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摘要： 吴曾《能改斋漫录》所载王安石初字介卿改字介甫之说，不确。“介卿”当为昵称，而非王安石之字。王安石因封爵长安郡开国侯，故人或称“长安公”。仁宗皇佑二年(1050)，王安石兄弟客居杭州，曾谒范仲淹，与其子范纯仁交游颇密。《唐百家诗选》编于嘉佑五年、六年间(1060-1061)王安石任三司度支判官任上，而非羣牧判官。神宗熙宁元年至二年(1068-1069)，王安石曾参预编修《英宗实录》。 关键词：改字;长安公;范仲淹;《唐百家诗选》;《英宗实录》 作者简介：刘成国，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研究员。 北宋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的身后未有行状、墓志铭、神道碑等行世。他一生的事迹，目前主要载于南宋以后的三种史传，即《东都事略》卷七九《王安石传》、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下卷一四《王荆公安石传实録》、《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传》。它们的史料来源大半可追溯至元佑旧党，颇有诬枉①，且其中所载，重点是熙宁变法，集中于王安石执政以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也只是详细记载了王安石熙宁三年四月至熙宁九年十月间(1070-1076)的日常政务活动。至于王安石其他阶段的日常行实、交游、治绩等，自南宋后便一直缺乏客观、翔实的史乘记载。清人蔡上翔《王安石年谱考略》虽素称名作，然时至今日，由于史料方面的严重欠缺，已几乎仅具学术史的价值及意义，不能为王安石研究的进一步拓展提供详尽的文献支持②。以下本文拟对王安石一生日常行实中若干疑难问题，略作考证，以弥补传统史传之阙，纠正笔记传闻之讹③。 一、改字考 王安石字介甫，或谓其初字介卿，后改字介甫。吴曾《能改斋漫録》卷一四：“王荆公初官扬州幕职，曾南丰尚未第，与公甚相好也。尝作《怀友》一首寄公，公遂作《同学一首》别之，荆公集具有其文……然《怀友》一首，《南丰集》竟逸去，岂少作删之耶?其曰介卿者，荆公少字介卿，后易介甫。予偶得其文，今载此云：'……介卿官于扬，予穷居极南，其合之日少，而离别之日多……介卿居今世，行古道，其文章称其行，今之人盖希，古之人固未易有也。为作《怀友》书两通，一自藏，一纳介卿家。’”④ 吴曾此说，影响深远，朱熹、吴子良等皆沿袭。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四五：“观曾子固《送黄生序》，以其威仪似介卿，介卿，渠旧字也，故名其序曰'喜似’。”⑤吴子良《林下偶谈》卷一“王介甫初字介卿”：“王深甫集有《临河寄介卿》诗，曾南丰集亦有《寄王介卿》诗。《能改斋漫録》载南丰《怀友》篇，盖集中所遗者。’”⑥ 迄今此说仍有争论⑦，今略作考辨。 士人改字之风，盛于北宋。如王安石之父王益，“始字损之，年十七，以文干张公咏。张公奇之，改字公舜良。”⑧士人改字，或因避讳而改；或图科举中第、仕途通顺而改；或因原字意义不妥，改字明志，寄寓规训。后者乃士人改字之主流，“反映了在科举社会中，士人们对自己命运的深层关注和焦虑，以及新型的身份意识。即，通过命名表字，来展示个体的志向、理想和价值观，以此凸现个人独特的士人身份。”⑨“介卿”与“介甫”两字，“介”字表德，而“卿”、“甫”皆为附加美称，二者意义相同，似无改动之必要。 另，王安石长兄安仁字常甫，仲兄安道字勤甫⑩，弟安国字平甫，安礼字和甫，安上字纯甫。若仅王安石以“卿”为字，似于情理不合。 又考吴曾所举《怀友一首寄介卿》作于仁宗庆历三年(1043)，同年，曾巩尚有《酬介甫还自舅家书所感》。朱熹所举“以其威仪似介卿”之句出自《喜似赠黄生序》，作于庆历七年(1047)，同年，曾巩有《发松门寄介甫》、《江上怀介甫》、《与王介甫第一书》等(11)。如“介卿”为王安石初字，按宋人改字之惯例，改字之后，初字往往废弃，曾巩不应以初字“介卿”、改字“介甫”混淆相称。 然则曾巩缘何以“介卿”称王安石?窃谓“介卿”乃“介甫”之昵称而已。此“卿”字，即《世说新语》所谓“卿自君我，我自卿君”，“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之“卿”。此昵称仅限于日常交往中极亲密友人。庆历六年，王安石与王回京师定交，王回作《临河寄介卿》(12)。仁宗至和二年(1055)，韩维作《次韵知平甫同介甫当世过饮见招》，谓：“介卿后至语闲暇。”(13)曾巩、王回、韩维皆为熙宁之前王安石的至交好友，故有此“特权”。以上诸例，均为日常交往之昵称録诸书面，似非初字“介卿”，以至友人将王安石之初字、新字混称。 二、“长安公”考 王安石因晚年退居江宁半山园，故人称“半山老人”、“王半山”。以籍贯抚州临川，故人称“临川先生”、“王临川”。因晚年罢相退居江宁，人又称“王金陵”、“王江宁”、“金陵丞相”。因生前曾封舒国公、荆国公，卒后赐谥“文”，追封为舒王，故人多尊称为“王舒公”、“荆公”、“王荆公”、“文公”、“王文公”、“王荆文公”、“舒王”。以上各种称谓，均可于宋人文集、笔记、史乘中习见之。 除以上外，宋人尚称王安石为“长安公”，此则极其罕见。吕南公《灌园集》卷八《王梦锡集序》：“会熙宁天子将以经术作新士类，而丞相长安公父子实始受命成之。梦锡家远方，独取所谓《杂说》、《字说》者读而思之，推见其指，乃解《诗》、《孟子》合四十万言。书既成，而雱新说亦出，梦锡又取而读之。”(14) 按，《王梦锡集序》所曰“《杂说》、《字说》者”，乃王安石名著《淮南杂说》、《熙宁字说》，治平、熙宁年间(1064-1068)行世(15)，故“长安公”必指王安石无疑。下文曰“书既成，而雱新说亦出”，“雱”者，王安石长子王雱，字符泽，《宋史》卷三二七有传。所谓“新说”，即《三经新义》之《诗经新义》及王雱《孟子义》。 《灌园集》作者吕南公(1047-1086)，字次儒，“建昌南城人。于书无所不读，于文不肯缀缉陈言。熙寜中，士方推崇马融、王肃、许慎之业，剽掠补拆临摹之艺大行。南公度不能逐时好，一试礼闱不偶，退筑室灌园，不复以进取为意……元佑初，立十科荐士。中书舍人曾肇上疏，称其读书为文，不事俗学，安贫守道，志希古人，堪充师表科。一时廷臣亦多称之，议欲命以官，未及而卒。遗文曰《灌园先生集》，传于世。”(16)吕南公主要生活于北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与王安石高足曾肇等颇有交往。他以“长安公”称呼王安石，自属亲见亲闻，决无臆造之嫌。题为苏轼、沈括所撰《苏沈良方》卷七亦载：“治癞方……此丞相长安公家方，医人无数。若头面四体风疮肿痒多汁者，只七八服即瘥。予亲试之。”(17) 除以上两条外，据笔者检索，再无以“长安公”称呼王安石之例。然则“长安公”称呼由何而来?笔者以为，此盖因神宗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自翰林学士除参知政事，封爵长安郡开国侯。制书由知制诰李大临所草，已佚，仅存片段，无从确考(18)。然清代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卷四三所著録《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脉经》，卷四四所著録《外台秘要方》等三书之序，明确记载熙宁二年五月二日、熙寜二年七月十四日，王安石除参知政事后的结衔为：朝散大夫、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护军、长安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一百戸、赐紫金鱼袋臣王安石。“长安郡开国侯”即王安石除参知事时的封爵。以封爵长安郡，故吕南公称之为“长安公”。朱彧《萍洲可谈》卷一：“本朝五等之爵，自公、侯、伯、子、男，皆带本郡县开国，至封某国公者则称某国公。”(19)长安，亦王姓郡望之一(20)。稍后，王安石的封爵由“长安郡”改“太原郡”。太原，王姓郡望中最著者(21)。《文集》卷八七《赠司空兼侍中文元贾魏公神道碑》：“初卜葬公汴阳里，以水故改卜。熙宁元年八月庚申，葬许州阳翟县三峰乡支流村，奉敕改乡名曰'大儒’，村名曰'元老里’。朝散大夫、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太原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一百户、赐紫金鱼袋臣王某谨记。”(22) 至熙宁三年十二月，王安石自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除礼部侍郎、同平章事，所封爵已自长安郡转为太原郡，进封开国公。《宋大诏令集》卷五六《王安石宰相制熙宁三年十二月丁夘》：“朝散大夫、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上护军、太原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一百户、赐紫金鱼袋王安石……可特授金紫光禄大夫、行尚书礼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上柱国，进封开国公、食邑一千户食、实封四百户，仍赐推忠协谋佐理功臣。”(23)王安石的“长安郡开国侯”封爵，仅存于熙宁初任参知政事期间，故宋人罕有以此称呼者。 打印 推荐 范仲淹认为富国安民必须改革朝政，惩处贪官污吏。在他看来官员的廉洁，要从小事、日常言行做起，从自家着手。其《戒诸子及弟侄》云：“汝等但小心，有乡曲之誉，可以理民，可以守廉者，方敢奏荐。”他还训诫子弟为官要清白，不要谋取私利，“汝守官处小心，不得欺事……自家且一向清心做官，莫营私利……以光祖宗”（《与中舍二子三监簿四太祝书》）。范仲淹还作《君子树》以明志：“持松之清，远耻辱矣……有松之心，德可长矣。”他认识到清正名节需要平日珍惜，劝诫子弟：“平生之称，当见大节，不必窃论曲直，取小名招大悔矣。”（《戒诸子及弟侄》） 范仲淹作为宋代士大夫的廉俭表率，引起不少朝廷要员的共鸣和效仿。司马光作《训俭示康》以训诫子孙云：“顾人之常情，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家人习奢已久，不能顿俭，必致失所。”南宋名相赵鼎对《训俭示康》推崇备至，其《家训笔录》云：“节俭一事，最为美行。”并要求子弟每人抄写《训俭示康》一本，“以为永远之法”。 宋代实行“以文抑武”政策，形成了君主“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局面，这种治国方针被美化为“祖宗家法”。而魏晋以来的士族政治，自唐末五代已经衰落，科举考试成为选拔官员最公平、最重要的渠道，以范仲淹等为代表的宋代士大夫参与国家、社会治理的热情高涨。范仲淹清醒地认识到政治和社会变革的根本问题，在于教育和科举改革。因此，他在庆历革新中就提出“欲正其末，必端其本”，“兴学校，本行实”，“育才之方，莫先劝学。”这些观念在范仲淹家训和子弟教育中亦屡有体现，他要求子弟“勤读圣贤书”，创办义学，将口头劝学与系统的学校教育实践相结合。其《义庄规矩》鼓励同宗子弟积极读书，参加科举考试，按照应考的级别和成绩的好坏，给予钱粮支持，并由范氏义庄出资聘请老师，教授举业，使得“诸房子弟知读书之美，有以激劝”。 范仲淹在教育子弟问题上，一贯秉承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原则，要求子弟，不要计较个人得失，要心系国家，有忧患意识。他告诫子弟：“京师少往还，凡见利处便须思患。老夫屡经风波，惟能忍穷，故得免祸。”（《戒诸子及弟侄》）培养子弟的忧患意识，做事要“谋画为先，聪明自广”（《蒙以养正赋》），不必计较一时利弊得失，要忍受贫穷和失败的考验，“勤学奉公”，时刻做好报效国家的准备。范仲淹勉励子弟，勤奋学习，以堪大任，“力微不足以助国家之急”，“大参到任，必受知也。惟勤学奉公，勿忧前路。慎勿作书求人荐拔，但自充实为妙；将就大对，诚吾道之风采，宜谦下兢畏，以副士望”（《戒诸子及弟侄》），鼓励子弟自食其力，凭借真才实学获得大任。范仲淹身体力行，言行一致，训诫子弟成果显著，他曾自豪地讲“二郎、三郎并劝修学，口立功课，彼中儿男，切须令苦学，勿使因循。须候有事业成人，方与恩泽文字”（《家书·中舍》）。诸子皆为世所称，长子纯佑陪伴他出生入死、镇守边关；次子纯仁进士及第，“自为布衣至宰相，廉俭如一，所得奉赐，皆以广义庄”（《宋史·范仲淹传》），秉承父教，关注民生，成为一代名臣。其他二子也名显一时。 总之，范仲淹家训以及治家举措，始终把家国情怀放在子弟教育的首位。范仲淹一生忧国忧民，史称其“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宋史·范仲淹传》）。他的家训和治家理念及举措，充分体现了“先忧后乐”的思想，将道德修为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不仅影响了士大夫主流观念的转变，而且成为宋代家风家教的重要特征，强化了宋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宋朝先后出现了司马光、欧阳修、苏轼等一大批“以直言谠论倡于朝”的名臣，“中外缙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宋史·忠义传序》）。 （作者：杨纳名，系西北师范大学教师发展中心副研究员）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