶，吾将强而拒。苟如是，其于高爵犹阶而升堂，又况其细者邪！意思就是说，到京城中应试的进士考生有几千人，什么样的人才都有，要想取得成功，就要具有良好的交往与沟通能力。对你有用的人（韩愈说的是善人也可理解为达官显要），即使不喜欢你，你也要同他建立良好的关系；对你无用的人，即使很喜欢你，也没有必要有过多的来往。这里，韩愈把“择善而交”视为获取“高爵”的途径。这是韩愈半生仕途沉浮得出的经验和教训，交往的重要性在此也就可见一斑了。
还有就是，在李贺所处的中唐时代，从唐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到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当中，社会一直处于不稳定之中，藩镇割据不听命和藩镇叛乱事件不断发生，使得唐宪宗李纯一直致力于削藩之战。这在纯粹的李贺看来，正是自己忠君报国的时候。李贺的忠臣报国的思想，在他的诗中随处可见！《出门寄权璩、杨敬之》中有：自言汉剑当飞去，何事还车载病身？《始为奉礼忆昌谷山居》中有：向壁悬如意，当帘阅角巾。《春坊正字剑字歌》中有：先辈匣中三尺水，直入龙潭斩龙子。《雁门太守行》中有：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南园十三首》中有：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赠陈商》诗中有：天眼何时开？古剑庸一吼。《崇义里滞雨》中有：忧眠枕剑匣，客帐梦封侯。李贺在这几首诗中都提到了剑，是其尚武吗？其实是李贺对当时国家的形势感慨而发，亦是属于手中无剑，心中有剑。这在李贺《南园十三首》中的另一首诗中有映证：桥头长老相哀念，因遗戎韬一卷书。
再说，唐宪宗在中唐的削藩战争中，为削平割据势力，对不服从中央号令的不法藩镇进行了一系列的讨伐作战。这里涌现出来的忠君爱国的将领，倒是犹如纯粹的李贺在疆场上率领将士们奋勇杀敌，攻城掠地，为唐王朝的统一在流血流汗！
高崇文 (公元746-809) ，其先祖是渤海(今黑龙江省宁安南)人，后迁幽州(今北京市一带)。高崇文性格朴实说话不多，年轻时在平卢军中。贞元中，跟韩全义镇守长武城，治军有方，升迁至金吾将军。吐蕃三万兵马侵犯宁州，高崇文率兵击破，以军功封渤海郡王。韩全义入朝为官，高崇义代其节度行营军务，亦升迁为长武城都知兵马使。元和元年（公元806年），西川节度使刘辟抗命反叛，宰相推荐高崇文的才干，宪宗下诏任他为左神策行营节度，统兵前往讨伐，与叛军战于鹿头山，八战八捷，师入成都，市井不移，珍货如山，秋毫无犯。高崇文以平蜀之功，进检校司空、西川节度使，封南平郡王。高崇文粗通文墨，厌烦案牍文事，自请镇守边关。因此宪宗下诏任高崇文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邠宁庆节度使。元和四年（公元809年）高崇文卒，谥：威武。
李光颜，字光远，生于唐肃宗乾元三年(公元760年-826年)，河曲(今山西省河曲)人。自唐宪宗元和元年始，李光颜历任代州、洛州、陈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在军中任忠武军都知兵马使、忠武军节度使，凤翔、许州、河东等地节度使；唐穆宗即位，进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唐敬宗即位，又拜司徒。李光颜从小跟随姐夫练骑射，武艺过人。初从河东军为偏将，在讨伐李怀光，杨惠琳、刘辟等割据势力的战斗中，斩将蹈车，出入如神。在元和七年（公元812年)至元和九年(814)的平淮西战斗中，他骁勇骠悍，屡建战功；后又东讨李师道，西征吐蕃，斩敌无数。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唐宪宗发十六道兵讨伐准西，李光颜为大将，率兵进军溵水，列营时曲。淮西军凌晨包围营寨，李光颜毁栏栅冲出，率领骑兵冲入敌人阵营，往来数次，身上被箭射中如刺猬一般。其子拦住马鞍，劝父不要深入敌阵，李光颜举刀喝退，继续前进。将士见主帅效死，个个争先恐后，英勇杀敌。淮西军大溃，死者数千。后来在收复郾城的战斗中，李光颜率唐军杀敌3万余人。李光颜不仅身先士卒，英勇善战，而且足智多谋，指挥若定。一次，宰相裴度亲临前沿观察敌情，被敌围困，危在旦夕。李光颜料敌如神，先派部将田布率200骑兵赶到埋伏于沟中，自己率骑兵出其不意，正面迎敌，前后夹击，大败淮西军，解救了裴度。从此，李光颜威震敌军，吴元济调集所有的强兵勇将，来防御李光颜的进攻。因李光颜功冠诸将，所以宪宗、穆宗、敬宗三代皇帝都曾为其加官进爵，封荫赐第，又赠以金银珠宝，良马玉带等物，荣耀至极。李光颜死后，废朝三日，赠太尉，谥号：忠。
李愬（公元773-821年），字元直，唐代陇右临洮（今甘肃省临洮县）人，名将李晟之子。年轻时沉勇有谋，善于骑射。虽然：以文荫起家”；任多种内廷官职，但受父亲的熏陶，立志为国效命疆场。唐宪宗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任唐（今河南省唐河县）、随（今湖北省随县）、邓（今河南省邓县）三州节度使，第二年到达唐州，十月大举围攻蔡州（今河南省汝南县），活捉吴元济。接着，申州（今河南省信阳市）和光州（今河南省潢川县）的两万多叛军也相继来降。蔡州大捷消灭了为患三十年的吴元济割据政权，解除了对东都洛阳和江淮地区的威胁，迫使长期割据不听命中央的成德（今河北省正定县）、卢龙（今北京市西南）、横海（今河北省沧州市）等镇先后上表归顺。其后，李愬奉命指挥了讨伐李师道的战斗，擒获叛军将领五十多名，基本上结束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实现了全国的暂时统一。李愬因功被任命为检校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仪（今山西长治市）节度使。这之前，他曾被封为上柱国、凉州公。唐宪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李愬因病去世，终年四十九岁。李愬为将，能因时度势，推诚待士，深谋善断，是一位智勇兼备的军事家。李愬英年早逝，不能不说是唐朝政府的一个重大损失。
在一千二百一十八年的悠悠岁月中，从生到死的李贺，其实留在世间的就是他那不朽的诗作，被历朝历代喜欢他诗歌的文人雅士诵读着、议论着、研究着。 （孙玉亮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