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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历史学 迨至19世纪末叶，历史学又有了新的发展。此时对于柯林伍德来讲已经是当代史学家了，因此柯林伍德格外重视这一阶段的历史学。这一时段的历史学已经发展到了科学历史学的阶段。（但我们要记住科学历史学不是科学）在柯林伍德看来，这些史学家都做出了巨大的推进，然而其中绝大多数的思想都不同程度地染上了实证主义色彩，这是他所批判怀疑的。柯林伍德根据国别分别对英、德、法、意四国的主流史学进行分析与批判。 （1）英国 英国的历史学总体上是实证主义的，尽管其中有反实证主义的浪潮，但这种反对思想本身也是有强烈的实证主义成分，从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混合物。 其中布莱德雷是反实证主义浪潮的代表者。他认为考据历史学是存在的，“一切历史学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考据的” 。但是他却认为没有任何历史见证能够保证百分百的原始性，所谓的权威证词从一开始就不是真正的权威。其原因在于“我们能够相信这样一桩事实或证词的唯一条件：我必须有保证，见证人是一个像我一样诚恳的观察者，而且他同样也已经用同样的方式证实了他的观察，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判断对于我来说就恰恰像我自己的判断一样”，但是“这些条件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见证人总是他那时代的一个产儿”。如此一来，见证人的见证本身就带有其主观色彩与时代精神，见证人的证词并不能够帮助我们重建真正的事实。柯林伍德认为他的错误在于“把精神生活设想为单纯是感受和感觉的直接流动，缺乏一切反思和自我知识”。换言之，布莱德雷认识到了证词需要批判思考，但是却忘记了反思的重要性，历史学家通过证词一方面可以在自己心灵重演提供证词的见证人的思想，另一方面同样可以重演见证人正在报道的行动者的思想。历史学家具有透过表明看本质的反思能力。布莱德雷的思想极大地影响了英国诸多思想者的考虑，致使思想界陷入了空前的矛盾之中。 奥克肖特突破了这种矛盾，他认为精神有认识自己的权利，实证主义认为 历史是一系列互不干涉的事件，奥克肖特则认为历史是互相关联、互相理解的。不过奥克肖特同样陷入了历史难以认知的误区之中。“一种固定的和完结了的过去乃是一种脱离了现在经验的过去，因而也就脱离了证据（因为证据总是现在的）并且因而就是不可知的。” 这就是说，过去和现在是迥然不同的，它是脱离现在经验的，而重建历史需要证据，但证据本身的解读就是现在，历史学者对证据的利用恰恰是现在。如此一来，历史学就进入了一个巨大的悖论：“历史的过去就是现在的证据在现在所创造的那个观念世界。” 换言之历史就是现在。但柯林伍德用巧妙的方法化解了这个难题，他提出了证据同时具有直接性和传递性的特点。证据是直接的，它存在于现在，现在被解读，此时历史研究的就是现在。证据具有传递性，它承载了过去，现在被解读，历史研究的就是过去。  （2）德国 与英国实证主义思潮不同，德国的历史学者主要对历史学与科学之间的区别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们致力于“自然”与“历史”的区别之中。 文德尔班认为“科学以总结普遍规律为其目的，而历史学则以描述个别事实为目的” ，但文德尔班却又认为历史学家的思想是伦理的思想，历史学则是伦理学的分支，这就将历史学绕回科学范畴之内。李凯尔特追随文德尔班的脚步，进一步总结出了四种科学类型：纯粹自然科学、半历史性的自然科学、半科学性的历史科学以及严格的历史学。但这种区分将历史看成了个体事实的堆集，历史不再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变成了互不相关的偶然事件，这就又陷入了实证主义的泥潭之中。 在德国史学家中，柯林伍德认为狄尔泰的成就最高。狄尔泰认为历史文献和资料并不显示过去，“这些资料只是为他在自己的心灵中复活原来所产生出它们来的那些精神活动提供机缘”，“真正的历史知识乃是对其自己的对象的一种内在体验（Erlebnis），而科学知识则是试图理解（begreifen）在他面前出现的现象作为一种外部的景观。” 在这里，我们已经看到柯林伍德史学思想的影子了。然而在如何获得内在体验的问题上，狄尔泰又回到了实证主义的老路子上了，还是认为唯一方法要靠自然科学或者建立在自然主义原则之上的科学。  （3）法国 法国是实证主义的发源地，同时也是实证主义受到最坚强和最出色批判的国家。一方面，法国史学家批判自然科学；另一方面则是对精神生活或者精神过程的概念的阐述。其中突出的是拉希利埃的唯心主义与伯格森的演化主义。 拉希利埃认为心理学作为自然科学并不能如实把握心灵，心灵的本质乃是能够自我认识，“自然科学并不能由于未能在自然界中发现精神的实在就对它表示怀疑，或者是由于发现它在那里（这是永远做不到的）就证实它；而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由于它本身就是科学家精神活动的产物，而证实了它”。如此一来，拉希利埃就真正摆脱了实证主义。 伯格森的演化主义则强调生活是各种心灵状态的一一相续。“一种状态并不是跟随着另一种状态而来，因为当下一个状态开始时这种状态并非就不再存在了；它们是互相渗透的，过去继续活在现在之中，和现在融合在一起，并且在它赋予现在以一种从这一融合的事实所得到的特殊性质那种意义上而呈现出来。”换言之，过去是生活在现在之中的。不过柯林伍德对其批判道：“意识的生活对于他始终是一种直接经验的生活，而没有任何思想、任何反思、任何合理性。” 但历史学本身就是反思，是传递，是思想，这是伯格森所未能达到。 （4）意大利 最后是意大利的史学思想，柯林伍德只介绍了克罗齐的史学思想，但也是全书论述篇幅最多的历史学者。 克罗齐早在1893年的论文中就认为历史学实际上是纳入艺术普遍概念之中的，它根本不是科学。“历史学在观赏它，而这就是全部。” 这是克罗齐的第一立场，这个立场就足以使他一举割断了自然主义。 克罗齐的第二立场是1909年的《逻辑学》。逻辑学传统上分为普遍的和个别的，克罗齐却认为这种区分是错误的，普遍的其实本身也是大多数特殊形成的，就如同穆勒把正确的行动定义为获致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的行动。个别的本身也蕴含着作者和读者共有的某种伦理和政治观念的体系。历史学与哲学结合成一种判断，主语是个体的，谓语就是普遍的。如此一来，历史学就不再设想是对于个体的单纯直觉，而且哲学反倒成为了历史判断的谓语，成为了历史学之内的组成成分，成为历史学的方法论。 历史学在科学开始之前就已经完成了。因为科学一开始必须要对各种材料进行剪裁安排，而这些材料本身就是各种历史事实。因此，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这里，柯林伍德进行了经典阐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并非是在这个词的通常意义上，即当代史意味着为期较近的过去的历史，而是在严格的意义上，即人们实际上完成某种任务时对自己的活动的意识。因此，历史就是活着的心灵的自我认识。” 根据这种划分，历史学足以划分为真正的历史与编年史。历史是需要心灵的自我认识，是理解过去；而编年史仅仅是根据证词进行剪切，它是历史的残骸。编年史是剪刀加浆糊史学的典范，是克罗齐称为的语言学的历史，是一种伪历史。还有一种伪历史则是浪漫或者诗意的历史，“它的真正的目的并不是要发现有关过去的真理，而是要表现作者对它的感情”，这是超出证据之外的事物，根本不算历史，因为“它（真正的历史）允许历史学家所肯定的一切，就只是他面前的证据所责成他去肯定的东西。”  05  柯林伍德的历史思想 在上述四编的论述中，柯林伍德的史学思想已经大致获得了论述。后论又收录了他七篇重要文章，进一步系统地展示了柯林伍德对历史性质、题材、特点等独特的认识。笔者在此挑选四个方面进行解读。 （1）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本文开篇已经列举了柯林伍德对“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解读，柯林伍德对此进一步论述为“思想史、并且因此一切的历史，都是在历史学家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的思想”。历史学家并不关心各种事件本身，“他仅仅关心成其为思想的外部表现的那些事件，而且是仅仅就它们表现思想而言才关心着那些事件”。 那么历史学家如何在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呢？这就需要我们设身处地去了解历史人物的内在，在自我内心中重演相应的经历。如我们要研究皇帝饬令，我们就要认真观察皇帝应当应付的局势，在心中重演皇帝的经验。在柯林伍德看来，思想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死亡，“同一个思想行动就可以经历时间的流逝，并且在搁置了一段时间之后又能复活”。 那么我们怎么能保证现在能够百分百复活过去的思想呢？思想难道不是一瞬即逝的吗？的确，柯林伍德也认为思想具有直接性，但是他同时认为思想也具有转手性。“一种思想行动，除了实际上的发生而外，还能够维持其自身并能够被复活或被重复而不失其同一性。”正因如此，过去的思想才能够在现在复活。 那么如何能够保证思想经历时空的变化不失去它的原形呢？那就需要证据，需要历史证据，也就是可靠史料的支撑。无论是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还柯林伍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它们都是需要严格的史料支撑的，任何失去史料支撑描述体会就是历史小说或者宣传作品了。 （2） 剪刀加浆糊的史学 何为剪刀加浆糊的史学呢？柯林伍德将之概括为“首先就是决定我们想要知道什么，然后就着手寻找有关它的陈述……在这种陈述中找到了与他的目的有关的某些东西之后，历史学家就摘抄它，编排它，必要的话加以翻译，并在他自己的历史著作中重新铸成他认为是合适的样式”。简而言之，这种史学就是将各种权威证词进行摘抄和拼凑，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史料堆砌文章，是晚期希腊罗马到中世纪所知道的唯一史学，直到今天许多史学论著依然如此。但是柯林伍德根本不认为这种史学是历史，因此他在书中将此称为“历史编纂学”。历史不应该是仅靠抄录权威证词（史料），需要靠史学家自己去得出结论，用自己的心灵去感受历史。 剪刀加浆糊的史学是缺乏自律性的。因为这些史学家太依赖权威证词，以致于他们只关注权威们陈述的事物，而对陈述一事却缺乏兴趣。而且最为重要的是，这样的伪史学极容易导致历史怀疑主义。何以言之？因为剪刀加浆糊的史学家只以选择材料为能事，这就使得他们难以处理大方面的问题。只有较小的问题才能够做得较为精致，大的问题由于有太多的材料反而无所适从，这与当代史学碎片化难道不是如出一辙吗？柯林伍德对此嘲讽道：“剪刀加浆糊的历史学家由于仔细地选择他所能'侥幸成功’的主题而保住他自己免得看见他自己的方法的真相，恰好像是19世纪的风景画家由于选择他称之为可画的主题而保住自己免得看见他那关于风景画的理论是全都错了一样。”那么我们如何才能避免陷入这样的史学陷阱呢？柯林伍德认为我们需要问题意识。剪刀加浆糊的史学家都是在研究时代，他们只是在搜集一定时代的权威证词，但是科学的历史学家则是研究问题。对于科学历史学家来讲，任何东西都是证据，都可以用作证据。举例而言，即便是不可靠的历史叙述（如历史谣言、民歌、占卜、伪书）同样可以作为历史证据。科学的历史学家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提出问题，并且利用证据去解决问题，在心中重新复活过往的历史，用自己的证词而不是权威的证词去书写历史，这才是历史学家的自律性。  （3）历史学家的题材 既然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历史是历史学家在心灵中重演的过去，那么有什么是不可以重演的呢？柯林伍德认为有三种情况不可重演，不属于历史。第一，能够重演的必须是经验，它需要有思维，自然界的过程就不是历史过程，并不存在一部自然史，尽管自然界存在时间上的变化。第二，经验本身也不是历史知识的对象，单纯的直接经验，即单纯的意识之流，也不是历史，这种一般特点属于心理科学范畴、第三，思想本身，即“一位个别思想家的生活中的独一无二的普遍联系而作为独一无二的思想行动的那种直接性”，同样不可以重演。因为这种重演意味着本人的复活，这就是神学领域了。 那么什么可以重演呢？柯林伍德认为“它是不同的个体所共有的一种共同性质，而且可以脱离共同享有它的那些个体而加以考虑” 。换言之，它要具有转手性，“思想超越它自身的直接性而存留在和复活在其他的普遍的联系之中的那种方式” 。除此之外，历史需要反思。没有反思便没有历史。“反思的行动可以大致描述为是我们根据目的所做出的行动，而且这些行动是可以成为历史学的题材的唯一的行动” 。根据这个条件，我们可以得出历史行为应该是一切有目的并且实践的行为，首先是设想这个目的，然后是执行这个目的。 毫无疑问，政治、军事、经济、伦理、艺术等等都属于历史行为。那么思想有没有历史呢？一个人难道不能无目的的思想吗？根据柯林伍德的说法，纯意识流的直接经验当然不能算为历史，这属于心理学的范畴。一个从事纯粹理论思维的人是不会没有目的行动的。对于科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来讲，进行工作时内心势必存在一个目的，而“设想一个目的或者形成一种意图，已经就是一种实践活动了。它并不是构成为行动的先行站的思想；它本身就是行为的开始阶段”。那么思想也有它的历史。 （4）历史思维所创造的进步 什么是进步？柯林伍德首先明确了进步的两种概念：历史中的进步和自然中的进步。自然的进步就是“进化”。但是什么是历史的进步呢？这就需要评判标准。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许多时候，“从一种观点看来成为一项改进的，可能从另外一种观点看来却相反”。不过若是如此，那么历史进步便陷入不可知论了。 柯林伍德给了读者一个解决方法，他认为“进步仅只是以一种方式出现的：即心灵在一个阶段里保留着前一阶段所成就的一切” 。换言之，第二阶段的思想解决了第一阶段未能解决问题又未失去第一阶段的成就，这就是进步。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依据来制定进步。也就说第二阶段的思想要包含第一阶段的全部思想，并且有自己新的发展。 举例而言，科学的进步使得一种理论被另一种理论替代，而这一种又可以解释前一种理论的全部。最经典的莫过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对牛顿经典力学的进步。哲学、宗教都能存在这种进步。但是艺术就无法评判，尽管艺术的技巧是有进步，因为“（艺术家）并不是要做他的前人所做过的事、并继续去做他的前人所未能做到的某些事的问题。”  在这里，柯林伍德全书第一次提出了他对现实社会的核心期待。既然任何进步都势必是在前一阶段的发展，那么全盘否定便是毫无道理的。社会进步应该建立在汲取前一阶段成就，并努力去解决前一阶段未能解决的问题的基础上。“如果我们想要消灭资本主义或战争，而且在这样做时，不仅是要摧毁它们，并且还要创造出更美好的东西来；那么我们就必须从理解它们而开始；要看出我们的经济体系或者国际体系所成功解决了的问题都是些什么，而且这些问题的解决又是怎样和它所未能解决的其他问题相联系着的。” 换言之，历史的进步是连续性的体现，我们必须要接受前人的种种经验方能实现进步，像是启蒙时代对中世纪的全盘否定完全是误入歧途，这才是柯林伍德对现实之中历史进步的真正期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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