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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人类的故乡之一。在滇中、滇东、滇南都发现了大量的旧石器、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其中尤以元谋人的发现最为突出。但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与复杂的历史原因，古人类湮没了。到了文明时代，云南的历史发展较之中原为缓。不过，这块神奇土地上先民们的发展进程，在时间上虽属滞后，但在文化内涵上却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在中国灿烂的文化史上，放射出了夺目的光彩。
云南复杂的地理环境和众多的文化渊源，形成了多区域、对文化、多中心的发展格局：以滇池区域为中心的古滇文化，是云南青铜文明高度发达的集中体现；稍后崛起的盘江流域的爨[音篡 cuàn 1.烧火做饭：如“分爨”（旧时指分家），“同居各爨”。2.指灶。 — 编者注]文化，则是云南古中时期文明的象征；继之而起在洱海区域形成并得到高度发展的南诏、大理文化，具有鲜明的地方民族特色；元、明以后，汉族大量涌入云南，汉文化在交通沿线和相对发达的坝区，逐渐取代当地文化而成为主导文化，这才是云南的文化区域与中原文化归流而处于后进发展的时代。因而，研究云南的历史，不能简单地称其为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应深刻认识到云南历史在祖国历史整体发展的前提下，遵循自身发展的轨迹，形成了极为独特的文化内涵。划分云南历史的不同阶段，不能机械地按中原历史分期法，只能与云南自身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不同阶段、不同特点的文化类型来界定。大体说起来，云南的历史文化主体可分为史前文化时期（远古至春秋）、古滇文化时期（春秋至东汉）、爨文化时期（三国至唐中叶）、南诏大理文化时期（唐中叶至元初）、汉文化主流时期（元初至今）五个阶段。爨文化时期在云南两千年文化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爨字的音、形、意，据吴光范先生《爨迹初探》研究：“爨”音窜（cuàn），《广韵》七乱切，《集韵》七丸，《正韵》取乱切。以为炊爨，即烧火做饭。《中文大字典》、《辞海》等书解释，是一个“象形、指事、会意三者兼之”的文字。头上正中像“甄”，两边以“臼持之”；中部“冖”像灶口；下部表示“推林纳火”，“林薪也”。整个字的意思表示把甄字安放在灶上，下面在火上加柴。“爨”通常有五种意思：一是“炊也”，即做饭。如《孟子· 滕公文上》：“许子以斧甄爨，以铁耕乎”？另，《陆游诗》：“客主同爨炊”。二是“灶也”。《诗· 小雅· 楚茨》：“执爨蜡蜡，为俎（音祖zǔ）孔硕，或燔（音凡 fán 1.焚烧；2.烤。 —编者注）或炙”。《玉篇》：“爨，灶也”。爨杖，即拨火棍。三是“火上”。《仪礼· 士礼》：“大羹湆（音气 qì 即泣。1.幽泣；2.羹汁。 — 编者注）在爨”。《文选· 陈琳· 檄吴将校部曲文》：“爨镬之鱼，期于消烂”。爨镬即爨鼎。四是“调和五味之处”，爨室即厨房。五是戏曲名称。宋杂剧金院本中某些简短表演的名称，如《白花爨》、《四宝爨》等。“又有爨戏，效爨人之戏也”。如《辍耕录》载：“宋徽宗时，爨国人来朝，见其衣装、巾裹、举动皆可笑，使优人效之，以为戏焉”。这里所要说的爨，字虽与上述相同，意思则完全不同，主要指的是云南历史上围绕爨氏家族所产生的一系列爨文化的内涵，包括姓氏之爨、族别之爨、地域之爨、时间之爨、军队之爨、文字之爨等涵义。 ◎ 姓氏之爨：最早见于史籍的爨姓之人为《战国策·魏策》里的爨襄，表明至迟在战国时期爨姓已出现。其爨氏之姓因何而来，源自何方，不得而知，据《爨龙颜碑》载：“采邑于爨，因是族焉”。是说爨氏因封地而得姓。以采邑为姓即以封地之名为姓氏，这在古代极为普遍。但这里指的采邑是汉末的事了，据爨襄已几百年，故此说不可信，且采邑在何处？亦无从考证。总之，爨之为姓是很古老的事了，而使作为姓氏的爨得到发扬光大的则是南中头号大姓爨氏。其辉煌时，“千柯繁茂，万叶云兴”，形成一个庞大的家族集团。◎ 族别之爨：爨是否形成过一个民族，是个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方国瑜先生说：“滇东地区原住居民，族属盖多，而以叟族为主要。两汉以来，遣戍内陆人民，落籍孽生渐多，户籍有夷汉之分，土长统夷户，大姓统汉户。自爨氏得势，所有居民即受统治，夷汉融合，称为爨人，亦称爨蛮”。今从其说，爨作为一种族别自爨氏读罢南中以后，又因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不同而有“西爨白蛮”、“东爨乌蛮”之分。至于元明清文献中记载的“松爨”、“黑爨”则是指今天彝族的先民，与隋唐时期的“爨蛮”、“爨人”还有一定的区别。爨人的内涵更为广泛丰富。“黑爨”则是彝族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特殊称谓，包容要小得多。◎ 地域之爨：最早作为地域概念的爨，当是《爨龙颜碑》所说的“采邑于爨”，但底在何处无可考证。这里所指的地域之爨，主要是指爨氏统治之下的广大地区，虽时有变化，但大体说起来应为宁州辖境，即原秦汉之“西南夷”地区和蜀汉已降之南中地区，就是“爨地”。◎ 时间之爨：所谓时间之爨，就是习惯上说的“爨时”，即东晋咸康五年（公元339年）爨琛独霸南中起，之唐天宝七年（公元748年）南诏灭爨止的400余年间。◎ 军队之爨：主要是主爨氏家族的部曲，是其统治南中的工具，源于蜀汉时南中大姓的私家部曲。《华阳国志·南中志》载：诸葛亮平南中后，“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飞军”。“亮收其俊杰……习官至领军”，“从战街亭”。爨习本有自己的军队，曾率部随诸葛亮出祁山，与司马懿对峙街亭。爨琛称霸后，爨军成了爨氏家族控指南中的资本，并将原来郡县兵也转化为自己的私家部曲了。至于李京《云南志》所说的“爨奭军”、“寸奭军”则是元代由“乌蛮”、“白蛮”组成的少数民族军队，与“爨军”概念不同。◎ 文字之爨：徐嘉瑞先生认为彝文，或称罗罗文，而其前身则为白兰文；从西北而来，与羌人相近，历史悠久。由于元明清三代爨成了彝族的专称，所以把彝族的古老文字称为“爨字”或“爨文”。道光《云南通志·爨蛮》说：“有夷经，皆爨字，状类蝌蚪而得名，精者能知天象，断阴晴”。《开化府志》云：“爨字为纳垢酋（今马龙县境）阿町所撰，凡一千八百四十有奇，名之曰韪书”。《马龙州志》云：“爨文即蝌蚪文，因形似蝌蚪，为唐时纳垢部酋长之后阿町搜集规范，为老爨文的前身，名曰《爨文丛刻》。由上述可知，确有爨字，其形似蝌蚪，大概出现于唐代，后演化为爨文”。
爨文化是继古滇文化之后崛起于珠江正源南盘江流域的历史文化，其中心区域在今曲靖、玉溪、楚雄、红河等地，范围包括当时的建宁、兴古、朱提、云南、牂（音脏zānɡ 指母羊）河、越嶲（音西 xī 县名，越嶲在四川省，今作“越西”。 — 编者注）、永昌七郡在内的整个南中地区，时间大致为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至唐天宝七年（公元748年）。第一阶段为诸葛亮南迁庲降（音来酱 lái jiànɡ）都督于味县（公元225年）至西晋武帝泰始七年（公元271年）置宁州。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统一政治局面的出现和形成，大姓势力得到发展并成为中央王朝统治南中的社会基础，或可称为爨文化形成的准备期。第二阶段为泰始七年（公元271年）至东晋成帝咸康五年（公元339年）。这一阶段是南中地区发生激烈社会变革的时期。大姓豪强势力与爨氏称霸局面最终形成，从而使南中地区社会进入相对稳定时期，区内经济文化得到一定发展，因而是爨文化形成的初始时期。第三阶段是从东晋咸康五年至隋文帝开皇年间（公元339 - 600年间）。这时爨文化高度发达的时期。政治上趋于稳定，爨氏实行即奉王朝正朔又自领刺史郡守，搞相对独立；经济上农牧并重，以农耕为主，经济持续发展；在文化艺术方面受中原影响极大又自成风格，以两爨碑为代表的实物资料是其典型代表；在宗教仪式方面，以“鬼教”为其传统的原始宗教，发展成为政教合一的“鬼教”制度；“遑（音黄huánɡ 意为：闲、暇。如“不遑”意为没有功夫。 — 编者注）耶” 姻亲制度则是其政治文化中浓厚的地方民族特色的体现。第四阶段从隋史万岁征爨开始，到唐天宝七年（公元748年）为止，是爨文化的衰落时期。此期间，爨氏内部纷争加剧，中央王朝的统治势力加强，南诏在洱海兴起，并在唐王朝的支持下东进，击灭诸爨，爨文化遭到毁灭性打击。20万户西爨白蛮大迁徙，促进了滇西的发展，并自此改变了云南历史的发展方向。爨文化孕育成长于珠江正源的南盘江流域，自古就是古人类生活的地方。盘江流域的远古人类在滇东高原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这一区域文化的中心为今曲靖、陆良两大坝区。其中，曲靖自古为“入滇门户”，素有“全滇锁匙”之称。由于特定的地理位置，使其在云南较早地接受巴蜀、夜郎和中原文化的影响，加之辽阔的坝子（陆良为云南第一大坝子，曲靖为云南第五大坝子），丰富的盘江水资源，温和湿润的气候条件，使这里成为云南开发较早的农耕经济区。1982年11月，在曲靖市麒麟区珠街乡三元董家村北的一个叫马槽洞的山洞里发现了大面积碳化稻。碳化稻在距洞口25米处发现，分布约5平方米，大多被洞穴顶部渗透滴下来的岩浆形成的石灰华所覆盖，厚度在1.5厘米 - 3厘米，有的碳化稻已嵌入石灰岩孔隙中。所见碳化稻均成墨黑色，表面无光泽，较粗糙，轻压即碎，多数为脱壳（音俏qiào）米粒。经专家鉴定，认为是人工栽培粳（音京 jīnɡ 稻的一种，米有粘和不粘两种。 — 编者注）稻型。此外，在洞口壁上的胶结土中，还发现大量兽骨；在洞上部约20米的地方，发现了人类留下的遗物陶器残片，为夹砂灰陶，火候较低，制作较粗糙，可以认定是一处新石器时代古人类文化遗址。1978年 - 1982年，在曲靖珠街八塔台发现了大批古墓群。其中对一号、二号堆进行了6次发掘，共发掘了各个时期的墓群700余座，文化堆叠层高达7米。墓群类型较多，交叉堆叠。上至春秋，下至元明的墓葬层层叠压，文化层历时2000余年。这种墓葬现象在国内考古史上实属罕见。在属于春秋至战国这一时期的30余座封土墓和土坑竖穴中，出土了大量青铜时代的器物，而封土墓在云南青铜考古史上是首次发现。其中，战国至两汉时期墓葬220座，宋、元、明时期的火葬墓304座。总计出土各类文物1000余件，有兵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品、装饰物、乐器和货币；有青铜器、铁器、陶器、玉器；有铜剑、矛、戈、斧、凿等；有铁矛、铁斧、铁凿、环首刀等；还有陶块、陶碗、陶鼎；铜鼓、铜铃亦有出土。值得注意的是，铜鼓与陶鼎在同一类墓葬群中出现。这种“鼎立鼓群”的现象，说明中原汉族代表权力至高无上的“鼎”，与西南少数民族的神器“铜鼓”，在这里受到同样的重视，正好说明两种文化的交融。从出土的大多数青铜器的造型、风格看，与石寨山应属同一类型，这又正好证明了司马迁所记载的“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浸、糜莫之属，皆同姓相扶”[1]的可靠性。可以认定，八塔山是于滇人同姓相扶的劳浸、糜莫之属留下来的遗址，同时又比滇池地区带有较多的中原文化的色彩。庄蟜之后，这些滇人“分侯党支，传数百年”[2]。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经常頞（音饿 è 鼻梁。这里的“常頞”系人名。 — 编者注）开“五尺道”，由奭（音是 shì 盛大之意）道（今四川宜宾）抵味县（今曲靖市麒麟区）。这是官方修筑通往云南的第一条古道。公元前316年，司马错灭蜀后，秦在成都设蜀郡，任命李冰父子为郡守，开始修筑从成都循岷江而下，抵达奭道县的道路。李冰用集薪焚石、浇水爆裂之法，在陡峭的岩石上凿道成功。常頞继承李冰事业，将道路延伸到味县，以沟通滇与巴蜀的联系。因此道沿途山高水险，不易开凿，宽仅五尺（相当于今一米左右），故称“五尺道”，全程近1000公里。汉在秦的基础上拓宽道路，武帝命唐蒙修“南夷道”，亦即在五尺道的基础上拓展，从而进一步加强了曲靖与中原的联系，促进了中原文化的不断输入，刺激了盘江沿岸原有经济文化的发展，使其在云南的地位日益彰显了出来。东汉末年黄巾农民大起义失败后，形成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历来为巴蜀附庸的西南夷地区，此时被称为“南中”，仍受巴蜀节制。蜀汉立国之初，东汉以来在南中地区逐渐发展起来的地方实力派南中大姓（汉族移民上层）和夷帅（土著民族首领）趁中原纷争，纷纷起兵反蜀。蜀汉章武三年（公元223年），刘备病死前后，“高定恣睢（音虽 suī 睢县，在河南省。 — 编者注）于越嶲，雍闿（音楷 kǎi）跋扈于建宁，朱褒反叛于牂河”[3]，大姓，夷帅的联合反蜀达到高峰。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诸葛亮在政治招降失败的情况下，亲率三军南征。兵进越嶲杀高定，五月渡泸（金沙江）战孟获于滇池，七月间在盘江上游降服孟获。八月与下牂河、趋建宁的马忠、李恢会师于滇池，南中遂平。战后诸葛亮实施“南抚夷越”的方针，将原西南夷四郡（即益州、越嶲、牂河、永昌）分为南中七郡（即建宁、牂河、朱提、兴古、越嶲、云南、永昌），并将原设在平夷（今贵州毕节）的军事管制机构— 庲降都督，移至南中腹地味县。自此，味县既是建宁郡所治，又是庲降都督驻地，七郡受其节制。滇东盘江流域取代滇池区域成为云南的新的文化中心区。后至西晋，“秦始七年（公元271年）分益州南中建宁、云南、永昌、兴古四郡为宁州”[4]。其州治为庲降都督故地味县。宁州的设置，彻底改变了南中地区长期为巴蜀附庸的地位，是云南作为一个单独的行政区划居于全国十九州之列。而作为宁州所治的味县，其在南中各郡中的中心地位便不言而喻了。这一变化必然带来各种文化的变化与转型，加之汉族和中原其他民族的不断进入，盘江流域社会经济的发展，铁制工具的广泛使用，使得各种文化的碰撞与交流普遍发生。到了西晋末期，在盘江流域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态势，从而为爨文化的诞生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东晋时期，中原纷争，战乱频繁，两汉以来便使形成的南中大姓势力得到极大发展，建宁、晋宁等郡成为大姓势力最强盛的地区，主要有雍、爨、李、孟、毛、朱、霍、吕、董等大姓。此时，封建王朝已无力顾及南中，大姓间相互攻伐，相互吞并，最后剩下爨、霍、孟三家势力。成汉时，爨琛投靠李雄共同抗晋。东晋成帝咸康八年（公元333年）成汉分宁州置交州，以原建宁太守霍彪为宁州刺史，爨琛为交州刺史，孟彦为建宁郡太守。在你死我活的争斗中，霍彪得到成汉政权的支持，势力最大，而孟彦欲兼并其势力，则投靠东晋。成帝咸康五年（公元339年），东晋广州刺史邓岳伐蜀，兵至兴古，孟彦趁机擒获霍彪缚送至晋军杀之。成汉李寿闻讯派兵追击。孟彦随即被汉军所杀。霍、孟两姓势力在这次兼并中同归于尽，爨琛则趁机吞并其他大姓，造成了他独霸南中的局面。爨琛独霸局面形成后，爨琛对南中的统治，经宋、齐、梁、陈诸朝的更替而长久不衰。这一时期，中原南北朝对峙，群雄纷争，成都数易其主。得蜀者力图自保，失蜀者自顾不暇。北方诸国则更是鞭长莫及。其间，中原王朝所任命的宁州刺史多在成都或建康（今南京）遥领官衔，坐食俸禄，爨氏便自封自领刺史、太守，对南中实行割据统治，一直延续到唐中叶。爨氏称霸南中400余年[东晋咸康五年（公元339年）至唐天宝七年（公元748年）]，结束了西晋末年以来的混乱局面。在爨氏统治下，南中地区相对较为安定。故而不少内陆人户为逃避战乱而纷纷迁入。这些汉族移民转化为大姓的部曲过平民，成为爨氏大姓势力物质生活来源的创造者，亦是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与此同时，自秦汉以来不断迁居南中的汉族移民，与当地的滇人及其同姓（同血缘关系）的糜莫之属杂居相处，在漫长的生产生活中相互融合，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共同体— 爨人。
爨人是当时南中的主体民族，其主要成分为汉族移民与当地经济文化较发达的滇人的融合体，所以吸收了两者的传统文化，在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创造出了具有独立风格的爨文化。诚然，也应当指出的是，爨地以宁州为空间范围，被称为爨区。在爨区区域内虽以爨文化为主体，但并不排除其他的古老文化如昆明、夜郎、百越、氐羌、哀牢等文化，在区内各民族中自我保存和发展。爨文化有其鲜明的特点，首先是在经济生活中农畜并存，以农为主，畜牧为辅，且农与牧之间并无严格界限。史载，爨地“邑落相望，牛马被野”。“从曲、靖州已南，滇池已西，土俗惟业水田，种麻、豆、黍、稷，不过町疃（音挺湍tǐnɡ tuǎn）”。又云：“云南及西爨故地并生沙牛，草深肥，牛更蕃生犊子。天宝中，一家便有数十头牛”[5]。这是爨文化产生并赖以生存与发展的自然环境和传统习俗所决定的。其次，爨文化有其自身的政治特点。政治制度，是研究一个文化体系的基本问题之一。特定的文化内涵，必定有特定的与其经济形态相适应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形式。诸葛亮南征后，分南中四郡为七郡，这一设置并未完全按地域来划分，而是在庲降都督节制之下，根据西南夷原有的民族结构来划分的。同时，即任命王朝官吏，又封土酋为长，这种政治制度上的“双轨制”对爨文化形成以后爨区的政治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大姓虽因移居南中时间较长而正逐渐“夷化”，但与土生土长的土酋夷帅仍有较大的区别，在南中统治阶层中拥有双重的特殊身份，既是王朝在南中的统治基础和依靠力量，又是土酋夷帅反抗王朝势力渗透的重要盟友。当王朝势力强大时，他们投靠王朝，成为王朝统治的基础；当王朝势力减弱时，他们往往与土酋联合起来，割据称雄。大姓为了自身利益，与夷帅结成“遑耶”，亦即姻亲。在郡县一级，大姓受王朝之封成为郡县官吏，在村邑又通过姻亲关系来维持其对下层群体的统治。产生这样一种结构，是因为爨地各部落之间尚未完全打破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尚处在初期和发展阶段所致。爨氏对王朝实行的是郡县制，受王朝册封或委任，代表王朝行使统治权；但与爨区各民族、各部落之间，实行的是姻亲制。且各部落之间有很大的独立性，各民族、各邑落村舍均有自己的宗教和政治首领— 鬼主。几个有血亲关系的部落共奉一个大鬼主，整个爨区又奉爨氏集团的最高首领为诸爨大鬼主。鬼主是村邑和部落的直接统治者，又是神职人员。鬼主与鬼主之间除诸爨大鬼主外互不统属，而是通过姻亲和血亲结成联盟。爨区的这样一种特异的政治制度，既不是部落联盟制，也不是奴隶制、农奴制，更不是封建制，而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于是政治结构上便出现了上、下两套相对独立的系统，上层为爨氏集团和王朝官吏（包括王朝和爨氏任命的其他大姓），下层为村邑部落首领。这种特殊的政治组织系统，使其实行郡县制与姻亲制并重，即奉王朝正朔，又搞相对独立。从而决定了当时的爨区，既不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王国，也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地方行政区划。再次，爨文化是一个多元的复合体。爨文化的创造者 — 爨人是一个复合型的人们共同体，这与严格意义上的“民族”不尽相同。爨人不是由某个单一民族直接发展演变而来，而是由以汉人、滇人为主，包括其他古老族群的人们融合而成的。这些融进爨人的不同成分，在新的组合形式下，必然带有自己的某些原有特征，这就使其在文化特征上，打上了多元的复合体组织形式的烙印。爨人信奉众多原始氏族的图腾— 虎、牛、蛇、火、稻等。其中，以虎、火为图腾的，多来源于氐族系统的族群；而以牛、蛇、稻为图腾的，则多来源于百越系统的族群。这些原有各民族的图腾，在爨区内成了各族族群都能共同接受的新崇拜物。对此，虽文献记录很少，但在民族学田野调查中确时有发现。直到今天，云南省寻甸一带的彝族，仍对蛇和稻十分崇拜。彝族女子的服饰中就带有许多蛇崇拜的痕迹，如其腰带为蛇形，头饰图案为蛇皮花纹等等。当地至今仍保留着在“祖洞”（供奉祖灵的山洞）或房梁（在滇东一带彝族中，居室无汉式的正堂供桌，供奉家神和祖位的地方是房梁）上，放置一竹筒稻谷的习俗。这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文化现象。不妨大胆设想，在这一怪异现象后面掩饰着的，正是爨文化时期多元文化交融形成的崇拜习俗，在其经济生活发生很大变化之后仍保留着自身传统文化的某些要素。彝族这个长期被学术界认为是以山地游牧经济为主的民族，却保留着这些稻作民族的原始习俗，不正好说明这一点吗？在爨文化时期的众多崇拜物中，蛇崇拜占有重要位置。爨人把蛇当做自己的神祗，把蛇看做吉祥、幸福、美丽的化身。撒尼著名史诗《阿诗玛》的主人翁阿诗玛，就是“蛇女”的意思，据研究，撒尼语“诗”即“蛇”之意，“玛”即“女孩”之意，且阿诗玛是“蛇年蛇月蛇日出生”，集吉祥、善良、美丽于一身的撒尼美女[6]。这种对蛇的崇拜，可溯源于古滇人的蛇崇拜，这是一种文化上的传承，也是爨人及先民们对农耕意识的体现，说明农耕意识和农业经济在爨文化精神、物质文明中的主导地位。祖先崇拜，也是爨人的原始崇拜之一。爨人认为本部落的祖先是保护神，并且十分迷信“鬼”，信奉“鬼教”，每个部落必有一个鬼主，鬼主便是祖先的化身。鬼主能沟通天、地、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具有人神参半的特殊身份。既不像汉族的巫，也不像纳西族的东巴，鬼主不仅是本部落的宗教职业者，同时还是部落的统治者。这样一种身份，使鬼主在部落中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这种权力是爨氏家族赖以统治政治基层的力量。之所以说爨文化是多元的复合体，很重要的一点是其带有浓厚的汉文化色彩。举世闻名的“两爨碑”无论是行文风格、职官题名，还是碑的形制，以及大爨碑碑额的饰物朱雀、玄武、穿耳等都有明显的汉文化特征。不过从“两爨碑”的艺术风格讲，它又带有南方民族特有的野、蛮、怪的气质风格[7],既含有农耕民族严谨务实的文化心理，又有游牧民族粗狂奔放的蛮夷之气[8]。总之，学术界认为爨文化源于古滇文化，但又不是简单的继承，而是融多种文化为一炉的巨大创新。没有这种创新，就没有云南文化的生命源泉。对于古滇文化和南诏大理文化来说，爨文化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 参 考 文 献 [1] 《史记·西南夷列传》。 [2] 《华阳国志·南中志》。 [3] 《三国志·蜀志·李恢传》。 [4] 《华阳国志·大同志》。 [5] 樊绰：《云南志·名类》、《云南志·云南管内物产》。 [6] 详见叙事长诗《阿诗玛》。 [7] 陈孝宁：《试论<爨宝子碑>的美学特征及价值》，载范建华主编《爨文化论》， 云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8] 蒋大康：《从文化角度审视<爨宝子碑>的美学特征及价值》，载范建华主编《爨文化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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