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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维德 7岁以前，我是东辛庄子村最负盛名的“馋小子”。直到今天，村里的老人对我的各种“馋事”仍记忆犹新、津津乐道。从他们生动的叙述中，我回忆起许多早已淡忘的细节。 6岁那年夏天，我好容易盼到哥哥姐姐们都下农田干活走了，心惊胆颤地攀上家里的粮食囤子，从数量不多的粮食囤里偷出一把地瓜干，直奔村南老柳树底下被孩子们围住的红萝卜摊，那是我做成的第一笔交易——用一把地瓜干换了10棵红萝卜，正当我聚精会神数着红萝卜的时候，不幸被逮住，人赃并获，红萝卜被娘当场没收，过了一会儿，我揣摩着娘火气消了，使嘻皮笑脸地向娘讨还，娘随口答道：“猪吃了！”我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扛起一根木棍咆哮着冲进猪圈，把个憨头憨脑的猪打得嗷嗷直叫，娘在一旁笑弯了腰。 对邻居李大爷家那棵杏树我垂涎已久，那一枚枚黄橙橙的杏子撩拨得我心里直发痒。瞧准李大爷外出走亲的空当儿，从院墙上爬进去一气吃下十几枚杏子，酸得我直咧嘴闭眼睛，口水不自觉地流了出来。这是我最为过瘾的一次“解馋”，如果不是我再一次组织“馋猫”们进行那次大规模的偷袭，李大爷还一直蒙在鼓里呢。 “解馋”的方法花样繁多，走亲戚就是其中一种。那年秋天，我随爹到奎山夹仓一村的姨奶奶家，记得中午饭是笼蒸大包子，一半是白面包子，另一半是地瓜面包子，我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那热气腾腾饭香扑鼻的大包子，心里盘算着能吃几个白面的，让我失望的是姨奶奶竟毫不留情地分给我两个白面的和两个地瓜面的。这一下几乎惹怒了我，我端着那四个大包子气呼呼地进了西屋。生气归生气，吃大包子可不能耽误。如同猪八戒吃人参果，我几乎没尝出什么味道，很快就解决了两个白面包子。吃地瓜面包子时，我就犯了愁，那甜甜的粘贴的地瓜味实在难以下咽。我瞧瞧四下无人，索性把那地瓜面包子扔到了床底下。姨奶奶进屋见我把包子吃个精光，一个劲儿地夸我人小饭量大能吃饭长个高，一边忙不迭地给我拿白面包子，见此情景，我在心里偷着乐呢。 “解馋”也有闯祸的时候。6岁那年的冬天，我和二叔、小叔家3个弟弟在村西大汪的冰上玩，快到午饭时候，忽然心血来潮，我提议找爹去吃卤子面。于是，我领着弟弟们步行了5里路来到爹的单位，如愿以偿地吃上了卤子面，可家里却翻了天。吃午饭时，娘和婶婶们发现我们不见了，全家出动四处寻找，有人马上提供线索说在村西大汪的冰上看到过我们。于是，全家人一窝蜂似的拥到村西大汪，哥哥姐姐们从家里扛来耙子，在砸过的几个冰窟窿处认真地打捞着，人越聚越多，娘和婶婶们哭成一团。正当大家束手无策之时，我领着弟弟们吃饱喝足回来了。哥哥们气坏了，扬言要狠狠教训我一顿，吓得我一溜烟钻进村西南的竹林里，挨冻受怕遭了一夜罪。 馋嘴也有上当受骗的时候。7岁那年，六堂婶婶从黑龙江回来，婶婶听到有关我馋嘴的“事迹”后，有意要逗逗我。一天，六堂婶婶找到我对我说：“孩儿啊，你的亲娘在黑龙江，过去因为家里穷才把你寄养在现在这个娘家里，如今亲娘有钱了还开了大饭店，有鱼有肉想吃啥就吃啥，婶婶回来的时候你的亲娘求我把你带回黑龙江，你亲娘可想你了啊。”六堂婶婶说得跟真事儿似的，我激动得不行，小小的心脏咚咚地跳个不停。我按照六堂婶婶的说教，找来菜篮子，偷了一只碗一双筷子，晚上我怕睡过头，就抱着菜篮子一夜没敢合眼，天刚刚放亮就跑到村西的大汪边等着六堂婶婶。结果可想而知，但那个时候太小不懂事，并没意识到是六堂婶婶在骗我，反而固执又天真地盼着黑龙江的亲娘来接我呢。 参加工作后，偶尔回老家，还能听到“棒子”一顿能吃多少只犁，“石头”又偷了田老光棍几次狗肉……不知不觉，“馋猫”也换了一届又一届。近几年来，关于馋嘴的“事迹”却越来越少了，也许是因为人们生活富裕了，孩子们想吃什么就能吃到什么，所以对吃的欲求也淡了的缘故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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