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当我们讨论批判与解放时，我们在讨论什么？

昨天晚上十一点左右一位老师把我前几天写的那篇小文《个体与共同体：困在“系统”里的高校学生》转发到一个社会学类公众号读者交流群中。有意思的是，我原文的初衷是从批判路径出发，讨论一种“乌托邦的现实主义”式的“解放”的路径与可能性，但是发到群里没多久群友的讨论就变成了“论证”系统的不可更改性与稳固性，并以种种官僚行政系统的实例来佐证这种判断。继而开始探讨阶级差异与“自由、特立独行”诸如此类的问题，如底层出身的人“特立独行”的成本有多高。讨论本身的变化似乎就表现出了“系统”困境对我们每个人深入脑髓的影响。大家似乎都默认了“解放”的不可能性，甚至在别人提出一种可能性时，马上用系统中的种种实例否定这种乌托邦的想法。把个体或小共同体的能动性全都消解在体制的结构性与稳固性中了。这可能也是批判理论在今天不得不面对的困境，也是“乌托邦现实主义”这种提法的内在矛盾所在。这或许也是我在那篇小文文末写了这样一段话的“先见之明”：

这篇简短的小文章我并不打算长篇引述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然后以在大学这个所谓的“象牙塔”里成功构建了一个基于情怀和学术理想构建起来的学术共同体的实例来论证其理论与实践的可能性和必要条件。因为本质上来讲我是一个悲观的理想主义者，对于如此强大的结构与系统，我知道再多的理论性的合理论证与成功的实例举证，都会被这个系统和许多身处系统里的人否定与排斥。

一点感想，供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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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谔 | 个体与共同体：困在“系统”里的高校学生

评论与回应 | 个体与共同体：困在“系统”里的高校学生

最后附上后来和院里W教授及小象的一点讨论供参考：

W教授：我觉得造成存在所谓封建和资本主义师门关系的，主要不是中国特有的文化与高校教育制度的改革，更多只是导师的人性水准。较早的时候学生人数少，导师和研究生更多是学徒制的师生关系，这样适合打磨学术。当人数多了起来，资源丰富了，影响师门关系的依旧还是内因为主，外因是借口。本质是属于道德范畴的概念，适合道德律的约束。具体过程当中利益出现少量正常的偏差可能只是偶尔局部的问题，是对于制度的轻度反应，是可以调节的关系，里面的合理性张度比较复杂，不是零和关系。但极少数个案的严重偏差则是属于道德范畴，不是制度范畴。

杜谔：老师中间说的早期和目前的师生比对我很有启发！我忽略了这一历史变迁因素。老师谈的道德范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要原因，我原来的论述确实存在很大问题。不过老师发的内容突然激发了我另一个不成熟的想法：就是年龄偏大的导师与年龄偏小的导师学生阶段接受的是不同体制的教育模式与教育文化，这对于他们处理师生关系是否有影响呢？道德范畴之外的教育制度变迁有没有带来重要影响呢？

当然也是缺乏经验观察的胡乱猜测，老师多批评指正。确实原来的分析也存在很大问题。

W教授：不同时代的差别很大。另外不主要是教育制度。更主要是社会的竞争关系和评价机制。教育内部是适应外界的产物，而此时道德很容易无力，从而下滑。

杜谔：老师的批评给我的启发很大，我回去再仔细琢磨琢磨！感谢老师不吝赐教，我还需要更深入的思考。

W教授：不是批评哟，后生可畏。原文看上去以为是非常老道的经验中人，起码有一定年纪。而事实却是出自研二之手，已是相当有些功力。

杜谔：和我们院的W教授的一点讨论，感觉有点回到涂尔干脉络的意思了。

小象：嗯嗯，好，我先看看。教育内部是适应外界的产物。

不过，我还是觉得，如果确实存在教育制度，它应该还是有自主性的，不单单是适应外界，只是这个自主性有程度差异。

确实有点涂尔干的意思，在涂尔干那里，制度是社会体，相当于身体的存在，而道德理想是这个社会体的灵魂，这种关系陈涛老师说得很明白。

师门关系可能需要从制度和道德的总体视角来理解。

搞个师门关系的（历史）类型学出来应该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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