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之间的五代时期：都出现过哪些统一趋势？柴荣之死有何影响？五代能统一全国的，在柴荣之前还有谁？他对历史进程有何影响？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了北宋。不久，北宋灭掉各地的割据政权，终于结束了持续了七十多年的五代十国分裂局面。 
唐末后分裂的中国，这次是怎样走向统一的呢?人民渴望安定和平，商业发展要求打破交通的障碍，为了共同对付北方的契丹势力等等，这些都是重要的客观条件。但是，仅此显然不够，更重要的是有没有统一的可能性。
这种可能性的条件由什么来决定呢?笔者觉得主要应该看两点：一是各个割据王朝之间实力的对比。二是担负统一事业的某一个王朝内部的情况。据此，大致能够看出，在整个五代时期，可能完成南北统一的有两个朝代，即：后唐和后周。 
后唐：首先，从实力对比看，后唐显然具有绝对的优势。后唐王朝是中原地区统一的实际完成者。在它之前，北方是诸国林立。后梁的实际控制范围仅限在大河以南以及山东半岛一带。与它同时存在的除契丹外，尚有山西李克用父子的晋，河北北部的刘守光的燕，以及关中李茂贞等等割据政权。河北中部南部虽说是在后梁的版图之内，但实际上只有魏博一镇被后梁所牢牢掌握，镇、定二镇一直是反复在梁、晋、燕三大势力之间。改变这一面貌的，是后唐庄宗李存易，他在913年统一了燕，923年南下灭后梁，同时把关中逐渐控制，使李茂贞不得不“上表称臣”，在明宗李嗣源时期，关中就完全同于直辖州郡了。
根据《五代史记·职方考》统计，后唐是五代时控制州郡最多的王朝。在庄宗灭蜀前，即拥地一百二十三州，如加上前蜀四十六州，则共计一百六十九州。这个数目比后梁的约增加一倍多(后梁有七十八州)。比之江南割据政权优势则更明显。当时吴的属州数才二十九，吴越才十一州，楚二十二州，南汉三十四州，加上闽、南平，合起来不过一百零四州，不及后唐州数的三分之二。
再从军事实力对比来看，后唐也是当时任何南方王朝都比不起的。以庄宗灭蜀为例，史称“自兴师出洛至定蜀，计七十五日，走丸之势，前代所无”(《旧五代史·魏王继笈传》)。这说明当时后唐军事实力确实是雄厚的，致使前蜀无法招架。后唐与江南的吴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事接触，但吴对后唐是有所畏惧的，所以肯纳贡献礼。明宗时吴权臣徐知诰(即南唐创立者李昇)，甚至还有“欲奉吴国以称藩”的打算(《旧五代史·安重诲传》)。其它如荆南高季兴、湖南马殷、福建王审知等，也都迫于威势，先后向后唐称臣，接受官号。 
总之，后唐时期，在实力方面，是有廓清宇内、统一南北的可能的。后唐最高统治集团中的某些人，也曾有过一统天下的大志。如李嗣源，在有一次问到内外养马数时，曾感叹道：“今有铁马如是，而不能九州混一，是吾养士练将之不至也”(《旧五代史·唐明宗纪》)。李嗣源的儿子秦王从荣，也曾下令府属四方名士“各试檄淮南书一道，陈已将廉清宇内之意”(《旧五代史·秦王从荣传》)。淮南是当时除蜀之外最有实力的一个南方割据力量，淮南解决了，其它地区便不成问题了。但是，后唐政权毕竟没有完成历史所交给它的任务，而且它一度取得的前蜀，也很快丧失，最后连自己也没有保住。936年，由于民族败类石敬瑭的反叛，后唐为契丹所消灭。南北统一的事业，也就中断了。
为什么后唐没有能够统一南北呢?其原因就在于前面说的第二个条件，即后唐政权的内部条件还不具备。
后唐表面上军事力量虽然强大，但是政权内部却存在很不稳固的因素，其中有统治者内部的严重的矛盾，也有统治阶级和人民之间的矛盾。统治阶级内部，中央集权虽已初步确立，但问题仍很多。如皇帝还不能对禁军驾驭自如，反而是禁军左右皇权。庄宗末年，李嗣源(即明宗)即利用了中央禁军的政变而取得了皇位。李嗣源在位时期，秦王从荣企图篡位，也利用了部分禁军的力量，他的“牙兵”全部是从前中央的“严卫”、“捧圣”诸军组成的。后来王从珂起兵反对李从源(闵帝)时，当时禁军统领康义诚的倒戈，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些都说明皇权与禁军之间是有矛盾的。此外，中央皇权与几个亲藩大镇(为了防止地方拥兵自立，后唐王朝往往用女婿、亲王为镇守)也常常发生摩擦，最后演成争夺皇位的战争，如上述秦王从荣(李嗣源的儿子)在邺都的叛变，这些内部不断的军事纷争必然削弱整个政府的兵力，内部如此，自然没有余力去进行统一南北的事业了。
此外，后唐时期中央禁军数量增加，而同时又没有足够的军饷来源，所以养兵问题一直是使经济陷于瘫痪的重要因素。早在唐庄宗时候，已经有“赏军不足”的现象，到闵帝时，更达到“府藏为之一空，军士犹负赏物”的地步(《旧五代史·闵帝纪》)。统治者为了解决养兵费用问题，常常加紧对老百姓的勒索，庄宗时李琪就曾建议：“大军方阙，不可轻徭，两税之余，犹须重敛”(《旧五代史·李琪传》)。过重的聚敛，使人民常在饥馑中挣扎。唐末帝时，据大臣张延朗说：“内外仓储多是罄空，远近生民或闻饥歉”(《旧五代史·张延朗传》)。这种现象愈到后唐晚年，愈加严重，政府经济赤字年年上升。既然没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对外战争也就不能如初期那样有力了。这是后唐终于没有统一南北的第二个原因。 
而在石敬塘出卖了燕云十六州后，北方政权日益处在契丹的威胁之下，就更加无力去进行统一南北的事业了。后晋、后汉基本上都是苟延残喘的政权。直到后周柴荣时期，才完全扭转局面，统一南北，又到了一个新的可能时期。 
后周：就版图来说，后周并不比后唐大。仅统一百一十八州。其建国时统治条件也不比后唐好多少。郭威时，内忧外患相当严重。但是后周统治者却为后来北宋的统一南北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这是为什么呢?最主要的就是郭威、柴荣十分有效地对内部进行了整顿与改革。(一)他们着手缓和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矛盾。郭威和柴荣作出了很大让步，例如郭威罢去营田，将这些土地连同农具耕牛一起，分给现有佃户，作为永业(《册府元龟·帝王部·赦图》)。柴荣则下令规定，凡逃户庄客返业者可以受到优待、免受处罚等等(《五代会要·逃户》)。(二)着手解决统治者内部矛盾。他们汰除“骄兵”，加强了皇权对中央禁军的控制，加强了中央集权。
这一系列做法，取得良好的效果。首先是阶级矛盾相对缓和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了，正如柴荣自己在诏书里所述：“盖以乱离日久，贫下户多才于昇平，便勤稼穑，各务耕田凿井……”(《旧五代史·食货志》)。这就使得政府在经济上有了较可靠的保障。其次，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了，军事上有统一的指挥，避免权帅骄将，各自为政和地方割据现象的产生。在柴荣时期，地方军阀叛变的情况是没有发生过的。 
后周时期外部条件也是很有利的。北方的契丹此时正处在一个有名昏庸的“睡王”耶律述律统治之下，内部混乱。南方诸王朝中，后蜀是“君臣务为奢侈以自娱，至于溺器皆以七宝装之”(《五代史记·后蜀世家》)，人民对这种腐朽统治十分愤怒。南唐政权则由于连年对闽、楚进行战争，“父征子饷”、“下夺农时”，“国用遂为一空”，内部很不稳定(马令《南唐书·嗣主书》)。其它如南汉自刘龑以下，全是一批昏蛋，刘玢整天“作乐饮酒，宫中裸男女以为乐，或以墨缞与倡女夜行出入民家”，刘晟则“常夜饮大醉，以瓜置伶人尚玉楼顶，拔剑斩之以试剑”。(《五代史记·南汉世家》)。 
后周柴荣很好地利用了这些内外条件，进行了统一南北的事业。在北方，收复了三关，并几次攻伐北汉，一度占领除太原外的全部北汉领土；在西边，则收复了属于后蜀的秦、凤、成、阶四州，打下了进一步统一、攻灭后蜀的军事基础；在南方，则取得了南唐的淮南十四州，与李氏政权直接以长江为界。
从形势发展看，后周进一步统一南北是完全有可能的。意外的是，柴荣中途夭亡，这就使得已经顺利开始的事业又不得不停顿若干年。南北统一（不包括契丹）的功业，直到十七年后(979年)，才由赵光义(宋太宗)最后来完成。 
统一的事业，如果从后唐算起，一共经过了五十六年漫长的道路。由分裂必然会走向统一，这趋势是十分明显的。但是，上面的事实说明，有时尽管客观条件已经成熟，但是如果主观条件不成熟的话，统一事业也是不能完成的，而且从五代几十年的历史看来，这种主观条件往往又成为最主要的因素。后唐和后周，是两个极为明显的例子。同时，通过后周的历史也可以看出，有时一些偶然因素也可以暂时加速或阻滞历史发展的进程，如柴荣之死，就使统一事业推迟了好些年。但只要主客观条件全部成熟，不管怎样，事业总是要被人们完成的。柴荣死了，便出现一个赵匡胤。这正如恩格斯所说：“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一情况完全是一种偶然性。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替代他，并且这个替代者是会出现的”(《马恩文选》第二卷5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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