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狄道即临洮，临洮即狄道！ 1982年9月至1985年6月，我曾经在临洮师范上过三年的学，读了三年的书。 这些年，单位上也经常发各种表格要求填写学历，一般情况下填的最高学历是“大学”，这样才显得人有点排面。如果不仔细看或者有的表上填的不仔细的话，别人肯定以为本人真念的是本科，其实那就是个党校层次函授取得的文凭，不能太当一回事的。上这种成人学校，对个人真实学养水平的提高作用是有限的，和实打实的普通国民教育体系学校相比，质量上就差的比较多了。这辈子我的初始学历其实就是“中师”，是在当年的临洮师范学校花了三年时间读取的。 （一）去临洮念师范纯是一次偶然 1982年5月，我在读的会宁一中就正式进入那一年的中考季了。那个年代由于初中毕业考小中专，录取的比例太低，一般一个县上就是几个人，再加上中师，一年能考走小中专的在一县数千考生之中也就是一百多号人而已，所以那个考试竞争的激烈程度还是比较可怕的。记得1982年那一年的小中专招考是和高中招生考试裹在一起进行的，只是每个人所填报的中考志愿多少有别而已。幸运的是在那一年的中考中，凭着一番运气好、心态好、发挥好，再加上老天保佑，竟然最后撞大运真考上了师范。 其实考前填报志愿时，表上是有中专和中师两个选项的。中专当年有三所学校在会宁招生，一是西安电子学校，二是陕西交通学校，第三所记不得了。记得当时一起爬在县文教局院子里的水泥台子上填报志愿的，还有一个会宁北乡一位姓万的同学，最后中专他没考上，他去了会宁一中的高中部继续读高中去了，后来念了兰州的大学。填中专志愿时考虑到自己平日里在全级上并不拔尖的水平，分析正常是考不上的，所以志愿表上三个中专学校的名字，仅是抄了一遍，无所谓好坏。只记得把交通学校摆在了第一名，心底里还是有那么一点点不可与人言的妄想心，想着以后真有机会了，能开个汽车也是好的，那也是小时候的日子真穷怕了的缘故。看人家开汽车跑靖远的，都能在方便时偷着给家里带一点靖远煤矿上的煤，或者能带个靖远陶瓷厂的缸、碗、坛子等，或者顺便能夹带一点蔬菜或其他吃喝用物。只要是家里有开车师傅的人家，日子一般都过的比我们普通人家好的多，最少是不会挨饿。可是真在生活中摸爬滚打了这几十年以后，我才对自己的根底有了一点点比较客观的认识，似我这般性格品行脾气的人其实是不太适宜开汽车的，脑子里思想的多，但决策慢，手脚反应也慢，手脑不协调，所以开车并不安全。 记得那一年能报考的中师学校也是三所，即陇西师范、靖远师范和临洮师范。这三所师范在水平上无所谓高低，大家都在同一个层次，都是由原来的定西地区管辖的，只是学校所在的县份不同而已。在填中师志愿的时候，就非常地慎重了，思量再三不知道把哪个排在第一名？北乡同学给出的建议是，他听别人说临洮那里有条河叫洮河，洮河里的水大的很！我马上感觉得到，临洮那里有大河，风景自然是好的，这是平常连吃窖水都感困难的老家地方没法比的。记得1979年、1980年、1981年，以会宁为代表的陇中地区连续三年大旱，人畜饮水都发生了很大困难，这在县志中都有记载。我们经常是半夜三更在附近的井上排队等水、挑水，受尽了难肠，水在我们的头里面都成了一件比天还大的事情。凭着这一点，就在一片茫然中把临洮师范填在了中师学校录取志愿的第一名，后面是陇西师范，第三才是靖远师范。靖远排在最后，是因为它实在是离老家太近了，想着有点本事了还是能够到离家远的地方去读一场书，开阔一下眼界，好像只有这般，才不负了这一辈子的人生。最后也真如己愿，被临洮师范的普师班取上了。 但是，当时会宁绝大多数的考生填的第一志愿是靖远师范，因为靖远县离会宁近，坐车上学方便，花费少。后来也搞清楚了，黄河就在靖远师范边上，黄河水其实比洮河里的水大的多了；陇西师范旁边，也有一条那些年时流量还不算太小的渭河！但最后终于还是选择了临洮师范，也只是那一日那一时的头里面，我的一念之差而已！时也？命也？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1958年大跃进时，甘肃省搞引洮工程，庄里南庄五哥、珍芳、永珍、述芳、忠仁等老哥作为当年十万引洮民工大军中的一份子，都到岷县、渭源、临洮一带的引洮工地上做过苦力，引了三年洮，差不多是九死一生。曾经听他们多次念叨过引洮的事情，所以在我的头脑中凭空对洮河就多了一点点好的想象，故在这次填中考志愿时把临洮师范填在了前面，说到底就是因为听说临洮那个地方川里有河有水，山上有草有树而已。 那二年，社会上正流行着一首歌叫“小城故事”，里面有句歌词说“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要是你到小城来，欢乐特别多”。多年以来，临洮可能就充当了我下意识里那个不思量，自难忘的“小城”角色。 （二）那些年洮河的水还是很大的 临洮的气候确实和老家会宁袁岸岔这个小庄口的截然不同，雨多、物产丰富、气候良好。当年报志愿时最影响事情的因素是洮河，所以去了临洮，最先去观瞻的自然也是洮河。 1982年秋，上师范没多久，洮河上游的青海黄南和甘肃甘南地界下了大暴雨。某个星期六的下午，听说洮河发大水了，城西废弃的飞机场那片低洼地里，全部让洮河里漫出的水淹了，下午没有晚自习，放学早。我们一帮来自其他几县的同学相约着就跑到洮河大堤上看洮河去了。那天傍晚正逢洪锋过临洮境，我们到河边上时，有的地方大洪水已经漫上河堤了，站在通往西坪、卧龙，临夏康乐方向的洮河大桥上，把着栏杆，向着南边水来的方向看不了一会，人就发晕，整个桥好像船一样都要逆流而上了。洪水开始漫过主跨的桥墩，站在桥上明显地感觉得到桥面的颤抖。政府组织的抢险救灾力量都上大堤了，我们一帮从来没有见识过大河洪水的外乡人，却还在河堤和桥上窜上窜下的看风景而不知道躲一躲的，后来才明白，那就叫无知者无畏！ 一年级后半学期，逢上师范后的第一个“五一”节，天气晴好。好不容易碰上放三天假的机会，班上几个稍微会点水的同学约上了，就下了洮河边上的“二家滩”。那时候的二甲滩距城五六里路，周围还满是小树林子，非常僻静，一溜沙滩从洮河边上劈岀来一湾静水，大家约上就到那里偷学游泳去了。 其实那个时候，我的这帮同学们的游泳技术都是不敢恭维的，仅有的一点点玩水的基础，有的是小时候在他们农村老家庄家地里灌水的渠里偷着学的；有的是在乡里面自家门前雨后的涝坝里边，伙着饮水的牛羊一起学的。大家都是从来没有过在大河里边玩水的本事，这一游不要紧，就把我们同住一个宿舍的一位渭源同学的命彻底地扔在洮河里了。后来才打听清楚，二家滩里那湾水，面子上很安静，面子下却很急，水底下都是树根烂泥，不知道洮河水情的外乡人在这里学游泳，固定是要遇到大危险的。可是等到我们终于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是不可挽回。这个教训也就伴随了我们整个师范三年，为了这件事，我们中间绝大多数人到最后离开师范离开临洮的时候，最终都没有学会游泳。这就是大家年少时曾经扔在洮河里的一场记忆、一份代价。 其实平日里的洮河水还是很温和的。洮河发源于青海西倾山，流经甘南、临夏、定西诸地若干县，但唯富了临洮一块地方。因为上游诸县多为牧区，有的是高寒阴湿区，很多地方都是多山少地，不怎么缺水，唯独临洮这里接近洮河下游，两岸冲积出了一大片平展展的川台地，土层又厚海拔又低，故这里便历史性地发展成了自流灌溉农业区，使临洮县长时期以来一直“富甲陇中”。 在临洮那三年，最感特别和特殊的景致便是“洮河放筏”和“洮水流珠”。“洮河放筏”是一年里仅可“偶见“的一种奇观，需等着地处上游的卓尼、临潭、岷县等地林区伐下的木头攒的足够多时，当地林场才会安排放筏。洮河上游诸地曾经是黄河上游地区有名的原始林区，那里每年采下的木头，除了通过陆路大量往出转运外，利用洮河放筏，逐浪而下，放逐到下游的临洮、临夏、兰州诸地，是历史上曾经最为省时、省费的一种运输方式。每当太阳初升或者夕阳西下，从上游林区漂下来的一溜木筏，由于河水急流的梳理，排列的整整齐齐，随波逐流，成了那个时候也不可多见的洮河奇观。至今临洮城西还有一处小地方名叫“木厂村”，那就是因为清末和民国时期洮河水运业发达，这里曾经因各地经销木柴的商户云集而得名。可是这些壮观景致，自从地处甘南西藏的洮河林业局的所有林区全部封山禁伐禁采以后已不再见。 在洮河上，还有一样已经失去了而不可再观的东西，那就是“洮河流珠”奇景。过去洮河冬天流经位于中游的渭源、卓尼两县交界处的九甸峡峡谷时，由于河床陡然变窄，峡谷海拔下切非常严重，所以河水在石峡两岸激荡，溅起的滔天浪花在数九寒天的空中就被冻成了一粒一粒的冰珠子，这时候流进临洮谷地中的洮河水中，就成为半河“流珠”半河“水”了，它们随波逐流而下，只有洮河出临洮境后才最终融化不见。清代诗人陈钟秀曾有诗云，“万斛明珠涌浪头,晶莹争赴水东流；珍珠难入俗人眼,抛向洪波不敢收”，从方位上说，这首诗中的“水东流”改为“水北流”可能更为恰当一点，因为这一段洮河其实是向北流的。只是“洮河流珠”这一奇观后来随着引洮一期工程的实施和九甸峡水库蓄水后最终荡然无存，成了洮河上的一段传说。 这样说来，我们那一茬的师范生当年还算是很有眼福的，我们也曾有幸见证了洮河上一个时代的结束。 （三）关于我们的学校 1982年时候的临洮师范就座落在今临洮一中的隔壁，中间还隔着两块小小的空地。师范的大门坐北向南，进大门后是一条长长的水泥硬化的甬道，甬道两侧分列着四排平房教室以及教师办公室、实验室、图书室等，其中最后一排也是甬道的尽头，两边的房子没有被甬道分开，是连在一起的。这一片教学区其实就是一片洼地，为全校位置最低的地方。甬道右侧除第二排为学校办公用房外，其余三排每排有四间教室，这样一共有十二间教室，正好可容纳下当时学制下我们三个年级所有的学生。1981年秋季，中等师范学校的招生制度已经在全国统一进行了改革，由过去的高中招生改为应届初中招生，学制由两年改为三年，我们便成为历史上初中考上师范的第二届学生。这样算下来，临洮师范当时全校的在校学生总数应是三级七百人左右。 爬上教学区再靠南的二级台地上，就是我们的宿舍和生活区。大灶、礼堂，教工和学生宿舍都在这里。宿舍有三排，后两排是男生，第一排除一两间男生宿舍外其他主要是女生宿舍和部分教工宿舍。两排宿舍中间，往往除了保留我们通行的三步之宽、用碎石炉渣铺成的人行道和铁丝木桩拧成的略显粗鄙的晒衣服的架子之外，每个宿舍前还都留有一片三五步宽的菜园子，但那几年菜好像倒是没有怎么种成过，这片园子就是我们平日里泼倒污水的地方，常年保持着泥泞不堪。每间学生宿舍都是和教室一样的大开间，里面是两排通铺，里边可住二十三四人左右。 学校的操场区位于教学区和生活区的后面，也就是校区的最北面的二级台地上，操场比较小，只是布局了一个三百米的跑道，跑道是用黑黑的炉渣铺成的，虽然早上学生上早操时尘土飞扬，动静比较大，但地面弹性尚好，不容易伤脚，比较安全。操场的靠西和靠北边缘上，又挤建了一溜教工的单身宿舍，其实好多老师当年也在那里住家。每当我们上早操时，勤快一点的老师也都陪着我们一起跑操锻练，懒一点的老师那时候可能还在睡大觉。 （四）关于我们的同学 1982年，全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高考制度恢复也仅四年，广大农村中小学大量缺乏经过专业师范教育的合格老师，整个农村教师队伍正处于青黄不接的困难阶段。国家为了应急，于1981年出台政策，对中等师范学校招生制度进行改革。算下来我们就是第二届初中应考的师范生，也应该说是属于这项改革政策的最早受益者，但是在学制转换的过程中，当年全社会的学籍管理尚显混乱。我们班当时共招进了五十余人，开学仅一月之后，就有靖远矿区和临洮本地各一名同学，由于他们老家老乡告状的缘故，说他们是高中毕业生参加中考的，所以被取消了录取资格。其实我们前后那几届中，此类情况查不胜查，只是民不举就官不究的。一直到毕业若干年后，大家才慢慢了解，同一级的同学之间，年龄上上下下，会相差好几岁的。这种情况是1977年底高考制度刚恢复后的一段时期内，全国各级各类大中专学校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特殊阶段的特殊现象，一个班上的同学在实际年龄上，小的喊老的叫叔叔有时候也是可行的。 我们班上这五十余号人均来自于当时甘肃省定西地区所辖之定西、通渭、陇西、渭源、临洮、会宁、靖远七县的穷乡僻壤，城里学生甚少，可以说男的主要以穷为主，女的主要以丑为主，财值、颜值普遍不行，但苦学精神尚好。三年之后，大家的学业功底都是非常好的。曾有言云“学高为师，德高为范”，我们的这帮同学以及其前后若干届中师生毕业后，大都在三五年间，就已经成为甘肃省陇中地区各自学校的中流砥柱，并曾切实开创了各自家乡某一山区小学甚至某一山区中学的教学和孩子考学的新局面，属于曾经“开过新局，创过新机”，革故鼎新，承前启后，具有奠基意义的一代老师。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一大批曾经聪慧无比而又贫寒一生的初中考入中等师范学校的毕业生的无私奉献，才真正奠定了改革开放之初陇中广大农村、山区基础教育的基石。不过距今三四十年过往后，我的这些同学们现在已皆是垂垂老矣，全都是满面沧桑烟火色，等着退休度日。其中还有一少部分同学，已经壮年早逝，迹无可寻！ （五）关于我们的课程 师范学的课程非常的多而杂，当年课程设置的原则可能是，按照一所农村小学只有一个老师，“德智体美劳”所有课程都要开起的话，需要会上哪些课？会有哪些本事？师范学校相应地就会设有这些课程，外加教育学和心理学，也就是说当老师的，除了会教书，还得适当的会揣摸一下娃娃的心思，从而做到教与学的有的放矢。因此上说，真要做一个科班出身的农村小学老师其实并不容易。像一门写字课，就分有硬笔字、粉笔字、毛笔字三样，学校不要求样样写的好，但最少要求把每个字写的横平竖直，工整规范；音乐方面你可能是个五音不全之人，但入了这个门，那么简谱起码要会，五线谱要学，键盘乐器、吹拿弹唱你争取也得会那么一样两样；语文课进了师范后，还得从写文章不写错别字，说话造句没有毛病学起，这样方可堪为人师，不然出了校门后，这人有可能还会误人子弟。因此师范学校的课程设置上，难度设计普遍低于高中，宽度设计远远高于高中和其他的专业学校，属于扁平化的一种风格，这种风格在我国的学历教育课程设置中是绝无仅有的。这种课程设计其实也是很能磨练人的学业基本功的。过了三四十年之后，我们前后这几届师范生中，个人成分在普遍是老师的同时，也有进入中美协的，也有进了中书协的，也有混入各级作协的；也有本事大一点的跑到大街上开办画廊的，也有到社会上各背街小巷开办各类乐器培训班“哄”人家孩子学费谋生的；还有不少转行做了干部的，其中京城混的也有，省城混的也有，州县混的也有，当然最多的和混的最好的应该还是属于当年乡镇长一级的“乡爷”。经过这几十年的大浪淘沙，当年那几茬中师毕业生中这种好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就业和工作格局，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半页，那些多因家中生活贫困而从初中迈进中师的这一大批农村学生们，其基本素质之出类拔萃！ 那三年之中，我学的最感吃力的其实就是音乐和体育。音乐主要是嗓子不行，简谱是努力学会了，五线谱采取死记硬背的办法也是一次次连滚带爬地应付过了考试，唯独唱歌，次次都好像是能要人的命一样。咱们的嗓门是左的，一首歌里边的高音总唱不岀来，挣扎着唱一定会跑调，所以为了不丢人丢份，唱歌绝不敢出大声的，碰到高音，大多数场合都是降个八度哼出来的。老师也知道我们每个学生的底子，考试时都不会太难为我们这样的“低能生”，唱的不好，但最后分数都会画及格的。还有体育，主要是体质不行，1500米的中长跑达标都能挣断气；单双杠杠上动作，由于恐高加上两膀少力，次次都完成不了，最后这个器械类的体育课都快上出恐惧症来了。次次考试也就全指望着老师能睁一眼眯一眼地给个及格，最终的结果也往往就是这么个结果。师范三年，我也从带过我们课的那些音乐和体育老师们身上，一点点地学到了他们如何地为人师表，更重要的是怎么样的宽严相济、宽以待人！ （六）话说我们的老师 由于师范的课程这样杂而多，所以每学期给我们上课的老师也多，考试也就多而麻烦。 三年来，曾经给我们带过课的语文老师有王淑君、梁应寿老师；数学有陈明勇、杨应奇老师；物理有景日东老师；政治有李作辑老师；写字有孟才老师；化学有孙晓梅老师；音乐有张孟兰、雷娟老师；体育有马继汉、李实、李瑞萍老师；地理有孙益民老师；历史有杨明哲老师；美术有张亚平、庆忠老师；教育学有石立林老师；心理学有马永祥老师；电化教学有苗玉清老师、普通话有崔巍老师等等，我们的班主任是孟才，时任我们校长是方英华！ 离开临洮师范已经整整三十五年了。2004年，全国的中等师范学校，在基本完成了其在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中，特别是在开启和奠定中国农村义务教育新局面中“打基础，利长远”的历史使命后，绝大多数都被裁撤了。我们的母校临洮师范的最终命运也是在经历建校一百余年的风雨历程后被撤了，校园土地一次性地划归了临洮一中，给我们曾经带过课的老师们大都年龄到期后退休了。之后进校的年青老师们一少部分调整到了定西教育学院，绝大多数划归了临洮县属地管理使用，最终这些师范老师们的结局是四分五散，各奔东西，正是应了那句话，“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现在还是很怀念那一群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上半页全社会生活还非常困难时期，曾经教给我们一点安身立命本事的可亲可敬的师范老师们，你们都还是否安好？ （七）曾经走遍了临洮的大街小巷 临洮三年，其实我们主要还是混迹于临洮城所在的洮阳镇这个区域。对整个临洮，由于一是平日里没钱买车票，去不了太远的地方；二是缺乏那一种“读百十本书，行千百里路”的学识和胆识，所以就很少能从临洮城里走出去，去探求属于临洮远乡的文化。虽是三年的书读完了，人家近五十万人口的临洮县是个啥模样还是不甚了了，缺少全局的把握，其实这是很有负于吃吃喝喝在临洮的三年好时光的。 那时候还没有星期六休息一说，每周只有星期天才可以休息一天。这一天的行踪或者就是在城内大街小巷的晃荡，或者最远也就是步行出城半日距离的乡间游，再远了晚上怕赶不回学校上灶吃饭会挨饿的。故三年时光，礼拜天大把大把的时间好像就用在了临洮城及其周边不远处的胡游乱转了，同时也就经历了初入社会后各种各样的“第一次”： 这半辈子第一次“遇贼偷”，就是在临洮的新华书店。那一天下午正蹲在书店的柜台前选书，那时候穷，腰里也就是一块半块的盘缠，书选好了到直起腰来在兜里摸钱的时候，才发觉钱早已经让身旁的小偷顺走了，可恶的是那个营业员早都转到旁边的柜台后面顾左右而言他了。 第一次“听说书”是在临洮县的文化馆。这个文化馆就在师范旁边县一中的隔壁。那一天下午是跟着一个本地的同学首次摸进了这个馆里找听书的感觉。说书的这间屋子就在进大门右手的首间，进去时里面听书的人已经不少了，但其中学生模样的不多，所有听书人年龄都偏大。可能是半黑不黑的环境有利于说书，所以那个房间的光线弄的朦朦胧胧、烟雾缭绕，一个半老不老的“说书匠”拿把扇子，眼前桌上放着一块惊堂用的木头，一个茶杯，坐在台上一声高一声低的说书，我也没听清楚那一天他讲的是哪一本书？但总之是不喜欢那一种氛围就退岀来了。 第一次“碰鸡蛋”就在当年临洮的大什字上。那时候的临洮城里是没有楼房的，大什字建的还是非常规整，好像一圈圆一样，四个角上的邮局、商店等都建在凹进去的圆弧上，所以大什字建的很是美观大方，比当年同时走过见过的会宁、定西的大什字建的都好。跑到那个大什字踫人家煮熟的鸡蛋的事情，是发生在二年级后半年的时候了，那时候书已经念了一半，周围的环境也熟了，人的胆子也大了，关键是手头上每学期都还能积攒一点大灶上吃不完节余的粮票和钱，可用于跑到大什字东北角那个商店门口，在提着篮子捣换鸡蛋的人手中，挑捡一颗自己感觉蛋壳较硬的熟鸡蛋，和人家手中的鸡蛋相碰，如果自己的先破了，那就只好或掏粮票或掏钱，用于购买或兑换这个破了的鸡蛋；如果自己的没破那就可以白拿人家一个破鸡蛋。其实干这种不务正业，凭运气碰鸡蛋的活，一学期自己干也可能就是那一次，陪别的同学干也可能又是好几次，不为别的只为图一个热闹！后来离开临洮到定西谋生后，曾经又在安定区内官营镇的锦鸡塬山庙会上偶尔再次碰见过这种“勾当”，甚感熟悉，但也只能是笑笑罢了！ 第一次为“说普通话犯难”就在当年的临洮东街百货商店。那一次是为买一条里面穿的短裤衩子去的商店。找见柜台后，咱们沟通用的是会宁土话，说拿一条“衩裤”，卖货的售货员是本地人，人家把这个东西只叫“裤衩”，普通话里也好像是叫“裤衩”，咱们正好说反了，当场让柜台里面站的一帮售货员们大笑了一场，最后满心懊恼地提了一条人家摔岀来的的“衩裤”后，赶快逃回学校了。其实到现在为止，我还是把“裤衩子”和“衩裤子”这个事情没有搞得非常清楚。 第一次“配眼镜”也是在临洮东街的一家国营眼镜店里。那是二年级上学期某一次课堂测验考试的时候，老师在黑板上写题，我坐在边排靠窗户并靠后的位置，由于那一天的天气不晴，黑板上还有一些反光，所以老师写在黑板上的题有好几道突然就看不清楚，只好等老师读题的时候才知道了个大概。眼睛突然出现的这种状况把自己吓了一跳，坚持在这一堂试考结束后，就抓紧跑到东大街眼镜店里配眼镜去了。有个店员拿个棍子在视力表上指了一通，就给我拿了一个250度的近视镜，这个数字虽然感觉不好，但戴上镜子试着再看了一遍视力表，发现确实亮的劲大，再没有看不清的一个字，于是就满心欢喜地拿着镜子回校了。其实那一次配镜子时把度数搞大了，戴上眼镜的第一个礼拜里，时间稍微一长头就晕，这是典型的把镜子度数配高后眼睛暂不适应出现的现象。那可以说是一次比较失败的配镜子的经历。 第一次“看飞机”也是在临洮。临洮南乡的玉井地面上过去曾经有过一处部队上的机场。知道这个好消息后，上师范的第一个学期某个礼拜天，我们一帮人就迫不及待地想办法跑了一趟玉井，在机场附近溜了一圈。最后是在一块老乡秋收过后的地埂上坐看了半日飞机训练时起降的情况。那是第一次贴近看飞机，所以为此还兴奋了好长一段时间。其实当真正离开临洮，工作若干年后的某几年，曾经坐飞机赶公差，差不多就成为了一种职业。其中有一次乘坐的是某地航空从兰州中川经停太原飞青岛的航班，那次航班由一架可乘坐几十个人的小飞机执飞。飞机在空中不断碰到气流后，那种颠簸与噪音，和坐在农村“三码子”上跑搓板路的情况有的一比。自那以后，坐飞机其实是心里便感觉很不踏实的，如果时间上容许的话，能坐火车便不坐飞机了。 第一次“坐火车”也是在上师范的路上。上师范后的第一个学期中，学校里让填写“学生证”上的内容，其中最后一页是乘火车的路线，这是国家对大中专学生有半票优惠政策的地方。咱们过去是既没见过火车更没坐过火车，想了半天，就填了个“靖远到兰州”。其实上学有三条路可走，一是从家里坐班车到定西再到临洮。二是从家里乘班车到兰州再到临洮。三是从家里坐班车到靖远，再从靖远坐火车到兰州，再自兰州坐班车到临洮。这三条线当中第一条最近最经济，第三条最远最啰嗦，但有火车可坐。就为了开这个洋荤，享受这一点优惠，一年级第二学期开学的时候，就舍近求远地专门跑了一趟靖远，坐了一次火车，花了更多的钱，跑了更远的路，但总算是在那本学生证上，让人家铁路售票窗口上戳了一个半价的章子，在同学间讨论此事的时候曾经稍稍有过一点点的排面而已。之后再反思，人这一辈子思想上要真正成熟，其实是很显艰难的一个过程，面对各种蛊惑，好多事都是亲身经历过一次后，才知道那样的“做作”毫无意义，就如同那次跑靖远坐火车，既多花路费又费时费劲一样。 （八）师范还教会了我们学着生活 第一次学着做针线活“缝被子”也是在师范。现在的孩子考上大学后大都是只带钱包不带行李的，铺盖用物都是去了学校后花钱统一配置。可我们当初念师范时还要从家里背被褥，学校里只给大家提供大通铺上的床板。一个学期要结束时，大家的被子就彻底地脏的没办法看了，所以学校里每个人都要学着拆洗被子，不论男生还是女生。被里、被面洗好晒干后，就得学着缝被子，那时候缝被子这种粗活你自己不干没人会帮你干，有钱没钱不是理由，年龄大小也不成为理由，但是经过师范三年的实锤锻练，做针线活的基本功养成后，却是终身能用。其实这种活，只有第一次下手时稍感觉难，干上两次，也就熟能生巧了。有人说这世上的好厨子一般是男的，其实这世上的好裁缝大多数也是男的。 临洮三年，我和大多数的同学唯独没有太学会的就是做饭。刚开始一年多，学校大灶上的饭菜质量确实可以，生活标准好于老家。但到二年级后期开始，大家的嘴就开始挑了，也越来越不满意于大灶上的伙食水平了，隔三差五地开始呼朋唤友到临洮的大街小巷中去，寻找那些经济上尚可承受的卖临洮炒面烩面之类的“鸡毛小店”进行改善。个别本地离家近的同学也琢摸着把曾经用过的煤油炉子偷着带进了学校，每天中午晚上在宿舍里学着拉条子、揪面片，自己造饭，这样学校的伙食补助每学期他们能够比我们上灶的人稍微节省的多那么一点。这么锻练的结果是这些同学们在日后走向社会后，在生活能力上远远优于我们这一帮子没有做过饭的人，尤其是在成家过日子后他们的这种优势更为明显。 （九）临洮人把师范生曾经叫作“酸酸” 临洮其实是一个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地方，是陇上有名的“文化县”。战国末期，秦献公元年（公元前384年），秦灭西戎部族“狄”，设置狄道县，为临洮建县之始。临洮是中国“马家窑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最初发现的地方和命名地，战国秦长城也起首于临洮。师范旁边有一条椒山街，就是为纪念明朝嘉靖年间，与朝中权臣严蒿相斗失势被贬临洮的名臣杨椒山而命名的一条小巷。杨椒山被贬来到临洮后，就在临洮东山上开办了椒山书院，这在陇右地区是头一份。由于有过这样一个好的教育基础，所以临洮的文化底蕴一直好于周边县区，这也是很令本地人自豪的一个地方。但就是这样一个非常有文化传统的地方，也算是全县人群的平均素质应该高于周边的一个地方，他们本地人当年却死活瞧不上读师范的学生，叫我们为“酸酸”，难听的很，也不知道啥意思，更不清楚啥原因？是不是由于师范的学生困难的缘故？其实那个时候临洮城里人的生活也富不到哪里去，他们看不上师范学生的原因就不得而知了。后来我们和当老师的人打交道多了，也似乎慢慢地悟出了一点，人在这个老师行当中呆的久了，他和小孩子接触多，和社会上的大人接触少，理解问题有时候容易小儿化、比较狭隘，再加上收入水平低，和社会上三教九流打交道时往往表现的抖抖缩缩不大气，是不是那个歧视性的称呼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的？ 不过最终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结果是，距中师招生制度改革过去仅仅十几年，自临洮师范毕业走出去的学生便遍布了临洮城乡的各级各类机关学校，绝大多数的临洮本地人或者就在一帮他们曾经最为瞧不上眼的师范毕业的学生领导下辛勤劳动、发家致富，因为他们的乡镇长就是当年的师范学生；或者他们本身，或者他们的下一辈人都有过一段曾经接受师范毕业的学生启蒙教育的经历。因此上可以说，临洮自从有了这所师范学校后，当地人还是占便宜的时候多，吃亏的时候少，起码是在一个不太短的历史时期内，通过师范教育，及时地解决了一大批当地人就近接受学历教育和实现体制内就业的大问题。 现在，在改革大潮之下，临洮师范已经完成其历史使命湮没在社会发展的滚滚潮流中远去了，“酸酸”这个词也好像从一般临洮人的日常口语中悄然消失了一样。 （十）在临洮曾经当过一个月的老师 1985年春季开学后，我们就进入实习期。 我曾实习过的学校是临洮的西街小学，此学校如今尚在。我实习试讲的课是《宝岛台湾》，为了把这节课讲好，差点把师范图书阅览室里与台湾有关的资料翻了个遍，课是备扎实了，可正到讲的那一天，一看后面墙根坐着的一排听课的老师和领导，腿就发抖，心就发虚。别的毛病倒是犯的不多，就是一上讲台，说话的语速没名其妙就快了很多，原本设计四十分钟讲完的新课，没发觉二十几分钟就整的差不多了。上讲台的时候手表是提前放在讲台上眼前的，一看时间上有了快十分钟的空档期，吓得头发都快立起来了，因为这不是大街上谝闲传可以随便提前结束的事情，所以一边赶紧想办法把话说的慢了一点，一边又多提问了两个娃娃，再一边把原来在图书馆里看书时知道的和这次课程关系不大，但和台湾关系大的一些内容牵强附会地加了进来，关键是找到了新的可以胡拉八扯的话题，多岀来的这一点时间总算是被比较合理地占用掉了。 这点教训也一直影响了我工作之后几十年的事情。前些年我也经常受邀到本地党校的各类培训班上去讲课，拿到题目后，备这种成人课，我的主要经验就是“备话题”，大的分三五个板块，每个板块之下就是尽可能多的罗列一些平行话题。时间充裕了多讲，时间紧张了少说，从来不会影响台底下同志们听课的整体感觉，实践证明这是一条在成人授课中好得不能再好的办法。这就是当年在临洮西小四年级实习时的一堂自然课中，从差一点失败的教训中得到的经验。 这次实习中，我还兼任过班主任。有两件事应该提及，一次是实习期间有一次语文小测验，监考时在中间过道溜达时，发现有个小女孩的试卷上有好几道选择题都选错了，刚开始我还比较坚持原则，可这种原则性只坚持了有二十分钟后，还是决定给这个娃娃适当地指拨一下，于是在再一次巡视到这个小女娃子课桌跟前时，就悄悄地在她选错了的那道题目上，用手指了指。这个娃娃反应也算机灵，马上就把这道题更正了，并且举一反三又把其它几道选择错了的题也更正了。 第二件事是班上有个家住小南街的小男孩调皮捣蛋的很，有一天下午放学排路队时，在队列里边跳出跳进一分钟也闲不下来，搡前面的，挤后面的，听不进话，我就在他后脑勺上拿书脊梁敲了一下。其实用的力倒是不大，但这娃感觉我在好多同学面前打了他，剥了他的面皮，故就生气地很，一边跟着队伍往校外走，一边使劲地斜眼一次一次地瞪我，这一下子我们俩就好像结下了这辈子都不可解的深仇大恨一样。但无巧不巧的是第二日下午课外活动时，这孩子又是捣蛋，教室旁边有一个直径接近一米的水泥做的非常厚重的井盖子，他的精力实在是太旺盛了，无事可干，就马步蹲在井旁边，使劲地搬这个井盖子。可这个盖子造的实在是太沉了，刚抬起一点缝就掉下来把他的左手中指碰破了，血滴滴答答的流。我赶紧跑着端了一盆凉水给他冲洗，血不流了以后，再用我的一方新手绢把他破了的手指包扎起来了。这天傍晚，他就举着这个破了的手指回家去了。第二天早晨上学来时，这孩子从兜里拿出那方已经被家长洗得干干净净，叠的方方正正的手绢还给了我。我还发现这孩子在望向我的眼神中，是再也看不见一点点的那个恨劲和恨意了。 一个月紧紧张张的实习结束后，当我最后离开“西小”的时候，我仅收到了班上两个小学生赠我的纪念品，是两本扉叶上留有家长帮着写有感谢语或祝我前程远大的崭新的笔记本。而这两个笔记本，正是我上面提到的那个测验考试时我曾提醒过错题的那个女孩子，和因为排队不听话我曾经拿书在他脑壳上敲打过一次的那个男孩子。别的几十号孩子们，我在给他们上课和当班主任的一月之中，往往是表扬有加，甚少批评，但他们都对我这个临时性的实习老师好像是全然无感，好坏都没有概念，更不存在给我送个纪念品的意思。我当然不是贪图这些孩子们的小玩意，而是一直在思考一个略感沉重的问题，我和这群孩子们的一场交往中，是不是也反应出了我们人性中隐藏很深的某些个缺点？ （十一）感谢临洮那三年 临洮三年，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段经历，也是这段经历，从根本上塑造和改变了我的整个世界观和人生观。最主要的是这三年时间，最终帮我找到了一个在这个世上可供我安身立命的饭碗。虽然之后的这条人生路和最初想像中的有别，最终自己也并没有走向“为人师表”的那条道路，可能走向的是一条更显艰困，更不可预知结局的艰难之路？但我还是要感谢临洮，感谢临洮师范，感谢那个我曾经念过三年书的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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