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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20世纪初，简牍出土为书法界刮来一阵取法新风，不断有书家从中汲取灵感。古时亦有简牍出土，古人有机会见到简牍真容;只是由于诸种原因，导致古人未能取法简牍。 关键词：简牍;文物保存;书学 20世纪初，罗振玉、王国维二人将英国人斯坦因所发掘588枚汉晋简牍的照片资料整理编纂，于日本影印出版《流沙坠简》（图一）一书，开启了近代简牍研究之先河。此书传入国内，近两千年前的笔墨真迹展现眼前，令诸多书家大喜过望，纷纷观摩取法。其中沈曾植如获至宝，借之复兴章草。李瑞清、郑孝胥等亦由此启发，在碑学极盛之时开拓碑帖融合之路，将书法艺术再次延展。 《流沙坠简》揭开了20世纪简牍出土与研究的序幕，自此简牍发现层出不穷。战国简、秦简、汉简、三国两晋简如雨后春笋般于各地被发掘出来，在提供古代历史文化研究材料的同时，也给书法家丰富的参考启发。繁多的简牍虽不在经典碑帖范畴中，却是从民间书法取法与突破的极佳切入点。不少引领潮流者都从简牍中汲取灵感。学习简牍的风潮至今不减，可见简牍之美不凡。 简牍如春雨滋润了近现代书法，却不由得令人思考，难道古人对简牍之美熟视无睹？ 一、古人亦考古 在土木工程中的意外发现，对被盗墓葬的保护性发掘，都可能是简牍伴随着其他文物重见天日的契机。纵观书法史，不见20世纪前对简牍的取法，会不会是古人没有发掘到过简牍，压根没有研究对象呢？以下材料能够为我们释疑—— 古今文经学之争自西汉直至清代，至今还有影响，其开端即一次简牍发现;而挑起这二千余年学术攻防的源头便是“孔子壁中书”。《汉书·艺文志》有录：“武帝末，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数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1]孔壁古文书由鲁恭王发现，在孔安国的整理下，对当时与后世的学术研究有极大促进作用。 时值西汉，宣帝时期有“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而《尚书》二十九篇始定矣”[2]。这次简牍资料发现虽然数量不多，却也为当时学术研究的资料添砖加瓦。 西晋武帝时出土《汲冢竹书》，16种75篇中广涉历史、地理、卜筮、小说等各门类。如此重大的考古发现，源于一次盗墓。“咸宁五年（公元279年）冬十月，汲郡人不准掘魏襄王冢，得竹简小篆古书十余万言。”[3]这批简牍被西晋官府收缴之后，送至秘书府，经当时饱学之士整理校对，以今文誊抄。其中《纪年》《穆天子传》对后世学问影响极大。有趣的是，著名书论《四体书势》的诞生与《汲冢竹书》亦有渊源：卫恒见竹书后不吝溢美之词，也因此才萌发撰写书论的想法。 也是在西晋，另一处出土简牍的体量就小多了。“时有人于嵩高山下得竹简一枚，上两行科斗书。传以相示，莫有知者。”[4]只此一枚竹简也难倒了当时一众文人学者，无人能辨识上书文字，声称“科斗书”。后来请教了大学者束皙方才解惑，得知是汉明帝陵墓中策文。 我国最早的工艺技术文献《考工记》在南齐时有出土：“时襄阳有盗发古冢者，相传云是楚王冢，大获宝物玉屐、玉屏风、竹简书、青丝编。简广数分，长二尺，皮节如新。”[5]这批保存完好的简牍也是盗墓发现的，免不了受到盗墓者损坏，流传至王僧虔手中的有十余枚，经他辨认才确定为《考工记》。 宋代书学著作《东观余论》有载：“近岁观右人发地，得古瓮，中有东汉时竹简甚多，往往散乱不可考。”[6]除了黄伯思，赵彦卫也在《云麓漫钞》中说道：“宣和中，陕右人发地，得木简于瓮，字皆章草，朽败不可诠次。”[7]二人不仅记录了宋代的这次简牍出土，还对简牍上的书迹进行评析。黄伯思对其中的《讨羌符》甚是满意：“独永初二年《討羌符》文字尚完，皆章草书，书迹古雅可喜。”章草书迹稀少，存世者也大多转摹失真，故赵彦卫也给了极高评价：“然则此檄，当为今章草第一也。” 以上史料自汉至宋跨越多个朝代，为我们讲明了不论何种途径，古人有得见简牍真容的机会，且数目不少。时人获得这些材料，花费不少功夫整理誊录，并对内容进行学术研究;亦有个别名士表露出对简牍上汉字书写的欣赏，却没有从书法的角度引起广泛取法，这是为何呢？ 二、古迹难存 20世纪初简牍对中国书法产生巨大影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照相印刷技术的传入。“只有在二十世纪初，因照相印刷术之先进，方使近二千年的简牍字迹，影印成册广为流传，成为研究和学习的珍贵资料。”[8]在没有这等方便法门的古时，难于保存意味着无法传播，也就没能产生影响力。少部分独具慧眼者即使认识到简牍的美，也没有手段将这些前人墨迹像手札、法帖一样传播交流。 众所周知，一次重大的考古发现，需要经历出土、保存和研究三个阶段。（图二）仅仅将文物发掘出来，却不能保存下来，自然谈不上研究了。文物保护历来是大难题。目前的相关科技水平还不够成熟，对待考古发掘都是慎之又慎，不轻易出土。其中又以木质文物的保存最为困难。 简牍这一类木质文物在保存难度上总令人望而却步，有太多外部条件影响文物物质的性质。木材具有吸水性，湿度变化会使简牍产生变形、开裂。简牍中寄生的微生物会破坏色素，进一步腐蚀木材。简牍出土后暴露在光线中，会使纤维素降解;空气中的酸性物质和灰尘也有相同危害，导致简牍酥解成粉末。由是，简牍的保存必须在避光、防尘、防虫、防菌及恒温恒湿的条件下——这在当今看来都相当苛刻，更别说科技远不及现在的古代。（图三） 当今简牍出土是有不少遗憾的。除了科学技术原因，简牍本身在地下的保存水平也是参差不齐。部分年代久远的简牍出土后不及着手保护，就已一触即溃，所载的文字也随之消逝。再回顾一下前文所涉出土简牍的时代，主要集中在汉晋。此时距离先秦尚不远，可以猜想所出简牍的状况尚可，至少可供当时学者研究。近一些的记录不过到宋，再往后便鲜有了。南宋学者赵彦卫《云麓漫钞》中“朽败不可诠次”的描述，亦是印证了简牍被埋藏时间越长，出土的状况越糟糕。古代并非没有简牍出土，只是重见天日的同时也毁坏消灭，不能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罢了。 三、不以为意 如果说科技是一道门槛，遮断了简牍传播的道路，这还只是客观条件所限;那么，时人对待简牍的负面态度，则无疑是影响其传播的最大阻力。因此我们还得从不同角度予以考量。 古时简牍的发现，往往伴随着盗墓的发生。盗墓者无非求财，着眼点自然在金银珠宝上，随葬的青铜器具也能值些钱;至于竹简木牍帛书一类，于大字不识几个的他们毫无价值，很多时候弃若敝屣，甚至无所顾忌地破坏掉。晋书有载：“发冢者不以为意，往往散乱。”[9]还有两则史料记录了盗墓过程中点燃简牍作火把使的行为：“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诠次。”[10]“……盗以把火自照。”[11]盗墓者的无知与不以为意的态度，使得出土简牍残缺不全，甚至大量损毁散佚。而幸免于难的简牍未能得以保存，除了科技手段不足外，研究者的态度也是一大原因。如今已具有完整学科架构的考古学、博物学，使研究者发现这些材料后，会在做好文物保护的前提下从各个角度进行研究。而过去的研究者辨识简牍上的文字，将内容作为文献资料研究就是他们能做的极限了，并不会将之以文物看待。 当代出土并保存的古代简牍，幸得力于众多学者的合力整理研究，使之能够为中华文明的文献资料补苴罅漏。正是有了这些研究整理，我们今天方能识别出某些简牍书手身份，如秦有令史、佐等，两汉有掾、属、尉史、候史等。“……其中相当数量为低级的斗食佐史之秩;目前所见简牍具名者较少中央公卿府的官员和属吏;此外戍卒、平民等的书迹亦占有一定比例。”[12]这些简牍书写的主要参与者须是通晓文墨之人，他们接受了系统的书写教育。秦时从事文书工作者从“学室”培训后方可上岗，且需熟悉行政业务、通晓国家律令。此外“史”类吏员得谨遵为吏之道，在道德品质上要求甚严;像“下吏”这样带有罪犯身份者，即便具备书写能力，也不被允许从事相关工作。汉代的培养制度和仕进制度更为完善，史学童经过完整的“讽”“书”训练，三年间掌握专业技能后通过考核取得“史”的资格，其中优秀者还能在后续考核中脱颖而出得到晋升。由此可见，简牍的书写者多具备扎实的书写能力和文化素养，他们的书迹是经得起推敲的。卫恒见汲冢竹书而作《四体书势》，黄伯思见《讨羌符》而言“皆章草书，书迹古雅可喜。”[13]这些书论家能见之心喜，也说明简牍上书迹于当时书法审美趣味并不相悖。只是这样的书论家在书法史的长河中尚太少，且并未激起波澜。 历代书论或言书史或论技法，或将书家排列位次，分析作品优劣高低，大都限于“经典”范畴。南朝有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之人物品藻，庾肩吾《书品》以九品论人;唐有李嗣真《书后品》首列“逸品”，张怀瓘《书断》以神、妙、能三品论书。自书法审美独立性觉醒以来，代表文人士大夫审美取向的书论也就将关注点停留在传世名家与经典书迹上。汉代学问家不屑于将儒者与文书胥吏相提并论;[14]晋代名士谢安难于启齿请王献之写匾额，而后者也认为做此匠吏之事有损为臣之德;[15]南北朝的颜之推在家训中称书吏为厮猥之人，告诫家人不要以写字为事业。[16]可见自古文人士大夫瞧不起文书吏员，对书碑题榜之事亦避之不及，自然也对简牍碑版等俗书不屑一顾。书写简牍的下层官吏受社会地位限制，不在文人雅士范畴之内。他们的书迹只是被视为实用性书写，为高贵者所藐视或忽视。其被排除在经典之外，自然谈不上为后者所取法了。 中国书法史历经“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明尚态”[17]的路径，其独尊经典书迹的审美趋势直到清代才有了改变。这一方面是随着皇帝推崇赵、董书风大行其道，书法审美趋于绮靡刻板，亟待变革以开拓新的道路;另一方面是在清代的社会环境下，独裁统治与文字狱令学者苦不堪言，后者只得将治学方向转向考据学、金石学、文字学等领域。于是搜访金石的风气被带入书法之中，使得书家们纷纷向传统书迹之外的铭文碑碣上取法，从而揭开碑学之序幕。碑学之兴并非单纯改变学习对象，更重要的是带来了艺术思想与审美潮流的变化。人们追溯更久远的金石，看似复古实则求新。其时挣脱传统帖学束缚而形成变革风气，使得中国书法拓宽了道路。20世纪初简牍之所以能够带给书法界如此大的影响与启发，碑学所蕴藏的求新求变思想是重要前提。可见光是简牍材料出土，尚不足以令人以书法的眼光来审视它。只有书学思想拓宽，书家意识到简牍的审美价值，才能发掘简牍之美，进而去取法而获得启发。 简牍在中华文明的历史中使用时间极长，直至入晋方遭废止，被纸彻底取代。古人之所以不识简牍之美，一方面是材料本身难以获取、难于保存;另一方面也在于审美取向和学术思想尚狭窄，拘泥于传统书迹，奉名家为圭臬。简牍材料对书法的影响自20世纪方兴。从民间书法中汲取灵感、获得滋养已经是当今书法的一大潮流与重要方法。惜古人无此眼界与书学思想的指导，未能早早打开局面。今人受益于科技手段先进得以研究简牍，又有广泛取法、兼收并蓄的学术理念引领，实乃幸事。 注释： [1]《汉书》卷三十《艺文志》。 [2]（汉）王充：《论衡·正说篇》。 [3][4][10]《晋书》卷五十一《束皙传》。 [5][11]《南齐书》卷二十一《文惠太子列传》。 [6][13]（宋）黄伯思：《东观余论》卷上。 [7]（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七。 [8]侯开嘉：《照相术的东传与二十世纪新中国书法的变革》，载《中国书法史新论》。 [9]《晋书》卷三十六《卫恒传》。 [12]王晓光：《秦汉简牍具名与书手研究》。 [14]（汉）王充《论衡·量知篇》：“夫文吏之学，学治文书也，当与木土之匠同科，安得程於儒生哉？” [15]（唐）张怀瓘《书断·中·神品》：“太元中，新起太极殿。安欲使子敬题榜，以为万代宝，而难言之。乃说韦仲将题灵云台之事。子敬知其旨，乃正色曰：“仲将魏之大臣，宁有此事。使其有此，知魏德之不长。”安遂不之逼。” [16]（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杂艺·论书》：“以此观之，慎勿以书自命。虽然，廝猥之人，以能书拔擢者多矣。” [17]（清）梁巘：《評书帖》。 夏越：四川大学艺术学院书法硕士研究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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