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成刚：向孔子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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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孔子学学习

壹

为什么学习：先“为己”，再“为人”。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篇》）。对这句话，很多人解释为：古时的学者为提升修养而学习；今天的学者为装饰自己而学习。也有人解释为：古代的学者是为了丰富自己而学习；今天的学者是为了参与社会管理而学习。当然还有其他解释。但这些解释，基本是将“为己”和“为人”割裂开，甚至对立起来的，这不符合孔子的思想。

孔子主张学习既“为己”也“为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见《论语·雍也篇》），意思是：仁，就是自己要站得住，也要帮助人家站得住，自己要过得好，也要帮助人家过得好。不过他主张“为己”和“为人”有先后：先“为己”，再“为人”。“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见《论语·里仁篇》），意思是：不怕没有职位，就怕自己没有学到赖以站得住脚的东西；不怕没有人知道自己，只求自己成为有真才实学值得为人们知道的人。

孔子的这种思想在《大学》和《孟子》中都得到继承。《大学》说，要先“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再“齐家、治国、平天下”；《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见《孟子·尽心章句上》），都是说学习是先“为己”再“为人”的。

这么说，那“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该怎么解释呢？我觉得这句话是用互文修辞表达出来的：古今的学者既为丰富自己而学习，也为参与社会管理而学习。这不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吗？

孔子那个时代的语言表达有互文修辞吗？有，孔子认为“思无邪”的《诗经》里就有很多。如《豳[bīn]风·七月》中的诗句“一之日觱[bì]发，二之日栗烈”，根据字面的解释是“十一月北风劲吹，十二月寒气袭人”，实际意思是“寒冬腊月，寒风凛冽”。再如《召南·采蘋》中的诗句“于以采蘋？南涧之滨；于以采藻？于彼行潦”，根据字面的解释是“哪儿可以采蘋？就在南面水涧旁；哪儿可以采藻？就在那水浅的地方”，实际意思是“哪儿可以采蘋采藻？就在那水浅的地方”。所以，上面的解释是成立的。

作为教师，我必须“为人”，可我“为己”了吗？“不患无位，患所以立”，我有“位”了，我“立”了吗？

贰

如何“为己”：先小人，后君子。

学习是先“为己”再“为人”的，那如何“为己呢？先小人，后君子。

《论语》中，孔子说了24次“小人”，其中19次是与“君子”对应着说的。摘录部分如下：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见《论语·为政篇》，意思是：君子合群而不与人勾结，小人与人勾结而不合群。）

“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见《论语·里仁篇》，意思是：君子想的是道德，小人想的是乡土；君子想的是法制，小人想的是恩惠。）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见《论语·述而篇》，意思是：君子心胸宽广，小人经常忧愁。）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见《论语·颜渊篇》，意思是：君子成全别人的好事，而不助长别人的恶处；小人则与此相反。）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见《论语·颜渊篇》，意思是：君子的品德好比风，小人的品德好比草，风吹到草上，草就必定跟着倒。）

“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见《论语·子路篇》，意思是：君子安静坦然而不傲慢无礼，小人傲慢无礼而不安静坦然。）

“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见《论语·宪问篇》，意思是：君子中没有仁德的人是有的，而小人中有仁德的人是没有的。）

“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见《论语·卫灵公篇》，意思是：君子向自己要求，小人向别人要求。）

“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见《论语·阳货篇》，意思是：君子学习了道理就能爱人，小人学习了道理就能接受指挥。）

孔子所说的“君子”，是指学识渊博、胸怀宽广、品行完美、人格健全的人；而孔子所说的“小人”，并不是与“君子”正好相反的概念，而是指心智不够成熟、胸怀不够宽广、品行不够完美、人格不够健全的人。

《论语·子路篇》里有这样一章：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意思是：樊迟向孔子请教如何种庄稼，孔子说：“我不如老农。”樊迟又请教如何种菜，孔子说：“我不如老菜农。”樊迟退出以后，孔子说：“樊迟真是小人。在上位者只要重视礼，老百姓就不敢不敬畏；在上位者只要重视义，老百姓就不敢不服从；在上位的人只要重视信，老百姓就不敢不用真心实情来对待你。要是做到这样，四面八方的老百姓就会背着自己的小孩来投奔，哪里用得着自己去种庄稼呢？”）

孔子是懂农业的，他曾说过：“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见《论语·子罕篇》，意思是：“庄稼出了苗而不能吐穗扬花的情况是有的；吐穗扬花而不结果实的情况也是有的。）樊迟问他农业的事，他没说“吾不知”，而是说“吾不如”，这是因为他很严谨。樊迟退出后，孔子批评他为“小人”，并没有鄙视樊迟的意思，他就做过许多类似的事。《论语·子罕篇》有这样一章：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意思是：太宰问子贡说：“孔夫子是位圣人吧？为什么这样多才多艺呢？”子贡说：“这本是上天让他成为圣人，而且使他多才多艺。”孔子听到后说：“太宰怎么会了解我呢？我年轻时地位低下，所以会许多卑下的技艺。君子会有这么多的技艺吗？不会多的。）

孔子希望樊迟成为什么样的人呢？“好礼”“好义”“好信”。这三点是作为“君子”的重要素质。樊迟后来成为七十二贤之一，大概和这三点有关系吧。

通过孔子的自我介绍，我们知道他本来也是“小人”，后来，君子都没有他的技艺多，于是，他成了“圣者”。这“圣者”是怎么炼成的？孔子曾说：“吾不试，故艺。”（见《论语·子罕篇》，意思是：我年轻时没有去做官，所以会许多技艺。）这不就是“不器”吗？孔子说“君子不器”（见《论语·为政篇》，意思是：君子不像器具那样只有某一方面的用途），反过来说，只有“不器”才能成为“君子”，进而成为“圣者”。樊迟只关心种庄稼，那就“器”了，那就是“小人”。

由“不器”而学识渊博，再“好礼”“好义”“好信”而胸怀宽广、品行完美、人格健全，于是“小人”成了“君子”。这个过程是在“为己”，进而就可以“为人”了。

我是“小人”，但有成为“君子”的可能。我得先“为己”，进而去“为人”。

叁

读什么书：有字书、无字书。

何为“有字书”？就是章册典籍；何为“无字书”？就是生活实践。

孔子是重视读“有字书”的，他修《诗经》《尚书》，定《礼记》《乐》，序《周易》，作《春秋》（有人认为《春秋》为无名氏作，孔子修订），这都是阅读了大量“有字书”的结果。孔子是重视读“无字书”的，“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篇》，意思是：见到贤人，就想着向他看齐，见到不贤的人，就自我反省有没有与他相类似的错误），就说明了这一点。《论语·八佾篇》记载了孔子的一句话：“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意思是：“夏朝的礼，我能说出来，但它的后代杞国不足以证明我的话；殷朝的礼，我能说出来，但它的后代宋国不足以证明我的话。这都是由于文字资料和熟悉夏礼与殷礼的人不足的缘故。如果足够的话，我就可以得到证明了。”“文字资料”就是“有字书”，“熟悉夏礼和殷礼的人”就是“无字书”。

孔子自己重视读“有字书”和“无字书”，也重视让他的弟子读这两种书。《论语·子罕篇》记载了颜渊的一句话：说夫子“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意思是：老师用各种典籍来丰富我的知识，又用各种礼节来约束我的言行，此中的“文”与“礼”，就是“有字书”和“无字书”。

孔子注重于弟子从“有字书”走进“无字书”。他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篇》，意思是：人的修养开始于学《诗》，自立于学礼，完成于学乐）。孔子也注重于弟子从“无字书”走进“有字书”。《论语·八佾篇》记载：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子夏问孔子：“‘笑得真好看啊，美丽的眼睛真明亮啊，用素粉来打扮啊。’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这是说先有白底然后画画。”子夏又问：“那么，是不是说礼也是后起的事呢？”孔子说：“商，你真是能启发我的人，现在可以同你讨论《诗经》了。”孔子还重视弟子将“有字书”和“无字书”结合起来写出“自己的书”，这本“自己的书”就是《论语》。班固《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也就是说，《论语》先是孔子弟子们读“有字书”和“无字书”的零零散散的读书笔记，孔子逝世后，弟子们凑到一起把这些合为典册，成为《论语》了。

先读“有字书”，再读“无字书”，之后将“有字书”和“无字书”结合起来写出“自己的书”，已成为我们学校的读书理念。读“有字书”，就是自己查阅文本资料；读“无字书”，就是走出家门和校门去社会上考察探究；写出“自己的书”，就是将文本知识和实践获得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并将自己的综合品质提升一个层次。

肆

怎么学习：“学”而“习”，“习”而“学”。

孔子说“学而时习之”（《论语·学而篇》），意思是：学了，然后按一定的时间实习它。这句话告诉我们，学习要先“学”后“习”。“学”，一般需要人指导；“习”，一般是自己独立训练。

“学”与“习”的关系其实就是“知”与“行”的关系。“知”与“行”并提，历史很悠久，在《左传》和《尚书》里就能见到。“知”与“行”是中国哲学的一对范畴，也有一般认识论的意义。在哲学范畴，“知”与“行”不是割裂的，也不存在哪个先哪个后的问题；在认识论范畴，“知”与“行”同样不存在哪个先哪个后的问题，但存在比重大小的问题，“知”的比重大，外显的就是“知”，“行”的比重大，外显的就是“行”，于是就有了先后的感觉。这种先后无限循环，便形成了螺旋上升的认识链条。如果我们截取下这链条的一部分进行静态分析，会有四种结果：“知行”“行知”“知行知”“行知行”。这四种结果是我们的关注点不同产生的不同认识，我们不可承认一个排斥其他。

“知行”关系在中国历史上有四个著名的的理论体系：一是北宋末到南宋初朱熹的“先知后行”；二是明代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三是明末清初王夫之的“行先知后”；四是清末民初陶行知的“行知行”。这些先知的理论都是文化，这些文化，不是后者对前者的否定，而是后者对前者的发展。陶行知把名字从“陶知行”改为“陶行知”，就是发展。我们不能死板地理解这些先知的理论，而要在时空长河中理解并“化”为己用。要使这些文化成为自己的“文化”，需经历三个步骤：文——化——文化。这个过程是“知行知”。我们再往前推，“文（知）”是怎么来的？那是前人经过“行”创新的成果，是“文化”，这个“文化”对于后生的我们来说就是“知”。于是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的判断：继承文化要先“知”，创新文化要先“行”。但是，仅仅“知”了还不能说继承了，继承文化必须经过“知——行——知”三步，只有经过“知行知”的“知”才是“真知”；仅仅“行”了还不能说创新了，创新文化必须经过“行——知——行”三步，只有经过“行知行”的“行”才能“真行”。

每一个人都必须先继承文化然后才有可能创新文化，这是不争的事实。注意：我们继承的是文化而不是知识，即“知行知”中的后一个“知”。而要得到这个“知”，就必须经过“知”与“行”，也就是“学”与“习”。经过“学”与“习”得到的文化，就是下一轮“学”与“习”的基础，于是我们就可以得出：学习的过程就是“学”而“习”，“习”而“学”。

可是，当下的基础教育是重“学”不重“习”的。“学”而不“习”，知识成不了文化，真有可能“知识越多越反动”，所以，我们非常有必要将“习”补上，让“学习”完整，以文化育人。

4·23世界读书日前将四篇旧文合并为一文

2019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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