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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杜兰特跟中国著名学者胡适、冯友兰、陶行知、张伯苓、蒋梦麟等是同门师兄弟，他们都是大名鼎鼎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学生。 中国人习惯上称他为“杜兰”，是美国的终身哲学教授，普利策奖和自由勋章获得者。最为世人所称道的是，他偕同妻子花了50年时间，完成了1500万字的皇皇巨著《世界文明史》，几乎涵盖了每一时代，每一国家的各个领域，被台湾学界誉为“二十世纪的《史记》，人类文明的《离骚》”。  然而就是这样一部大部头的巨著，他却认为，在老子的《五千言》（道德经）面前，不过是一碟微不足道的小菜，他说：“或许除了《道德经》外，我们要焚毁所有的书籍。” “所有的书籍”，当然包括他的《世界文明史》。 “中国文化很可能居于领导世界的地位”杜兰特认为：人类的认识被三大阴影蒙蔽：一是互相矛盾的历史证据；二是历史学家普遍缺乏思想高度，带来了种种偏见；三是爱国心带来了民族和宗教的曲解。因此，大部分的历史是猜的，剩下的都是偏见”的。 他的哲学信条是“毫无顾忌的英雄崇拜”，不管他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英雄，哪怕是西方人最不看好的民族，也有值得世人尊敬的大英雄。其实，他自己撰写的《世界文明史》，就充满了英雄般的气息。  他冲破“欧洲中心论”的铁幕（但也有人说，他依然是“欧洲中心论”者），在书目的安排上就极具“英雄气”，他的11卷书的目录，突破了西方的传统做法，没有将希腊文明、罗马文明放在首卷，而是将“东方的遗产”排在了首位，接着才是“希腊的生活”、“凯撒与基督”、“信仰的时代”等。 他认为，最早的人类文明产生于东方，是亚洲的文明形成了希腊与罗马文化的背景和基石。他甚至认为，欧洲大多数的发明都是源于东方。 他引用法国哲学家狄德罗的话说：“中国优于其他任何亚洲人类”，“他们胜过最开化的欧洲人”。他又引用德国大哲学家康德说：“中国人是所有人类中最有深度的人”。  杜兰特为中国灿烂的文明所折服，但同时，也为近现代中国的迷失而惋惜。他花费八年时间审视中国上古时代的遗产，希望还原那个“已经消失的哲学家、诗人和历史学家的乐园”，那个孔子问礼于老子、百家争鸣的时代。 他在《中国与远东》中写道：“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能像中国人那样的精力充沛，那样的聪慧，那样的能适应环境，那样的能抵抗疾病，那样的能忍受灾难和痛苦，那样的在历史的熏陶下能沉静忍耐和等待复原。 “这个拥有如此物质、劳力和精神资源的国家，加上现代工业的设备，我们很难料想出可能产生的那种文明是什么样的文明。很可能将会比美国更富有，很可能将会与古代的中国一样，在繁荣和艺术的生活方面，居于领导世界的地位。” 十分难得的是，《中国和远东》这一章写于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那是欧洲中心论一统天下的时期，也是中国最为混乱和贫弱的时期。由此可见杜兰特的历史预见性。  老子的天道无为思想，才是最符合人性的杜兰特认为人类文明有两大传统，一个是雅典传统代表了商业文明，还有一个是农业文明，以中国为首的东方世界，承袭了“重农抑商”的传统。 以此为基础，人类文明的制度也有两种探索源头：一种是基于理性构建的乌托邦设计，认为文明是由学者和政治家设计出来的，这是柏拉图、马克思的理想国。 一种是基于个人主义的演化论，认为文明是在商业传统、自由市场中积累、演化来的，以中国的先哲老子和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哈耶克为代表，他们推崇的是自然秩序。 杜兰特不喜欢理想国，他说：乌托邦主义只是个美丽的口号，文明的火种源于自由的思想环境。他推崇老子的“无为”思想和哈耶克的自由思想，认为国家干预是造成人治的主要源头，只有自由经济才能保证最好的“自然秩序”，那是一种最符合人性的经济制度。 而哈耶克，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认为，他的自发秩序理论，就是对老子“我无为也，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民自富”的表述。  美国的中国经济专家、卡托研究所副总裁邓正莱指出：“中国的前程，在于通过信奉和拓展老子的天道思想而回到本国的由传统。《道德经》就是中国的自由宪章。” 他还说：“老子关于天道、自由与无为的思想，跟亚当·斯密一样，既是道德的，也是实用的：说它是道德的，是因为它建立在美德基础上，说它是实用的，因为它能导向繁荣。哈耶克所阐发的那种自发秩序，跟老子按照天道所演化的秩序是一样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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