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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家的思想随着其研究与思考的深入是不断发展的，有一些思想家的早期与后期理论存在巨大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转变。因此，对于思想家学术生涯中思想阶段划分与界定常常引起争论，关于马克思的思想分期就在学术界引起巨大争议，在一些国家这些争论甚至被上升到政治层面便是一个典型例子。而另一位蜚声世界的思想家——福柯，对其思想的发展界定在学术界也存在不同观点：有一些学者认为，纵贯福柯的思想发展，可以以其采用的方法论主题划分为两个阶段——早期扎根于法国结构主义思想的考古学阶段以及后期受尼采著作影响的系谱学阶段，在早期的考古学与其晚期的系谱学之间有一种“认识论的断裂”或不连续性。本书作者贝尔特则不同意这一观点，他希望通过对早期和晚期福柯关于各种知识获取类型思想的分析，证明福柯在方法论上的连续性。
福柯的考古学主要受到两个知识传统的影响：其一，一般的法国结构主义的影响和特殊的法国结构主义史学（年鉴学派）的影响。其二，法国科学哲学对福柯的考古学的影响。福柯的考古学著作很大程度受惠于法国结构主义史学，他也试图揭露经过长时间阶段延伸的潜在结构。当他提到“考古学的”分析层面时，他实际上指的是形成规则——规定在相对长的时间段内人们在特定话语体系内能说什么的可能性条件。例如，他发掘数世纪来共同的关于疯癫与精神健全的特定话语，而且相似地，他发现支配科学与哲学的“知识类型”。话语和知识型都是指不明确的、共享的规则，这些规则在个体“背后”起作用并且是陈述形成的必要条件。这些规则具体指定哪些陈述能形成，以及哪些陈述是真的或假的。福柯的考古学同时受法国科学史家如巴歇拉尔（Bachelard）、康吉兰等人的影响，他们反对连续性的历史概念，引进了非连续性或断裂概念以区分不同的科学时代并强调它们的差异。福柯使结构主义的观点与这种非连续性概念合为一体，因而他的考古学方法旨在支持两种现象：其一，他搜寻基本结构，这种结构相对来说是未被有关个体注意到的，而且在长时期内是稳定的；其二，他寻求在历史中使相对稳定的时期分离开来的那些基本转型——那些宣告一个时代终结并预示新的长时段来临的断裂。福柯的历史观确实暗示表现的长时期，每个时期是由特定的框架或实践支配的。这些时期由相对短暂的（通常仅持续几十年）间隔分隔开来，从旧的结构向新的结构的转变在这些间隔中得以实现。因此，在福柯的历史图像中有两种“节奏”：长时段的非常慢的节奏（这反映结构主义史学的影响）和断裂的加快节奏（这很大程度显示出法国科学史的影响）。在此阶段回到结构主义对福柯的影响，特别是语言学流派的重要影响。语言学流派的关键是整体论的意义理论。按照这种理论，符号的意义取决于在语言结构中它与其他目前正在用的符号的差异。于是，跟上述福柯的非连续性历史的构想相结合，这种整体论的意义理论意味着，各种不同的结构历时地相互跟随，不只是不同的，而且是不能比较的。确实，每一个断裂导致根本不同的结构的产生，而且（以上面描述的方式）考虑到符号的意义取决于结构，那么意义必然也经历深刻的变化。在这里，贝尔特注意到了福柯的考古学与自我指认的知识概念的关联，福柯的描述将过去与现在进行对比，由此可以使我们明了这一事实：现在并不总是已存在的，今天运用的某些概念或实践并非如它们看起那么普遍或固定，因而福柯的早期著作也就为侵蚀现在创造了可能性。通过与过去的并置，现在变得可见了，潜在的结构也得以显现出来。在某些方面。福柯的考古学与实在论社会科学的概念正好相反。实在论认为，科学试图利用与熟悉的现象作类比来理解不熟悉的现象。相反，福柯的方法论试图利用不熟悉的（遥远的过去的）知识以及与不熟悉的东西的不相似性类比，以便获得进入“熟悉的陌生者”（理所当然的现在）的机会，过去在某种程度上是进入现在的媒介。在系谱学时期，福柯像尼采一样提出反本质主义的观点，按照这种唯名论的观点，对象或实践的意义是随它们产生的背景而变化的。像你才一样，福柯利用权力概念，这个概念在他的历史学中起到双重作用。当福柯设想权力是与知识纠缠在一起的时候，他也受惠于尼采，知识对于权力不是中立的，也不简单是自我解放的。像尼采一样，福柯的谱系学的历史学跟任何可能包含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元叙事是对立的。福柯的系谱学证明了一些意义与概念并不是明白的、必然的、无害的、可敬的，也不是一贯的，系谱学试图证明意义与权力斗争是相互关联而呈现的，跟那些表面的现象相反，信念与伦理体系极为深刻地牵涉到权力斗争。系谱学家破除任何假定历史的规律或历史的循环必然得以揭示的历史决定论观点，同时又表明，旧的意义并不会被新产生的意义全部抹去。福柯关于权力、主权、规训与治理的分析，尤其是其著作《规训与惩罚》所体现出的洞见表明，系谱学也从许多方面暗中破坏现在。首先，像考古学一样，它通过与过去并置而侵蚀现在。现在被弄得明白了，而且被发现不是普遍的：“历史足以表明那存在的不总是一直存在。”福柯将旧时代的酷刑与现当代监狱作息表同时展现在《规训与惩罚》一书开篇即是为了表明前一时代的公共景观与当今的刑罚制度有多大区别；与此同时，后来的制度假定也被揭露了。第二，系谱学通过显露伴随它们最初产生的意外事件而暗自破坏现在的意义。例如，旧的刑罚管理制度的不幸和意外的结果导致对不同制度的需求。第三，系谱学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纯真的丧失，因为迄今为止一直被认为无害的东西被证明很大程度受到权力斗争的污染。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试图证明，社会科学与其说是唯一解放人类的力量，还不如说它不仅涉及规训社会的产生，而且也是规训社会产生所不可或缺的。同样，不管它的意图多么善良，监狱管理制度还是被证明具有这种规训管理制度的特点。第四，系谱学暗中破坏对现在的特有的辩护。第五，系谱学暗中破坏现在信念或规范系统表面的一致性，那看起来是统一的、一致的系统被证明是异质的，而且.是由完全不同的意义层构成的。就如我们在上面指出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因为先前的意义从来就没有被完全抹去。贝尔特通过分析试图表明，福柯在其全部著作中自始至终依赖知识获取概念，这种概念是自我指认的而且利用不熟悉的东西以便进入熟悉的东西。在应用于历史研究时，这种阐述揭示了他的知识获取概念的意义。在传统共识的轮廓内，历史学家旨在解释过去的事件。就观察到的规则性不只局限于那个时期而言，那种解释才可能与现在相关，因而是走向类似规律的一般规则的垫脚石。相比之下，一旦采纳了福柯式的自我指认概念，那么历史学家是在寻找现在，而过去是他或她进入现在的通道。正是那个揭示现在的同一行为也暗中破坏那个现在。套用福柯的说法，历史成为“现在的历史”乃是在于他把自己的任务看做是描述“现在的性质和'处在现在的我们自己’的性质”，由于这一事实，现在“是跟任何其他时间决不完全相同的时间”。这样的分析与结论也有助于我们理解福柯学术研究中其他一些主题或理念，比如福柯关于知识分子角色的看法。同时也有助于我们理解福柯为何是个反传统主义者但不是一个“先知”，这是因为他的主要目的是澄清并暗中破坏现在的信念和伦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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