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之厄，有时说不清楚，像清末大书法家何绍基就很倒霉，有两个不喜欢他的人。 一是他湖南老乡杨钧。其姊杨庄，嫁给了王闿运；其兄杨度，为有名政客。杨氏喜临汉碑，著《草堂之灵》论金石书画。其中却有《记何》《论四冢》《记猿》《说秘》等文痛诋也喜欢临摹汉碑的诋何绍基，又有《哭陈》诋毁何氏长孙何维朴。 另一位对何绍基甚不以为然的是启功先生。他不但讥嘲何氏执笔的回腕法叫“猪手法”，还耻笑何氏每天勤奋临帖。 其实执笔法有什么好坏？王羲之，三指捻笔；苏东坡，跟今人写钢笔字相似；写大字的人，更往往要束帛，小小毛锥，无磅礡气象；启功先生自己用的凤眼法，则不适合题壁。每个人写字、写不同的字，本来执笔法就不可能统一。 其中，龙眼法乃一大派，名家很多，有何可笑？且不说启功自己绝对比不上何绍基，台湾书法名宿曹容（秋圃）造诣亦在启功之上；就是于右任，也是常用龙眼法的。 至于临帖。启功说“临某一个帖、某一个碑作基础，就可以提高到写好一切碑、一切字”是不正确的；为了写好某一碑某一帖，反复临写，他更认为是“凑数”。 每次如此骂人，他都举何绍基临写《张迁碑》为例。说“越到后来的，比如他记录第50遍的，那越写越不好，为什么呢？他自己已经写腻了，他是自己给自己交差了事”。 然后依此扩大了反对临帖，说“也看过翁同龢临的《张迁碑》、梁启超临的《张迁碑》，就在琉璃厂字画铺里，都很便宜。有一度也想买，后来瞧实在是一点意思也没有，所以没买，买了也白搭。” 启功先生看起来笑呵呵，其实常常鄙薄前辈，甚且完全看不上传统书法的临摹碑帖练习方法，真让人惊讶。 连他这样传统的人都看不上临写碑帖，自无怪乎新派人更要完全抹煞临写了。 新派人强调创新、强调自我，认为临写古人碑帖只是模仿、只是学古，层次很低，他们不屑玩这个。只有别人质疑他们根本没有基本工时，才临一两件古帖，表示“风景旧曾谙”，我不是不会，只是我现在不爱玩了，我要创新、要表现我自己，我、我、我⏤⏤喊声当然响彻了云霄，结果，却是没有人关心他以及他的所谓创造，大家仍旧乖乖回去临帖。即使是启功，也同样要关起门来临帖。 为什么？书法的碑帖，就是乐师的乐谱，没听过谁练钢琴、拉小提琴时就只是自敲键盘、猛拉弓弦，而不必依谱子的。 谱子提供的是基本规范、法度，谁都要由此入门。名家炫技，怕人看破手脚，才会自讳从来，夸言天赋或“我书意造本无法”。其实谁没法？只是不轻易告诉你罢了！ 临帖临得熟了，这套基本笔法才能渐渐成为你的本能、本领。所以书家都要反覆、勤快的练。自夸“我书意造本无法”的苏东坡，黄山谷揭了他的底，原来“东坡少日学《兰亭》，故其书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乃似柳诚恳。中岁喜学顔鲁公、杨风子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学谁就像谁，后来虽有变化，身段手法基本如此。 何绍基写隶书，主要是临张迁碑，所以张迁碑就成了他的基本面目。底下这个册页是同治元年（1862）十月廿一日所临的第九十七通（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 
何绍基早年以楷行行世，后来才力学汉隶。据其孙何维朴称：“咸丰戊午（1858），先大父年六十，在济南泺源书院，始专习八分书。东京诸碑次第临写，自立课程。庚申（1860）归湘，主讲城南，隶课仍无间断，而于《礼器》《张迁》两碑用功尤深，各临百通。” 何以要各临百通？ 其实何绍基是才子，而且有捷才。文思泉涌，倚马可待，一天作上百副对联，根本不当一回事。如道光二十四年四月十一日，他在京师，“写对联将百副”。次日又“写大字对联七十馀副。”次年十月初七 “醉后写对子至八十馀副，可云畅笔。”咸丰二年九月初八“写大字至暮，连夜得对子有一百零七副”…… 如此才人，能耐住性子，一遍一遍地临帖，除了显示其非凡的毅力之外，应当还有艺术上追求的原因。 何绍基写字是用回腕法，这种执笔法，会使得写字时手的运动方向如打圈圈。我前面提到的台湾书坛耆老曹秋圃，将之称之为“太极运笔法”即是这个缘故。何氏临帖，强调多临，每日几十遍上百遍，不只要勤、要熟，更是想让这种笔法能更好地与汉隶之横、平、竖、直相结合。 山东的汉碑，名品很多，何绍基更要遍临诸碑：“东京石墨皆我师，臂腕虽衰勇犹贾”，可见其用力之精勤。底下这个是他临的山东济宁《武荣碑》： 
各位比较一下，就可以发现字型结构略有不同，但从张迁碑学来的笔法风致不可掩。印证了我前面说的：最早最熟学到的东西，往往会成为你最基本的手眼身腿步。 但何绍基之所以要花大力气去“遍临诸碑”，意义也就在此：要把别的碑也写熟，来调整、改变、丰富已经养成的习惯。我们比较他1858年临的《曹全碑》和晚期临的《礼器碑》(1862年)，马上能体会到这一点。 在清朝，隶书三大家，邓石如雄遒豪迈、伊秉绶堂皇庄严、何绍基凝结涩拙并称，殊非偶然。何氏临帖之法，尤足以为后学津梁，胜过伊邓两家。 
与何绍基不同的另一种临帖法，可以吴昌硕为代表。 吴昌硕早年的字，没什么可说，30多岁才开始临摹石鼓文。但这已经比何绍基六十以后才致力于隶书早了许多。 而他的临写，不同于何绍基之遍临诸碑。吴独沽一味，专门临摹石鼓文。打熬起十二分力气，整日挥毫，盈科而后进。 到47岁时，还觉得“日日临摹，仍觉无一笔是处”。 60岁，临阮翻天一阁本石鼓书，仍在研究如何兼顾虚实。 65岁了，还有题跋说：“临石鼓如临大敌，兵戈相接，如闻其声？握管时，不敢放松一步，一放则气象逋矣！” 我最欣赏这一则，真是甘苦备尝之言⏤⏤临帖，最初等于是拜师，努力跟老师学，先生步亦步、先生趋亦趋，慢慢才学到了老师一点本领。接着，等于是要跟师父试手。这时，就“如临大敌，兵戈相接，如闻其声”了。稍一放松，气力不到，就知道：完了，这下败了。丢盔弃甲之余，默默把字卷起来，扔进字纸篓。然后再铺上纸，喊一声：再来！ 所以临帖一遍，等于打了一仗。临帖后的题跋，通常即是这次搏击后的感想。吴昌硕说临石鼓易入呆板；临石鼓要重严而不滞、虚宕而不弱；要虚实兼顾等等，都是这种心得语。 写几个字，看起来是很轻松的事，临帖尤其只是依样画葫芦，其实费老劲了，每次都大汗淋漓。 
我既爱从师学艺，又喜与高手过招，所以颇效何绍基之遍临碑帖。有时也学吴昌硕，在某段时期专心学学某一家某一帖。有时则不为什么，随意临数纸，稍事勤苦，舞墨自娱。 友人孟威还替我出版过一册《龚鹏程临篆隶二种》，收了我临《散氏盘》和《石门颂》的作品。 这像什么呢？《论语·述而篇》记载：“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孔子和别人一起唱歌时，如听别人唱得好，一定要请他再唱一遍，然后跟他唱和。后世文人，以诗词相唱和，即孔子之遗意。 其实临帖也有这个意思，看到某碑某帖“书而善”，不由得也一时兴起，拿来仔细临写一遍，与相唱和。然后又有人看了，觉得有意思，把它印出来，事实上也是一种呼应、唱和。 我在网上还曾看到有一张我杭州书法展的照片，正好照到一位观众在我临的《石门颂》前拍照，妙趣天成，刚好也显示了这种作者、作品、欣賞者相与互动唱和之意。此等夫子餘韵，何绍基、吴昌硕、启功诸先生或尚未能享受耶？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博士，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并在北京、上海、杭州、台北、巴黎、日本、澳门等地举办过书法展。现为美国龚鹏程基金会主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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