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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遗余力地去做你热爱的事情，别总为一些零碎的声音而去质疑自己。你很好，会越来越好。请坚定不移！ 
你是天边最美的云彩 李作民 一九六八年秋季，动乱了两年的运动进入了平静期，在中央的指示下，全国的中小学都逐步地开始复课。我也由六六届的小学毕业生进入了初中。由于自己身体的原因，当年九月一号开学，我国庆节以后才入学。我们是一个国有煤矿的子弟学校，矿上有干部、职工八千多人。学校老师都是从矿上的干部、职工中挑选出来的，这些老师中真正师范科班出身的不多，大都是老三届大学毕业分配到煤矿工作的。我的语文课兼班主任老师是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年轻小伙子，名叫苗润峰，山东范县人。因为他长得一脸的络腮胡子，我们当面叫他老师，背后都叫他老苗。苗老师是焦作矿业学院采煤系毕业，当时还是煤矿的技术员，老苗有着山东人的豪爽、直率和大气。一口浓重的乡音，从粗喉咙大嗓里一出，震得整个教室都嗡嗡的回响。苗老师虽然大学学的是采矿专业，但他的文学水平也很高，语文课教的非常好，旁征博引、绘声绘色、深入浅出，再加上他特有的乡音、嗓音，上他的语文课简直就是一种享受。虽然我入学晚，但我还算勤奋刻苦，入学一个月后我的成绩已经是班级的第一名了，由此我被同学们选为排长。（那时候的班级称为排）那时候社会上的政治运动还没有结束，我们不单要上课，还要参加矿上或者学校组织的各种批斗会、每个学期还有一个月到工厂或者农村学工、学农的时间。这样，作为排长不仅仅是自己学习好，辅助老师维持课堂秩序，还要协助班主任老师保护好同学们不受运动伤害。学工、学农期间还要保护好同学们的人身安全。由此我和苗老师也有了更多、更密切的接触，也渐渐地加深了我们师生之间的感情。我由有人的时候叫他老师，而背地里却改叫他苗叔了。我之所后来改称他叫苗叔，还有一层和他的特殊关系，那就是他和我父亲的关系。他和我父亲不但是师徒关系，我父亲还是他的救命恩人，这个话题说起来有点长。一九六四年夏季，苗老师在焦作矿业学院采煤系毕业后，分配到了焦作矿务局李封煤矿五四青年采煤队当助理技术员，正好分到我父亲所在的采煤班。五四青年采煤队是全国劳模队，采煤队党支部书记曾受到过毛主席和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苗老师刚毕业的时候满怀壮志、一腔热情，再加上分到了全国劳模队他更是引以为豪、信心百倍。我父亲当时是采煤班的班长，自然也就成了苗老师的师傅。苗老师当时只有二十二、三岁，虽然是大学毕业，懂得一些理论知识，可缺乏采煤工作的实践经验。据后来苗老师给我说，他参加工作的第二年，有一天他上夜班，正跟在师傅身后往炮眼里装炸药，只听见身后咯咯吱吱地作响，还有哗哗啦啦往下掉落煤块的声音。由于自己实践经验少，不知道是塌方冒顶的先兆，自己还在聚精会神地装炸药。师傅听见响声扭头一看，一根金属支架出现倾斜，上面支撑的煤层将要坍塌下来。只见师傅一个健步上前，一把把他推到支架外面，师傅却被坍塌下来的煤层砸伤了一条腿。父亲就这样救了苗老师，父亲的一条腿也落下了残疾。由此两人也成了生死兄弟和莫逆之交。父亲和苗老师的关系和这段故事一开始我并不知情，直到两年后我将要初中毕业，面临着升学和下乡的选择，苗老师来我家家访，才知道了这层关系。那时候初中毕业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读书上高中，二是到矿务局的农场下乡当知青。通知一下来，我毫不犹豫地报名下乡。苗老师很不解，他反复几次问我：“你考虑好了吗？你家长同意了吗？”我语气坚定地说：“老师，我考虑好了，家长也同意我下乡。”苗老师听了无奈地摇摇头没有说话。眼看着学校最后决定下乡的名单，苗老师又把我叫到他的宿舍做我的思想工作。他语重心长地说：“根据你自身的条件，老师建议你继续读书上高中，你的学习成绩好，个人又刻苦努力，再加上你个子低，身单力薄，你不适合下乡。祖国建设更需要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才。希望你能认真考虑老师的建议，回家好好和你家长商量，留在学校继续读书。”我知道老师说的对，都是为我考虑，为我的前途考虑，怕耽误了我一生的前程，可惜了我的学业。我听了老师的话低下了头，默默地流泪。我没有说一句话，只是摇了摇头，而后走出了老师的宿舍。苗老师还是不想放弃让我读高中的想法，他作着最后的努力。有一天晚上刚吃完饭，听见外面有人敲门，大弟弟开了门喊道：“哥，你老师来了。”因为弟弟也在我们学校读书，他认识我们的老师。那天父亲正好没有上班，吃了饭躺在床上听话匣子，看见苗老师进来，先是一愣神后是一惊，急忙上前握着苗老师的手说：“老弟，你看我整天累的，孩子上两年学都不知道你是他的老师，快坐下，快坐下，大民啊，快给老师倒水。”大民是我的乳名。苗老师一进屋看见父亲也是一惊，握着父亲的手说：“哥，也怨兄弟忙，教两个班的语文课，还当着一个班的班主任，整天忙的焦头烂额，没有啥特殊情况也很少家访，今天要不是咱这孩子毕业的问题，我还来不到这里，也不知道李民是你的孩子。”父亲嘿嘿地笑着说：“孩子毕业的事给我说了，他想下乡当知青就随他去，这也是响应上面的号召，咱支持。”听父亲一说苗老师的脸顿时沉了下去，他对父亲说：“老哥哥，你咋这么糊涂呢？咱孩子啥样你还不知道？他可是个读书的料啊，我教他两年，知道他的天份，我真不想可惜了这孩子。”父亲摇了摇头叹了口气说：“唉，我也知道他是个读书的料，我也不想委屈这孩子，可咱家的孩子和别人家的孩子情况不一样，他没有这个命啊。”苗老师一听心里一惊，顿时是一片迷茫。他小心翼翼地问：“师傅，咱这孩子有啥跟别人家的孩子不一样的？”父亲说：“这孩子是后娘，咱家的孩子又多，家里就我一个人上班，生活条件差，走一个就减少一个人的负担，再说这孩子和他后娘不和，经常吵吵囔囔的生气，他后娘也不想让他在家，孩子大了，就让他走吧，我这个当爹的，手心手背都是肉，也不知道该咋办？孩子走了，也少生些闲气。”苗老师听了低着头沉吟了一晌没有说话，我看见老师掏出手绢在悄悄地擦眼泪。苗老师走了，临走既没有再提我上学的事，也没有再劝父亲。第二天苗老师给了我一张下乡报名表，一个月后就到了下乡的时间。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五号，刚过完那一年的元宵节。天气特别的冷，滴水成冰寒风刺骨。天刚蒙蒙亮，我就背着背包到学校集合了。家里没有人送，父亲上夜班还没有下班回家，奶奶年纪高，脚又尖又小，我不忍心让奶奶送。我一个人一边流泪一边往学校走。爬上矿上送行的汽车，蹲在车厢的一个角落里，看着车下密密麻麻送行的人群，我的眼泪更是止不住了。我正在伤心流泪，突然听见车下有人喊我的名字，我急忙抹了下眼泪站起身来，朦胧中看见苗老师急切跑动的身影。我赶快喊道：“苗老师，苗老师，我在这里。”苗老师似乎听到了我的声音，我看见他手里高高的举着一包东西，顺着我的声音气喘吁吁的跑过来。他看见我，急忙把手里的一包东西递给我说：“你走了，老师没有啥东西送你，这是我读过的几本书，送给你吧。”我眼泪婆娑的接过老师的书，只顾着流泪，一句话也说不上来。老师看见我流泪，他握了握我的手说：“都大小伙子了，咱不掉泪，到农场好好干，有时间了读点书，别忘了给老师写信。”下乡的第三年我被农场推荐上了大学，离开了家乡。毕业后我回到当地也当了中学老师，再后来调到一个企业的职工子弟学校当了校长，几年后我又被提拔到企业的党委宣传部当了宣传部长。我下乡走后不久，听说苗老师被调到矿上的一个区队当了党支部书记。一开始我们还有书信来往，春节放假回来还去看看他，再后来随着我们师生二人工作的不断变动和工作的繁忙，我们渐渐失去了联系。我打听了不少人，也找了不少有关单位，都没有找到他确切的地方。听有人说他从矿上被提拔到矿务局当了处长，后来又调到省煤矿管理局，再后来又被调到一个地方的矿务局当了局长。我今年已经快七十岁了，按年龄老师应该八十岁出头了，他也早已经退休了。我不知道他的身体好不好，过的好不好，晚年生活的幸福不幸福？我时常想念他、掂记着他、牵挂着他，想再握握他的手，想再听听他的粗喉咙大嗓的山东乡音。【作者简介】李作民，笔名：沙漠。1952年生，安徽省砀山县人。自幼随父亲在河南省焦作市读书、下乡和工作。曾任中学教师、某国有企业子弟学校校长、某国有企业团委书记、办公室主任、党委宣传部长。2012年退休，1984年加入焦作市作家协会。现长居广州市白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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