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孔子的教育目的并不是为了培养农业生产等方面的劳动者，而是着眼于治国理政，培养更多具有良好道德修养和渊博学识的人才。孔子认为，作为有志之士，应该致力于国家大政。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小人：古代一般指地位低下的庶民百姓。有时指缺乏道德修养或者常识平庸的人。此处应指前者。
樊迟向孔子请教如何种庄稼。孔子说：“我不如老农。”樊迟又请教如何种蔬菜。孔子说：“我不如菜农。”樊迟退出后，孔子说：“樊迟真是小人。居上位者只要重视礼，老百姓就不敢不敬畏；居上位者只要重视义，老百姓就不敢不服从；居上位者只要重视信，老百姓就不敢不用真心实情来对待。要是做到这样，四面八方的老百姓就会背着自己的小孩来投奔，哪里用得着自己去种庄稼呢？”
樊迟向孔子请教如何种庄稼、种蔬菜，孔子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自己比不上“老农”“老圃”。樊迟出去以后，孔子便向其他弟子阐述自己这样对待樊迟的原因。“小人哉，樊须也”，小人即心胸狭窄、目光短浅，不识大体、不懂大局，只关心自己一人一家之事之人。春秋乱世，礼乐不兴。孔子忧国忧民，一直希望能在天下推行礼乐圣治，这才是“大人”所应该关怀的事情。而樊迟只想到种庄稼、种蔬菜，只看重自己的身家性命，没有心怀天下，所以批评樊迟是“小人”。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统治者居于上位，统治者喜好礼制、推行礼制，上行下效，居于下位的臣民百姓就会做到诚敬，“礼”就能得到复兴。“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统治者喜好道义、施行道义，老百姓就会心服口服而讲求道义。“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统治者喜好诚信、坚守诚信，老百姓就会真心用情且以诚相待。“上好礼”“上好义”“上好信”，就是给民众树立好的榜样。正人先正己，修己以安人，正己以化人。真正做到了这些，则“四方之民”即周围的百姓包括他国民众都会用布带将孩子背着前来投靠，还用得着自己去耕种庄稼么？
孔子并不是轻视农业或者看不起劳动人民。发展农业生产、富民强国固然重要，但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政治安定才是国家持续发展、繁荣富强的根本保障。教导弟子一门深入、持续精进、坚持不懈地积蓄治国平天下的能力，比单纯教老百姓种庄稼的作用更大、效果更好。所以，孔子始终教育、勉励弟子集中精力学习知识礼仪，全力以赴修养品德情操，从修身入手，进而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也才是一个士人、一个君子必须做好的本分。
《孟子·滕文公上》载，有一位奉行农学的许行，受到滕文公的赏识，许行便在滕国教化百姓，教大家穿粗麻衣服，靠打草鞋、织席子、耕种、干农活谋生，并认为只有这样做才是治国的关键所在。当时许行的主张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甚至儒家陈良的门徒陈相、陈辛兄弟二人也弃儒学而拜许行为师。一天，陈相拜访孟子，转述许行的观点，认为滕君确实是位贤明的君主，不过没有掌握真正的治国之道。贤人治国应该和老百姓一道耕种而食，一道亲自做饭。现在滕国却有储藏粮食的仓库、存放财物的仓库，这是损害老百姓来奉养自己，怎么能够叫做贤明呢？其核心观点主要有二，即“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yōng sūn）而治”和“市贾不二，国中无伪”。孟子明确反对农家许行的学说，用历史事实和现实驳斥了许行“君臣并耕”的说法，而歌颂尧、舜、周公、孔子之道。为了宣扬儒家学说，孟子提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的“天下之通义”，认为劳心者对劳力者的统治是合理现象，并用“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的譬喻说明学术思想应该进步而不应后退，最后指出“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恶能治国家”。孟子的这些观点正是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和弘扬。
本章孔子教导弟子要有远大抱负，也正是勉励弟子不要学做“小人儒”，而要学做“君子儒”，更是教导后世要心系天下而治学修身，为治国安民储备能力、蓄积能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