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年：2020-10-1
——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1930年从根本上说，笔者要写的是一部自由主义的词语史（word history）。我很肯定，如果不留意词语的实际使用情况，那么我们讲述的历史将不可避免地大相径庭，甚至相互冲突。这样的历史将缺乏史实根据，并充斥着各种张冠李戴。
我的研究方法让我获得了一些意外发现：其一是法国在自由主义的历史中占据核心地位，不谈法国和历次法国革命，就无法讲述自由主义的历史。在自由主义的发展历程中，许多最深刻、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来自法国。其二是德国的重要性，德国对自由主义的历史贡献就算没有被完全忽略，也被大大低估了。事实上，法国在19世纪早期创造了自由主义，德国在半个世纪后重塑了这个概念。直到20世纪初，美国才将自由主义据为己有，也是从那以后，自由主义才成为美国的政治传统。
最后，我将努力讲清一个在我看来被遗忘的重要事实：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在内心深处是道德家。他们的自由主义和我们今天听到的原子式的个人主义风马牛不相及。他们在谈到权利时一定会强调义务。大多数自由主义者相信，人们之所以享有权利是因为他们要承担义务，大多数对社会正义的问题也抱有浓厚的兴趣。他们始终不认为可行的人类共同体能够仅仅建立在自利之上。他们不断告诫人们要警惕自私的危害。自由主义者孜孜不倦地倡导慷慨、德行和公民价值。防染，这不代表他们都能以身作则或者完美地实践这些价值。
[最近读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读弗洛姆的《逃避自由》等著作之后，再读本书，对这一问题深有感触。个人认为一些社会学（以及政治学等）理论或概念的建构/使用，如果没有深入的历史分析/概念史梳理作为基础，都有些鬼扯。展开来说，个人认为，社会学理论/概念建构大体存在两条基础路径：历史的与经验的，要么回到历史进行理论或概念的演绎与论证，要么深入经验进行分析以建构具有现实解释力的理论。]
[本书作者海伦娜·罗森布拉特主要论述了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发展历史，但是在我看来，稍微有点遗憾的是，海伦娜·罗森布拉特对源自于苏格兰、英格兰的政治经济学与道德哲学中表达的自由主义思想的论述其实并没有像对其他三国的自由主义历史的论述那样成体系，而是零散的穿插于各章节。这样的篇章布局安排使得全书读起来偏向于从政治自由主义出发阐述自由主义被遗忘的历史，而把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置放在了相对来说不太重要的位置。这是在我看来的一点缺陷，如果有这样一个介绍“经济自由主义”流派的内部争端与其发展的章节就更完美了。]
[这本研究“自由主义”历史的著作对于理解社会学家特别是古典三大家是也十分有帮助。对法国“自由主义”史的梳理有助于我们理解涂尔干社会分工理论与道德科学理论体系的理论背景；涂尔干的“法式自由主义”的时代根源；涂尔干写作《教育思想的演进》《道德教育》等教育社会学著作在回应其所处时代的什么样的现实问题；涂尔干为什么会转向对宗教的研究，晚期又为什么倾向于“人性宗教”，这与其所处时代的思想争端有什么关系。对德国“自由主义”史的梳理有助于我们理解韦伯诸多社会学与政治理论的理论背景与时代特色；理解韦伯为什么要批评俾斯麦；主张议会民主制又推崇“领袖民主制”；韦伯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民族自由主义”者等等诸多问题。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论，一般被视为“自由主义”的对立面，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通过对“自由主义”史的梳理，我们可以理解马克思为什么要猛烈批判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会吸引一大批革命者；为什么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势同水火。对自由主义史的梳理也能够有助于我们理解吉登斯为什么提出第三条道路，战后为什么第三条道路、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国家干预主义等等诸多思潮在西方取得广泛影响里；也有助于理解哈贝马斯为何在其政治理论中着力于以其交往行为理论与商谈民主理论弥合“自由（人权）”与“民主（人民主权）”之间的嫌隙；也有助于理解为什么布迪厄等社会学家激烈的反对新自由主义从美国向欧洲的侵袭，并在全世界蔓延，为什么诸多社会学家视新自由主义的扩张为全球灾难。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三个世纪以来的诸多社会学，如涂尔干、哈贝马斯都致力于道德问题的分析与理论探讨以及诸多西方社会学家对于宗教问题的思索。]在古罗马，自由意味着当事人具有公民身份，不是奴隶，不受主人专断意志的制约，也不屈从于任何人。对古罗马人而言，一部共和宪法并不足以确保自由；还需要公民践行慷慨，也就是在对待其他公民时需秉持高尚而大方的态度和行为方式。自由的对立面是自私，罗马人称之为“奴隶性”——那是一种只从自己的需要、利益和享乐出发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慷慨最宽泛的含义是指合乎伦理并且宽宏的态度，古人认为这对自由社会的团结和平稳运行至关重要。在这一时期，自由与慷慨同义，被视为一种道德和公民理性，特别是对于贵族来说。
慷慨这一概念在中世纪被附加了爱、慈悲，特别是慈善心等基督教价值。基督教徒无论贫富都被要求践行慷慨，但人们继续认为慷慨对“社会地位崇高”的人来说尤其重要。文艺复兴时期贵族男性的教育依旧倡导慷慨，认为“慷慨”的美德是自由和大方的社会所必须的。即使到了17世纪和18世纪，精英和统治者仍被告诫要行慷慨之道，但同时强调，统治者在给予时不能随意为之，要注意适度花费。这与这一时期君主权力的扩张、宫廷社会和官僚体系的发展有紧密关联。新教仍视慷慨是一种普世的基督教精神，在早期的现代欧洲起到了维护现有的社会政治和宗教秩序的作用。在前往美国等海外殖民地的清教徒群体中，超常的慷慨与生存的困难联系在一起，为了保证群体的生存，他们十分强调公共利益。到17世纪中叶，欧洲人将慷慨作为必备的美德，已有超过两千年的历史。如果说存在什么自由传统，那就是这个传统。
今天，许多人将霍布斯和洛克视为自由主义的创始人，在本书作者看来，这很奇怪，因为他们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个词，而且两人对慷慨有截然不同的看法。霍布斯彻底反对上文描述的自由传统。他宣称人的本性是暴力和自私的。所以需要君主专制。而洛克反对霍布斯，他认为处于自然状态的人有能力了解并且遵从道德法则。换句话说，正是因为人们有能力慷慨待人，才有了以高度自治为特点的有限的君主立宪制。洛克指出教育儿童习得慷慨的重要性。自由教育的目的是训练年轻人成为社会的合格成员。
实际上在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从来没有人谈论过自由主义，这个词和对应的概念还没偶被发明出来。慷慨倒是借由全新的传播形式继续得到提倡，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广泛传播。启蒙运动时期的慷慨仍旧是一种主要与高贵出身和贵族精英相关的美德。约翰逊字典将“自由”定义为“并非出身卑贱”和成为“绅士”。和以前一样，人们广泛认为只有少数人才能获得相应的教育并学到自由人那种“慷慨而善良的秉性”。这一时期的自由教育正是为了让“出身良好”的男童养成“真正慷慨并带有男子气概的性情”。
启蒙运动延续了对慷慨的重视，同时也为这个单词注入了新的用法。慷慨的内涵的到扩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实现了民主化。现在不仅可以谈论慷慨的个人，还可以谈论慷慨（自由）的情操、理念和思维方式。更多的人能够展现出这些情操、理念和思维方式。并且，从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再到启蒙运动，慷慨促进人类最重要的方式之一便是培养宗教宽容，18世纪，宗教宽容成为自由的核心价值。随着宗教宽容的发展，慷慨不但与宗教宽容联系在一起，还与政治和司法改革联系在了一起。
随着这一时期欧洲经济的发展与生产变革，资本主义带来繁荣与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社会不平等、社会道德秩序危机。在苏格兰道德哲学家看来，自私正在威胁维系社会的纽带，过分看重商业和财富使人们放弃了公民义务，使得社会变成一个“陌生人社会”。这一时期的一些改革派主张博雅教育应当更注重与公民相关的部分，强调爱国主义、对自由与公共精神的热爱，对宪法的热忱，积极的公民参与以及维护公共利益。
自中世纪以来，在一些地区随着商业和贸易的繁荣，国王和皇帝会向城镇、公司或个人颁发特许状，赋予他们权利或特权。随着欧洲早期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扩张，商人已不再满足于这种特许状的“自由”，要求更多的自由贸易权利。英国对北美殖民地的过度征税在美国人看来，这种强征便是违背了特许状，违背了自由权利。导致了美国十三个州的独立，十三个州各自通过的成文宪法差不多都基于同一原则：组建政府是为了保护人类不可剥夺的权利。这种权利观的转变相应地带来了“自由”一词用法上的变化。以前人们用它指代君主对臣民作出的慷慨且热爱自由的让渡，或者贵族经营宽宏和宽容的举止，现在它用来指代人民自主通过立法建立慷慨和自由的政体。
获得独立后的美国人常常夸耀自己的宪法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各式充满爱国色彩的布道词也传播了这一理念。美国的布道者将基督教、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融为一体以传达这一点。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自由的国家不一定是民主国家。无论从哪个方面衡量，18世纪的美国都不民主。“民主”就是无政府和暴民统治的代名词。不过美国亦不承认世袭特权。因此，它要求每一位公民都展现出“真正高尚的慷慨情操和友爱”，这是每个人为“所有人的共同利益”作出的公民承诺。
总结来说，在法国大革命前夜，“自由主义”这个词虽然还没有被发明出来，但劝诫人们践行慷慨（自由）在欧洲已经在数百年历史的传统了。这个词一开始指的是罗马公民的理想品格，包括对自由、慷慨和公民理念的热爱，后来逐渐被基督教化、民主化、政治化，以至于到了18世纪，它已经被用来形容美国宪法了。人们声称自由的宪法需要自由的公民——这些人热爱自由、慷慨大方、充满公民理念，并且理解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以及自己对共同利益所要承担的义务。他们只有通过博雅教育才能学到这种价值观。一些人还坚信这需要一种宽容、理性、对科学和自由探究保持开放态度的自由的基督教。
[从自由主义传统内涵看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问题。丢失了“慷慨”内涵与贵族-宗教内涵的“自由”很容易与儒家伦理中模糊的“自利”内涵结合起来，却丢失了儒教“兼济天下”的利他主义，并在反“集体主义”的浪潮中过度张扬后期“自由主义”中的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内涵。]
[和中国有非常大的差异，儒教的教育伦理和科学制度体系使得平民也在“教化”范围之内，广泛的教育是受到统治者鼓励的。乡绅宗族承担了这种“教化”的功能。西方封建贵族等级的身份制度体系在教育中体现的非常明显，但是在传统中国没有那么强的界限。]
*本文为《自由主义被遗忘的历史》一书“绪论”与“第一章 自由的含义——从西塞罗到拉法耶特”的读书笔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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