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是秋天了，是离开的季节。”|兰波诞辰167周年

让·尼古拉·阿尔蒂尔·兰波

1854年10月20日，兰波出生于法国的夏尔维勒。作为19世纪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诗人之一，兰波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不羁野性。他四处漂泊，在诗歌的王国里肆意驰骋，短暂的一生如同他的诗作那样，神秘而极富传奇色彩。

在兰波诞辰167周年的今天，不妨让我们重新来了解这位履风的通灵人与盗火者。正如伊夫·博纳富瓦所说：“为了理解兰波，让我们阅读兰波吧——将他的声音从混杂的诸多声音中分离出来。不用去远方、不用去别处寻找兰波亲口对我们说的话。鲜有作家像他一样如此热忱地认识自我、定义自我——想要通过认识自我来改变自身，成为另一个人。因此，让我们严肃地对待这最为严肃的追求。我建议我们去找回一种声音——识破它的意愿，重现它的腔调，尤其是这些激荡，这无从模仿的纯洁，这些胜利，这些破碎。”

伊夫·博纳富瓦

法国著名诗人、翻译家和文学评论家

“我的很多成就都归功于兰波，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对我产生本质的影响，只有他告诉我什么是生活、生活对我的期待、应该如何去改变生活。”

博纳富瓦以诗人的眼光来看待诗人，对兰波的一生和诗作进行回顾与解读，这一过程本身就充满独特的浪漫色彩。他用灵性的文字，细致剖白兰波作为诗人的生涯，深情呈现兰波精神活动的轨迹。

兰波诗学的出发点是一种现实主义。他对巴黎公社的关注，对“客观诗学”的宣扬，对超越个体语言以进入普遍性的狂热，都表现出了他对改造社会现实、用“新的爱情”来重塑人与人的关系、重建词语与世界的联系的意愿。

兰波的动人之处，在于他对“诗人何为”的不断质询的苦恼意识，对存在的可能性核心处的不可能性的持续探寻，在于他数次失败后的执着与生命的活力。而博纳富瓦将诗歌称作希望的运动，如同西西弗推动石头，诗人必须无限次地期许和开始。他们都是西西弗式诗人。

电影《心之全蚀》中的兰波

《兰波评传：履风的通灵人与盗火者》

译后记（节选）

这本书与其说是传记，不如说是属于兰波的精神现象学：博纳富瓦梳理的是兰波精神发展的轨迹。博纳富瓦力图说明兰波诗中的图像并非诺斯替主义的幻象：从最早的《感觉》等诗开始，他便引入了对此时此地的在场的感知；在《太阳与肉身》等诗中，他早已展现向着他人的飞跃。他用“言语炼金术”找寻的异象（vision）虽然位于感性世界之外，但也并非空中楼阁，而是对“'自在的存在’的感知”。总之，兰波诗学的出发点是一种现实主义。他对巴黎公社的关注，对“客观诗学”的宣扬，对超越个体语言以进入普遍性的狂热，都表现出了他对改造社会现实、用“新的爱情”来重塑人与人的关系、重建词语与世界的联系的意愿。

不过，博纳富瓦没有忽略兰波的孤独，童年爱的匮乏使他容易滑入“残忍的怀疑主义”（《生命》）的深渊，使他无法与人共通，从而远离世界。兰波的矛盾在于，他既要梦想，又要生发出清醒的批评意识。兰波的双重性来自语言本身的双重性：“诗的言语既是希望，也是危难。”兰波从列维和巴朗什两人身上接受了双重的兴趣：“对最客观的现实的兴趣”，对语言所产生的异象的兴趣。这“正是诗歌在其无尽的矛盾中的双重追求”。于是，兰波的创作人生，便是在“图像”与“在场”之间、希望与幻灭之间的不断轮回。

兰波首先开始了他的“通灵人”计划。他想要成为使用“言语炼金术”的“盗火者”，为了达到未知，用异象寻求救赎，从而消融在一个更广大的真实的存在之中。然而，“诗歌仍然存在，词语没有完全被存在的内在性吸收”，兰波的自我意识也未彻底消除。兰波最后明白，他寻求的无非是爱，但异象“不能把火焰带往他的生活，只会耗尽他的气力，摧毁他不安的抵抗，最终消除他在社会上生存、接收或施予爱的微弱能力”，让他“更加失去和谐和共通”，迈入死滞的季节。

随后，他向基督教的“仁爱”（charité）求助。对魏尔伦的同性之爱、对巴黎公社兄弟情谊的向往，使他从异象回到现实，通过“仁爱”追求人与人的共通，并希望将魏尔伦恢复成原初的“太阳之子”。然而，“仁爱，这重新走上和解、融洽之路的尝试，很快变回了先前与现实对抗的、路西法式的反叛。”他过分苛求的爱让他和魏尔伦都落入了地狱。

电影《心之全蚀》中的魏尔伦与兰波

在《地狱一季》中，兰波回顾了他的历次失败，将之归结为“被遗弃的处境与从不干竭的希望之间的矛盾”。“他被判处给了希望”，但“循环已然紧闭，'不可能’已然明确，'童年所受的肮脏教育’已然扎根，将整场生命献给无止境的反抗，献给虚妄与毁灭并存于其中的骄傲”。经历了《不可能》中的绝望后，兰波在《清晨》中“懂得了，既然他称之为'地狱’的发展过程——不耐、跃进、幻灭、苦楚——在惶惶之中无从止息，那它们便是生活本身，他必须承认它们”。在最后的《永别》中，“他提出了一种现实主义的行动”：“我啊！我自称占星术师或天使，伦理道德尽皆免除，我还是带着有待于求索的义务，有待于拥抱的坎坷不平的现实，回归土地吧！农民！”这是博纳富瓦非常喜欢引用的一段话。兰波构想了一个“强烈的耐心”的仁爱的新计划，并将真理“建立'在一个灵魂和一具肉体之中’，建立在一种苏醒的存在之中”。

于是我们在《彩图集》中看到了“精灵”的出现，他是重新创造的爱的化身，这新的爱是“在感性王国的深处对普遍理性与数字的无限和谐的再发现”。这精灵不是神，而是人潜在的可能性存在，具有“从克己转向行动、从异化转向在场、从律法转向自由”的能力。然而，这精灵，这科学与音乐相结合的新的和谐，又与印度大麻的迷狂联系在一起，最终也只是一个梦，而未实践到最后，《彩图集》也成了对失败的体认。

 

兰波是在矛盾中屡战屡败的悲剧英雄。他选择在诗歌中找寻绝对的自由，但却永远躲不过语言的异化：“诗让我们全身心投入对整一性的追求，最后却只让我们与其他存在分离，恢复我们本以为消除了的二元性。或许，诗从来都只是一条死路。只有在承认失败时，它才能找到真实。”这并非一种悲观主义，这更接近存在主义的腔调：诗人的义务，是真正认清诗歌的“不可能”，并把这种不可能当作目标，永远行进在永不可能完成的创作之路上。兰波随后的非洲人生，并非断裂，而是延伸，甚至，他对诗歌的拒绝才是一种真正的见证，他归于安静的时刻才是他最雄辩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