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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追热点， 这个世界此刻与你无关。 ——爱读书Bookworm    怀疑使我们开始了探索， 探索使我们获得了真相。 ——彼得·阿伯拉尔 分崩离析标志着这个时代，到处都是不确定，没有任何东西是立场坚定的，或是对自己有着坚强的自信。你看得到明天，但看不清后天。我们如履薄冰，且冰层在变得更薄，冰面又滑又危险；暖风扑面而来，神秘莫测，我们每个人都感觉到它在融化着冰层；现在我们还可通过的冰路，即将消失。 ——弗里得维奇·尼采，1884 这些章节讨论了现代欧洲的思想历史。首先，我们要讨论两个问题。第一，当我们谈到“思想史”这个词语的时候，我们在讨论什么？第二，我们如何定义“现代欧洲”，以便进行我们的学习研究？ 很多历史学家认为“现代”是指包括几代人的一个时间段，粗略来说，就是75年到100年这样一个时间段。换言之，对这些历史学家来说，“现代”仅仅是指“二十世纪”。他们的这种想法或许是因为现代主义这种文化和艺术运动恰好是发生在一战前后。 还有一些历史学家，观点则更为传统，认为现代欧洲是指18世纪的伟大社会和政治变革（1789-1794年的法国大革命和大不列颠的工业革命）后的欧洲。只有发生这样一系列的事件——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思想的和文化的事件的结合——才可能会在人类历史上形成一座分水岭。由于这个原因，1789年经常被认为是新世界的开端。 但是，还有一部分历史学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受的历史职业的训练，认为“现代世界”的萌芽出现于两本在欧洲思想历史上最具启发性的书籍的出版之间的时间段。这两本书分别于1543年出版的开普勒的《天体运行论》和1687年出版的牛顿的《自然数学原理》。开普勒是一名波兰天文学家，由于担心会在他的天主教教友们中造成恐慌，他推迟发表自己的著作《天体运行论》。而另一个剑桥老师，没有朋友的牛顿，他在研究引力规则上花的时间与他在炼金术上的时间一样多。这就是科学革命，对整个欧洲的想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们的世纪见证了数代科学家，生物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以及哲学家被科学的影响得神魂颠倒。对他们来说，科学的“图景”是最为现代的，然后他们会把现代的起源追溯到那些硬是在我们的词汇里加入了“革命”这个词的大事件。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科学闪烁着令人晕眩的乐观主义光彩，在1945年8月的一道火光，事实上是两道，让这种乐观主义更加耀眼。我们到底有多“现代”？我猜大概是在摧毁的速度和效率上更为现代了。在1945年8月6日，广岛的原子弹爆炸后，男人女人小孩共75,000人在15分钟内消失了。 当然，关于“现代”还有更多的解释。19世纪晚期的瑞典艺术史学家，疯子尼采的朋友，雅克布·伯克哈特（1818-1897）在1860年出版了他的两部头的巨著，《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文明》，其中认为文艺复兴是现代人的诞生之时，现代人出现之时再次被推得更前。伯克哈特写道： 在中世纪，人类意识的两端——睡梦与醒来，都在同一张面纱之下。这张面纱由信仰，幻觉，幼稚的假设组成，面纱之下的世界和历史看起来色彩诡谲。人们对自己的认识仅仅是种族的成员，人民的成员，党派的成员，家庭的成员，或是一个组织的成员——只有通过一个更大的属概念人们才能看到自己。在意大利，这层面纱最早被掀开：人们开始把国家以及世界上的其他的东西看做是身外之物了。主体开始同时认为：人是一种精神上的独立者，而且认为他自己就是自己。 对于伯克哈特来说，中世纪的人都被下了迷药，活在迷信，偏见和基督教的教条中。直到伟人们的著作在这个伟大的时代登场，西方世界的文明时代才到来了。里昂那多，皮特拉克，伊拉斯谟，古腾堡，麦哲伦，提香，拉斐尔，米开朗基多，马基雅维利，这些伟大的人给西方世界带来了文明。这是人类到达现代社会的证据么？在这里，在佛罗伦萨，威尼斯，阿姆斯特丹，巴黎和伦敦，世界开始了，一个独特的世界，一个我们的世界。 现在，在我自己的思想发展过程中，我都曾不同程度地认同上述的这些观点。但是，在教授了欧洲历史十年后，我已经重新修改了我对于“现代欧洲”的品味和理解。当波斯的经院哲学家彼得·阿伯拉尔（1079-1142）写道：“怀疑使我们开始了探索，探索使我们获得了真相。”他在阐述着一种人类理性的希腊式精神——现在我们将它称为人文主义——，同时也是对批判式思考生活的做出的隐喻。阿伯拉尔是变革时期的人物。这个法国的神学家，感觉论者与修道士活在欧洲历史中的一段被称为“12世纪的文艺复兴”的时期。 阿伯拉尔的教育是折衷的。他确实是被“激进的”神学家们教导的，但同时他也确实被非常正统的“香蒲的威廉”（1070-1121）教导。但是阿伯拉尔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不会被任何人影响。他没有变得激进，也没有变得教条，他发展出了自己的哲学。阿伯拉尔是一个勤勉、自负、有争议的人物。他并不是因为他的观点而惹上天主教廷的麻烦——而今看来他的观点都是无伤大雅的——而是因为他表达他的观点的方式。如果他表达自己观点的方式使得巴黎的教廷权威们不舒服的话，那么他与教士弗波特的侄女海洛薇兹的恋情则导致了一场丑闻。 海洛薇兹（1101-1164），遇到三十八岁的阿拉伯尔时还未满十七岁，他们在弗波特家中的聚会上认识，且相爱了。他们不顾海洛薇兹家的反对而秘密结婚了，并且有了一个儿子：阿斯特落比（意思是：天体观测仪。说实话真是熊父母。），他们被巴黎圣母院的权威围捕。然后，海洛薇兹被送去了修道院，阿拉伯特因为对海洛薇兹犯下的罪而被去势，之后也被送去了修道院。但是，无论这些，也无论教廷权威对阿拉伯特的不断的指责，阿拉伯特吸引着来自全欧洲的学生。那个时代，欧洲只有寥寥几所大学，阿拉伯特获得几乎是亚里士多德的代称的名号“哲学家”。阿拉伯特尊重经院哲学，但是他活在一个这样的时代——拉丁文献的翻译极少，而且极其难以获得，即便是对于巴黎的神学教授来说也是一样。然而，阿拉伯特却发现所有基督教的精义都可以在希腊思想里找到——这是让他惹上麻烦的地方。 阿拉伯特勇敢地宣布古代的异教徒思想与圣经思想之间的距离其实没那么远。由于这个原因，他没有指责先人——但丁也是这样——先人只是没有发现基督罢了。阿拉伯特非常讨厌那些根本没有考虑过基督教义就迫不及待地接受它的人们。他最著名的著作《问答集》在很多论题上引用了基督教的教父们——奥利金，奥古斯丁，杰罗姆和尤西比乌斯，这么做显示出他们在解释圣经时都不约而同。阿拉伯特以一般陈述的方式摆出了158个问题。这些问题放在那里，任何人想要加入对它的辩论都而已。最终的答案——真理——则留给读者们自己去总结。这种方法，当然对阿拉伯特的同行们产生了震撼。对这些人来说，圣经就是真理。争论这些在神学上已经盖棺定论的东西是没有必要的。但是阿拉伯特有自己的想法。他希望人们可以独立思考。阿拉伯特的答案就是理性和逻辑——他对于理性力量的信仰被人们夸大了，但是无论如何理性力量对他来说是重要的。在后续的课程中，我们将会看到，理性在不同时代是以不同的面貌出现的。值得重复的是，阿拉伯特是一个变革中的人物。 这节课我以彼得·阿拉伯特的一句简单的话开始，这个人或许你们谁都没有听过。怀疑使我们开始了探索，探索使我们获得了真相。——这不仅是哲学的，也是实践的，而且我个人认为关于它可以有很多解释和质疑。但是这句话的背后，是一个乐观主义的信仰。这种信仰既是世俗的，又是宗教的。理性和信仰，对于一个像阿尔伯特这样的人来说，是通往同一真相的两条不同路径。在阿尔伯特看来，唯一的真相就是上帝。 在1920年，信仰粉碎了。全面战争的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欧洲不得不开始重新思考他们的哲学根基。九百万人死于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原因，看到了这件事，谁还乐观得起来？1918年，英国诗人Wilfred Owen 写道：“'为国而死，甜蜜而荣耀’（Dulce et decorum est, pro patria mori.）只是一个老谎言。”已经存在了800年的乐观主义信仰被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权力意志、无理、非理性取代了。没有“完善”的知识，我猜测，那里总有我们无法获得的知识，又或许这些无法获得的知识也是我们不想知道的知识。还有尼采，这位德国的诗人和哲学家，他总是一再地让我们去鞭笞过去。苏格拉底因教导人们应用他们的理性而获罪。引用德尔菲神庙的神谕，苏格拉底教导我们要“认识自己”。尼采的回答是怎样呢？“苏格拉底只不过是个自以为是的小丑。”还有尼采最后的定论：“上帝已经死了，我们已经杀了他。” 还要弗洛伊德，这位喜欢“自觉意识”，可卡因和皮沙发的内科医生。人类的特点不是理性，而是非理性——不仅是人类是这样，西方文明也是如此。对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代来说，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总结出了那个时代的心灵重负。当斯宾格勒坐下来，去写作他那两部头的历史哲学时，他的德国大脑中浮现出的是《西方的衰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在1930年，T.S.Eliot在他的《灰尘的星期三》（Ash Wednesday）中总结了这个沮丧的十年： 因为我不再想知道， 那光荣时刻转瞬即逝； 因为我不再想， 因为我知道我也不应该知道， 那转瞬即逝的权柄； 因为我不能在那里畅饮， 那鲜花流泉之地， 早已空无一物。 或者，像另外一位同时代的现代历史学家所总结的：一战后的欧洲像是一只坏了的怀表。它看上去是完全正常的，但当你侧耳聆听，却全无声音。 所以，我现在已经说了这门课程的一些基本要点。我们会以基督教义开始，这是一个思想群，包括了阿尔伯特（Abelard）,但丁（Dante）和圣·托马斯·阿圭那（St. Thomas Aquinas）。我们会一直说到20世纪，这个焦虑的时代，一个充满了无意义、焦虑、无序和混乱的时代。 听到此处，你们应该清楚地看到我一直在讨论“观念”（Idea）和“概念”（Concept）。观念——他们的起源和发展——这是本课的主旨。所以，我们现在简单地转向我们第一个问题：什么是思想史？18世纪的废话连篇的哲学家大卫·休漠写道：去“追溯人类灵魂的历史”，是“历史学家的任务”。法国的嘲讽家伏尔泰补充说到：“了解之前的时代的人们在想什么，比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更为重要。”让历史学家，新社会历史学家们感到惊慌也好，大量的思想史作品开始出现在历史之中了。在我的欧洲史课堂上，我要求学生们读荷马、维吉尔、柏拉图、西塞罗、奥古斯丁、阿尔伯特、但丁、霍布斯、牛顿、笛卡尔、洛克、伏尔泰、马克思和维特根斯坦，当然这些只是一部分。最起码，这门课有很重的阅读任务——很快你们中的大部分就会发现这一点。 我曾经参加过一个非常沉闷的会议，一个杰出的思想史学家站在讲台上，悲叹说很少有本科时有耐心或是智力去捕捉思想。尽管我并不太相信这个评论，但我却没有勇气去反对它。但我在我的脑海中听到了自己的呼喊，“那就学着如何去教授思想！”换言之，教授没有教授思想并不是学生的失败，而是教授自己的失败。思想史教学的一个问题在于经常把这些思想从孕育他们的历史背景中拿出来单独看待，就好像这些思想完全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一样。有一些严肃的历史学家要求在教授柏拉图、洛克或是弗洛伊德的时候应该完全不看5世纪的希腊，17世纪的英国以及19世纪晚期的维也纳。我不同意。思想与诞生它们的历史环境之间的碰撞，以及它们对历史的影响——这是思想史的研究领域。思想史学家们有义务去使得那些隐藏在科学、文学、宗教、艺术、哲学、政治理论或是其它的一切与社会现实（那些活着的、呼吸的人类）所互动的东西背后的思想彰显出来。对于这一点，只需要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以尼采为例。他是一个在1890年彻底疯狂，且直到1900年都在疯人院度过的哲学家。尼采，就像你们中的大部分人或许知道的那样，说出了非常奇怪的语言，“上帝死了。”他还说过诸如“羔羊的直觉”“权力意志”以及“毁灭意志”。从这里，希特勒拿出了他关于“优秀种族”的观点——而且直到最近，尼采还是被认为是纳粹主义的支持者。当然，尼采死于1900年，就在同一年，有人告诉年幼的希特勒他完全没有美术天分。但是，要理解尼采和尼采的思想，我们必须要回到他的时代，去看看那些影响了他的思想家。在古典时代，我们必需要知道希腊哲学——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必需懂得希腊历史。如果再说得明晰一点，我们必须要知道尼采是如何看待希腊哲学和希腊历史的。而且，我们还要有能力去解释亚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的哲学体系。而这些，会告诉我们一些关于黑格尔（Hegel），关于谢林(Schelling)关于康德（Kant）,关于其他的一切的知识……现在你明白了。所以，思想史学家们——特别是好的思想史学家们——应该有能力更为深刻地阐释过去。当他们回答“他是从哪里获得这样的想法的？”时，他们阐述的不仅是想法本身，还有诞生这个想法的历史环境。当然，我们必需了解的是，思想史学家需要从两个维度来探讨——这个思想的起源，以及这个思想的发展。 但，还有更多。还是拿尼采为例，要了解尼采，思想史学者们需要知道一些客观的历史状况。就刚刚的例子来说，历史学者们必须熟悉： 19世纪晚期的德国文化 欧洲中产阶级社会 法国-普鲁士战争 俾斯麦专政 德国大学生活和标准 法国实证主义 达尔文进化理论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尼采的童年、家庭、性取向、教育、职业和疯狂 我们还可以提出需要了解的更多信息——历史中的任何事物——任何可能对尼采的思想或哲学观念的发展产生影响的事物。 我喜欢思想史。在所有的历史学科中我最喜欢的就是思想史。我必需强调我不是要求你们每个人都变成思想史学家，也不是说我认为思想史是是历史学科中最好的学科。我仅仅只是偏爱它。我认为思想史可以让我过上更好的生活。理解过去可以让你现在的生活更为丰盛，这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熟悉西方文明的思想遗产是重要的——它使得一个人可以建设性地思考。就像Samuel Johnson曾经对Boswell坦白的那样： “历史中关于人类灵魂的进步、科学的逐渐胜利、知识与无知的兴衰以及艺术的复兴、思想世界的变迁有着最为广泛意义的好处。” 这些课程专注于欧洲文明史中所一直彰显的主题。这个主题或是主旨就是世界观。我深信每个时代的学者们、艺术家们、诗人们、哲学家们以及其他思想家，包括一部分历史学家，形成了他们自己的世界观。世界观就是德国人所说的Weltanschauug。世界观、Weltanschauug、抑或这样的表达：“最广泛的的精神”“时代的镜子”“舆论氛围”或是另外一个从黑格尔借来的德国词汇，Zeigeist或是“时代的精神”。这些隐喻，尽管对于思想史学家来说有着很大的用处，但是也造成了持续的滥用。这种滥用背后的道理是：如果哪里出现了“时代的精神”，那么多半是制造了一个分隔出的小型社会。举例而言，17世纪当然是有科学革命。但是科学革命是对谁而言的呢？很简单，是对如同开普勒、伽利略、笛卡尔、培根、莱布尼茨、洛克和牛顿这样的人而言的。我们还可以往这个名单上加几个名字，他们17世纪的直接听众，那些业余科学家，皇权政府，君主们，教士们以及比如英国皇家学会这样的组织。然而，新思想与其对旧思想的逐渐同化并不是在一个真空中进行。我们必须了解这些思想——无论是科学的、道德的、宗教的、经济的、艺术的或是其它的——是从真实的历史环境当中孕育诞生的。以科学革命为例，我们还需要考虑这些事情：激烈的宗教斗争，教皇权力滥用，经济压迫，皇权的不稳定，鼠疫以及饥荒，新大陆的发现，以及战争。 关键点就是——我们不能够把思想从它们诞生的历史环境当中抽离出来。思想不是在空气中漂浮的气球，一个球写着“自由”，第二个球写着“日心说”，还有一个写着“自由主义”，再来一个写着“法西斯主义”。思想必需放在历史中，结合它出现的之前或是之后的事情去看。世界观是一个时代主流的观念。公元前2500年，当苏美尔的居民们发明了车轮，或是楔形文字——他们是脑子中产生了一个观念，并且执行了它。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形成了世界观。两千年后，我们发现人类的想法已经到了一个新高度。当地中海东部的爱奥尼亚的哲学家们迁徙到地中海西部，他们把他们的新思想——关于灵魂的想法——也一起带去了西方。他们到了雅典的阿提卡半岛，也就是公元前5世纪，人类发现了理性。直接的民主制，雅典确实是一块思考的沃土，尽管最终以波斯战争终结。普罗塔哥拉、巴门尼德、德谟克利特和苏格拉底，这些人看进人类的灵魂并且在那里发现了logos，即人类理性。有了这样的发现，希腊哲学家们向人类的历史遗赠丰厚的无解之题： 什么是真实的本质？ 什么是幻觉的本质？ 什么是知识？ 什么是好的生活？ 什么是正义？ 什么是美德？ 为什么我在这里？ 这些意味着什么？ 当希腊哲学家们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也在同时形成了世界观，那就是一种了解人类以及人类在宇宙中的处境的工具。毫无疑问，后代的思想家们对这些问题也有自己精彩的阐释。他们的劳动成果就是世界观——一种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像镜子一样反映着时代的变化，和变化着的历史事实的观点。思想史学家们分析世界观——所以对于这些世界观是因为哪些力量而形成的就至关重要。了解世界观的时代变迁也是重要的。对世界观的检讨，可以让我们具有两种能力。第一种是历史的，第二种是个人的。第一，对过去时代的世界观的检讨，可以让我看到那些力量使世界形成了意义。第二，如果你运气好，这种检索，同样也适用于你自己的世界观。第二种能力，尽管更为私人化，但或许是更为重要的能力。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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