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以来产生了四种思潮：分析哲学、现象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并不断发展与分化。语言分析哲学分为科学论和日常语言论，分析哲学传统最终在库恩那里形成一种经验主义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在罗蒂那里则形成一种后分析语言哲学的语境主义。现象学则在人类学方向上拓展，并沿着本体论方向深化，接着双管齐下，吸收了存在主义的现实性。继法国最后一批具有创造性的代表人物如萨特、梅洛-庞蒂之后，现象学似乎已经四分五裂，分析哲学却独步一时。及至后来，分析哲学不断自我扬弃，现象学自行消解，结果就是科学化和世界观化。而结构主义则吸收了索绪尔的语言学和皮亚杰的心理学得到发展，并在想要对它加以克服的福柯和德里达等人的助推下进入哲学领域，后结构主义今天似乎已经成为一种被尼采推向极端的理性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卢卡奇、布洛赫和葛兰西等人为代表——则继承了黑格尔主义传统，把马克思的思想从政治经济学恢复成反思哲学，并与弗洛伊德的元心理学联姻，激发了法兰克福学派许多跨学科的研究。在这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同经过巴什拉的科学批判、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而迅速发展起来的结构主义之间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尚未丧失活力的领域里，其理论生产的社会科学特征和专业哲学特征越来越明显。上述四种思潮的产生、发展与变化形成了四种现代思想主题：后形而上学，语言学转向，理性的定位，以及理论优于实践的关系的颠倒——或者说是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克服。经验科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从意识哲学向语言哲学的范式转换带来了深刻的变革，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带来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的翻转，实践哲学在现象学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建立了盘根错节的关系。四种现代思想主题带来新的认识的同时也产生了新的偏见：科学的方法论带来了科学主义的“帝国主义”行径。语言学转向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本体论的语言观，使语言阐释世界的功能相对独立于内在的学习过程，并把语言图景的变化神化为一种充满诗意的原始世界。怀疑论的理性概念使得一种彻底的理性批判流行开来，不仅反对知性膨胀为工具理性，而且把理性与压制彻底等同起来，目的是为了从某个他者那里寻求一种宿命论或怀疑论的出路。澄清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也使得许多人陷入了唯生产力论，实践被还原为劳动，由符号构成的生活世界、交往行为以及话语之间的多重关系被遮蔽了。哈贝马斯指出，形而上学最初是关于普遍性、永恒性和必然性的科学，形而上学从本体论思想转向唯灵论，主要是由对存在先于思想的怀疑以及对方法问题的具体反思所促成的。进入现代之前，神话叙事、宗教教义和形而上学解释仍构成统一整体。但是，形而上学的解释形式在现代失去了其价值，并发生了变化，尽管它们还替理论保存着原始神话所具有的统一力量，宗教和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所依赖的整个价值体系，随着科学、道德和法律等专家文化的兴起以及艺术走向自律而崩溃了。哈贝马斯认为。进入现代世界，哲学必须放弃其信仰地位，哲学所剩下的以及力所能及的就是通过解释把专家知识和需要探讨的日常实践沟通起来。哲学剩下的就是通过阐释来推动生活世界的自我理解进程。这个进程和整体性密切相关，同时又必须借助于专家文化的客观化、道德化和审美化的干预，使生活世界避免过分异化。今天，哲学必须在不由它自主的理性条件下从事活动。所以，相对于科学、道德和艺术而言，作为解释者的哲学不可能再具有认识本质的特权，拥有的最多只是可能会出错的知识。哲学必须放弃其传统形式，即作为一种干预社会化过程的学说，而保留其纯理论。最终，哲学也无法再根据价值的高低，把不同生活方式的复合总体性加以等级化；哲学只能把握生活世界的一般结构。从上述三个意义上说，康德之后，不可能还有什么“终极性”和“整合性”的形而上学思想。哈贝马斯集中探讨了形而上学思想三个方面的内容：本源哲学的同一性主题、存在于思想的一致问题以及理论生活的神圣意义。归纳起来来说，就是同一性思想、理念论以及强大的理论概念。在形而上学思想中，“一”既是原理和本质，也是原则和本源。从论证和发生意义上讲，“多”源于“一”；由于这个本源，“多”表现为一种整饬有序的多样性。自笛卡尔以来，自我意识，即认知主体与自身的关系，提供了一把打开我们对于对象的内在绝对想象领域的钥匙。因此，形而上学思想在德国唯心论那里表现为主体性理论。自我意识不是作为先验能力的本源被放到一个基础的位置上，就是作为精神本身被提高到作为绝对的高度。无论是从基础主义的角度把理性当作使整个世界成为可能的主体性，还是从辩证法的角度把理性看作是自然和历史前进过程中显示出来的精神——在两种情况下，理性活动都既是整体反思，同时也是自我关涉的反思。在形而上学中，理论要求放弃自然的世界观，并希望与超验事物建立起联系。在向现代主体哲学过渡的过程中，这三方面内容都发生了断裂，而且各不相同。随着十七世纪自然科学的经验方法和十八世纪的道德科学、法学理论以及法治国家中形式论的兴起，程序合理性确立起来，从实质理性到形式合理性的转变使得内容合理性变成了结果有效性，而这种有效性又取决于人们解决问题所遵守的操作程序的合理性。自然哲学和自然法理论面临着一种新的论证要求的挑战，从而动摇了哲学的认识特权。形而上学的同一性思想和理念论被打破。十九世纪出现的历史解释学反映的是越来越复杂的现代社会中的新的时间经验和偶在经验。随着历史意识的渗入，有限性维度相对于唯心论的那种偶像化和不确定的理性越来越具有说服力。由此便形成了一股对传统的基本概念加以解先验化的潮流。十九世纪对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物化和功能化批判，以及科学技术的客观主义自我理解的批判，也随之广泛开展起来。这些动机也促进了对把一切都用主客体关系加以概念化的哲学基础的批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发生了意识哲学向语言哲学的范式转换。由此，形而上学中理论相对于实践的优先地位也被颠覆。那么，哈贝马斯所言的“后形而上学”对形而上学展开了怎么样的扬弃？发展了哪些新的思想主题？哈贝马斯指出，后形而上学思想最初深受对以黑格尔为典型的唯心论的批判的影响，对其唯心论的理论观作了批判，诸如费尔巴哈、马克思、克尔凯郭尔等人的论述都在反对自我关涉而又强调追求整体性、强调精神的终极性的辩证法思想。青年黑格尔派试图抛弃形而上学的先验哲学，但是却未能用客观性、终极性和事实性的名义定位理性，把理性置于自然历史、置于具有一定社会和历史语境的人身上，最终一部分人转向尼采的彻底理性批判，这种理性批判本身反而又是整体性的。此后，那些想使理性先验化的精神科学、历史主义、生命哲学、存在主义，仍然局限于先验哲学范围之内，都陷入了先验哲学的先天概念之中。在哈贝马斯看来，只有转向一种新的交往范式，即交往范式，才能避免做出错误的抉择。具有语言和行为能力的共同体以共同的生活世界为背景，展开交往实践，并就世界中的事物达成共识。在作为交往行为源泉的生活世界和作为该行为结果的生活世界之间，形成了一个循环过程。其中，先验主体消失得无影无踪。在哈贝马斯看来，是哲学中的语言转向为其准备了概念手段，用以分析体现在交往行为中的理性。哈贝马斯认为，后黑格尔思想试图摆脱形而上学的意识哲学形态的种种尝试并不成功，但是从意识哲学向语言哲学的过渡带来了方法论上的革新，还带来了许多好处，它把我们带出了形而上学思想和反形而上学思想，即唯心论和唯物论之间无休止的争论怪圈，并使我们能够处理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无法解决的问题，即个体性问题。语言学的发展使得我们发现，自我意识根本不是什么本源、先验现象，意识作为基础、绝对前提和本源地位受到怀疑。新的语言观的范式意义首先在于它在方法论上优先于主体哲学，因为主体哲学必须依靠对意识事实作反身理解——不论是依赖内在经验、知性直观还是直接的自明性——都具有纯粹主观的特征。而语法表达的一些公共性的东西，找出其中的结构而无需考虑纯粹的主观性，哲学被引导进入了语法表达的公共客观领域而非反躬自身。语言学转向吸收了语义学的命题形式分析，并认识到了语言表达具有的自我关涉的结构，并且，语言的实际意义在其所表达的内容中。于是，语言学发现了语言具有的集行事和命题于一身的双重结构。由此，语言学转向克服了结构主义的弊端，把语言沟通与交往行为结合了起来，并指出了其在社会化与个体化融合的学习教化过程中承担的媒介作用。在哈贝马斯看来，由语言学转向而发展出来的交往行为理性理论需要坚实的实践基础，这就需要我们放弃理论对实践的经典优先地位，并同时克服掉逻各斯中心论的狭隘理性观，才能确定非同一性这一条世俗的“拯救途径”的有效范围。哈贝马斯认为，哲学必须放弃其掌握真理和理论的神圣意义特权，同时进行一种超越方法论和科学理论界限的自我反思——和形而上学对知识的终极论证截然相反——它揭示出了科学理论结构的前科学实践中的意义基础，以此再将自己应用于整个科学体系。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哲学的目光不能仅限于科学范围内的真值问题，否则认识到实践先于理论的地位只会导致彻底的理性怀疑论，发展出一种语境主义。哲学对理性的探讨还要将正义问题、趣味问题甚至真诚的自我表现问题纳入到理性范围内来。这就需要哲学不变成科学的自我反思，并把目光转移到科学体系之外，变换视角，关注纷繁复杂的生活世界。哲学需要去揭示一种早就在日常交往实践中活动的理性。这种理性在此尽管只要求语言所阐释的具体世界范围内的陈述具有真值性，规范具有正确性，主体具有真诚性，但是可供批判检验的这些要求同时也越出了它们的表达和使用语境。在日常交往实践的有效范围内，出现了一种跨越多种层面的交往理性。这种交往理性同时还为彻底被扭曲的交往和生活方式提供了一种准绳。这些被扭曲的交往和生活方式具体表现为对在向现代性过渡过程中所获得的理性潜能有选择地加以充分利用。哲学在沟通专家知识和有待深究的日常实践之间充当了解释者；就此角色而言，哲学可以使用这种专家知识，并使人们意识到这种畸形的生活世界。但它只能发挥批判力量，因为它已不再拥有一种关于好的生活的肯定理论。形而上学之后，具体的生活世界只是作为背景而存在，其非对象性的整体性避免了被理论作为对象加以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实化的名言也可以这样来理解：随着形而上学和宗教世界观的瓦解，具有多方面价值的文化解释系统中所分化出来的一切，只有在生活世界的实践的经验语境中还能组合起来，并恢复原有秩序。从这一方面而言，后形而上学思想也可以和宗教实践平等共存，只要交往理性在由说服力的言语媒介中找不到更好的语词来表达宗教所言说的内容，它就会保持克制，与宗教共存，既不支持宗教，也不反对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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