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偏处运城市盐湖区西北郊的寺北村，有一座唐代古塔——泛舟禅师塔。村名“寺北”，因此处原是唐代报国寺的所在地，寺宇早毁，唯塔独存。泛舟禅师是报国寺的僧人，不过这位禅师身份有点特殊，加上这座塔是留存至今的罕见唐代单层圆形塔，虽体型小巧却早跻身于中国名塔之列。 不过关于此塔的建造年代和泛舟禅师的身世，网上各处资料描述都不一致，有些官方介绍错漏百出，更有甚者，有些内容是完全的张冠李戴，互相传抄，不加辨别，以讹传讹，此处一并对舛误之处略加勘正。
唐代单层圆形塔的孤例？ 车行村中，远远围墙外就能看到塔尖，塔院常年有人值守，似乎就在院中居住，门口还写着值守人的电话，以便联络。进院正对着的是文保碑，有一块1960年运城县的“文物古迹保护标志”，称此塔为“报国寺砖塔”，当时即要求“如在塔周围十公尺以内兴工动土时，须经县人民委员会批准”，可见当时对此塔的重视。 从碑向左望，即为此次探访的主角——泛舟禅师的高级墓塔。 运城境内古塔遗存众多，如新绛龙兴塔、安邑太平兴国塔、芮城寿圣塔、临猗双塔、永济莺莺塔，都是棱角分明直插云天，需抬头远观才能见全貌。而泛舟禅师塔身量不大，只需找个高处踮脚，平视就几乎能把上下通览。 泛舟禅师塔从外形上分类属于单层亭式塔。梁思成在其《中国建筑史》中曾说，“除天宝间之净藏禅师塔外，唐代佛塔平面一律均为正方形。如有内室亦正方形。”这话如今已被证明太绝对了。存世的唐代砖石古塔中比较知名的如西安的大雁塔、小雁塔，登封法王寺塔，以及大理三塔中最大的千寻塔等，都是方形的，但除梁思成提到的净藏禅师塔外，六边形、八边形唐塔也都有实例可见。  单层八角形的净藏禅师塔，建于唐天宝五年（746年） 在一众多边形塔中，如泛舟禅师塔这样的单层圆形塔，较为罕见，在浮屠世界中显得别有风姿，透过其质朴浑厚的外形，给人一种融和宽张的感觉。 但罕见并非特例，很多介绍资料里就此讲这塔是唐代单层圆形塔的孤例，恐怕未必。
单檐塔在早期并不少见，莫高窟壁画中多处可见造型多样的单檐塔。实物中，除泛舟禅师塔，运城还有一座招福寺禅和尚塔，从资料照片中可以看出，一样是单层圆形塔，塔上铭文记载为唐咸通七年（866年），可惜这座塔今已不存。
运城永济县有一座栖岩寺故大禅师塔，据记载建于唐天宝十三年（754年），也是单层圆形塔。此塔铭文有启功加持，名重一时，早先破败不堪，如今已修葺一新。
五台佛光寺附近有一座志远禅师塔，梁思成、林徽因曾探访并留影，从旧照片上看也是单层圆形塔。此塔如今仍在原处。
志远禅师塔，建于唐会昌四年（844年） 细看泛舟禅师塔 泛舟禅师塔伫立在圆形的砖基上，大致可分成塔基、塔身、塔顶三个部分，高约十米，每部分高度约占三分之一，除塔身、塔顶有一部分夹用石料外，大部分用砖砌成。让我们从下往上细细看来。
塔基为圆柱形，由上到下略有收分，高约三十余层砖。 塔身分为须弥座、塔室、出檐三部，须弥座从台基上砌，逐层收进；再上为束腰，周围一圈很矮的蜀柱，柱与柱之间分隔成壶门小龛，这些小龛排列得非常密集，很是美观。蜀柱之上为上枋。
须弥座之上为塔室，由八根倚柱将圆周面平均分隔成八面，正南面辟门，通向塔心室；正北面嵌塔铭；正东、正西两面上为砖雕假门，假门上雕刻出乳钉、门锁。四个侧面上雕刻破子直棂窗，这种门窗形式为唐代建筑常见的形制。但泛舟禅师塔并未作出更多的仿木结构，倚柱平直，没有刻意模仿出圆柱形，也没有像净藏禅师塔一样作出仿木斗拱。
接着往上，是极为漂亮的塔檐。叠涩十一级出檐，最下面还有一圈菱角牙子，最上面两层是仿木结构的檐椽、飞椽和滴水。塔檐的叠涩层带有明显的内凹曲线，极其俏丽。整个塔檐探出深远，远超出塔身，亦大于台基，舒展之极。
塔顶分塔盖和塔刹两部分，塔盖在檐之上，逐层收进，形成反叠涩收缩，如一般的屋面状。正中为塔刹，共分六层，下面两层山花蕉叶，下层山花蕉叶之上有较高的复钵，再上为一层复莲和一层仰莲，再上为一层火焰，层与层之间收进作束腰状，有雕刻，火焰之上为一颗宝珠。
从塔基、塔身，再到上面的塔顶，一张一缩，节奏变化中尽显玲珑之姿，整体风格不逞奇巧而显古拙端庄。
从塔铭谈人与事 在泛舟禅师塔塔身正北一面，嵌着一方《安邑县报国寺故开法大德泛舟禅师塔铭》，塔高而模糊，现场无以辩读，不过此塔铭曾见于孙星衍、邢澍的《寰宇访碑录》、夏宝晋的《山右金石录》, 并经胡聘之的《山右石刻丛编》著录，并不难找，网上也有拓片可见。
塔铭拓本高近一米，宽七十厘米，罕见的从左往右竖行书写。塔铭中有一块剥落破损，有的介绍里说是“文革”时期红卫兵持枪射击所致，但翻看清人所编的《山右石刻丛编》，中间所缺字正是残损之处，可见此处残损早在清代就有，绝非近代所致，此说只怕是无知误传。 塔铭为“承务郎富士康河中府虞乡县令袁允撰”，“文林郎前富士康饶州参军薛颖书”。袁允除此塔铭外，《全唐文》中另有两篇赋收入，也算一时文士。 铭文记载了塔的来历，主要涉及人物有两人，一位是中唐平乱重臣曲环，一位则是泛舟禅师本人。
塔铭开篇就介绍了泛舟禅师的出身：“禅师皇之姓指树，释之号泛舟，调御大夫以太子踰城，故师以王孙脱屐。叔祖玄宗，祖邠王，贵可知也”。泛舟禅师出身皇家，祖父为邠王李守礼。李守礼是章怀太子李贤次子，就是唐高宗李治的孙子，和玄宗李隆基是同祖父的堂兄弟。李守礼史称姬妾很多，有儿子六十余人，名字见于《新唐书》宗室世系表的，就有十九人，铭文里没有说出他父亲的名字，因此无从知道属于哪一房。虽然史书无载，但泛舟出身皇家应无可怀疑，毕竟此塔为唐代所建，恐怕不会有人胆敢冒充本朝皇家子孙吧。
报国寺则是出自曲环的资助。曲环，正是本地安邑县人，在新旧唐书里俱有传。史书称其“少读兵书，尤以勇敢骑射闻。”天宝中便随哥舒翰征战，曾参与平安禄山史朝义、破吐蕃、平李纳、平李希烈等等战事，戎马一生，累立军功。做好多处节度史。曲环告老还乡后，资助建造起报国寺。塔铭中记载：“贞元五年，陈许节度使曲公富贵还乡，霜露逾感。输金买地，营寺酬恩”。并请来泛舟禅师兴宗开法。 贞元九年，泛舟禅师圆寂。塔铭中关于这个年代的记载有矛盾之处，后文中又说泛舟禅师“生于己卯，灭于壬申，僧腊三十四”。贞元九年的干支是癸酉年，而壬申是贞元八年，和前文略有矛盾。考虑到塔铭的撰写是在二十多年后的长庆二年，可以推测壬申的干支推演有误的可能性更大，例如《净藏禅师身塔铭》：“天宝五载，岁次丙丁”，竟将“丙戌”误为“丙丁”，因此泛舟禅师于贞元九年（793年）圆寂也许更靠谱些。由此上推己卯为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则圆寂时五十四岁，以“僧腊三十四”计算，是二十岁出家的。 泛舟禅师圆寂在贞元九年（793年）正月十六，塔铭是长庆二年（822年）所镌，前后相距二十九年。那这里就产生一个问题，这座塔究竟建于何时呢？这也是网上资料各异的地方。
泛舟禅师塔的建造规格极高，塔铭中记载：“曲公以上将营护，陕伯姚公以日俸备供，邑宰崔君躬饬吏办......遵大师踌躇之选，窆于寺之春率，建窣堵波......”。曲公即曲环，“陕伯姚公”指的是同州刺史、陕虢观察使姚南仲，也是唐史上有传的名臣显要。毕竟是王孙出身，即使出家，亦高人一等，有曲环、姚南仲这种等级的加持，有地方政府领导的亲自督办，还有弟子们的尽力操持，在禅师生前指定的地方，兴工建造这样秀丽的墓塔“以为瞻慕思惟之向也”，是合情合理的，因此泛舟禅师塔的建造时间是唐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基本可以肯定。
可能有人会问，如果塔建在贞元九年，为何要到二十九年后的长庆二年才刻塔铭，此时曲环、姚南仲早已下世。其实先建塔立石，后刻塔铭是唐代常有的事。以玄奘塔为例，塔建于总章二年（669年），当时大概并未刻塔铭，太和二年（828年）重修塔身，直到开成二年（837年）才由刘轲撰文，四年（839年）五月十六日才书丹，此时上距建塔之日已过了一百七十年，距离重修也已十一年。至于唐人在葬后数年，甚至于数十年之后，才刻神道碑的事，更不胜枚举。 因此，泛舟禅师圆寂后近三十年后，袁允撰塔铭并刻刊，有叙往追思之意。“蓬户朱门，跃翥爱恩，精微洁净，登得禅圣，神本将形，不为形使，神去形留，水过停滓，滓亦无滓，塔亦无塔，尊教敬师，传者斯答”。 历尽千余年沧桑之后，宏伟的报国寺荡然无存，旧时伟迹，先贤闳休，俱为尘埃，只有古塔遗存，偏居一隅，无语见光影来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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