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洲的呈现，除和生活相关的自然生态、宗教，剩下的是历史感。这体现于各种具象的载体，如钩针织体般的建筑，斑驳的墙面，卓然的雕塑、图书馆、博物馆及其旧物、古籍与文献，等等。行于街巷，可见沿墙搭建的脚架和起重机器的并用。这不是建筑工地，而是拆除古老甚且腐朽的建筑而付诸的行动。通常，这是政府行为，目的在于保留那扇仿如远古百衲衣般的、混合了老苔及符咒般涂鸦的墙——历史的见证者。有的教堂，在很多年里，内部的扶墙肋骨间或外墙不同立面总搭着天梯般的架子，那是修葺机构在进行又一轮的修缮工期。在欧洲，这样的财政支付周而复始。博物馆、图书馆、油画、雕塑、宗教教义、古籍、文献等种种修缮，支出不菲。由此可见，文化遗产周而复始的维护费用增加了政府的负荷。 几年前到布鲁塞尔的拉肯圣母教堂，见这座新哥特式建筑扶墙廊柱间丛林般搭起的支架。身边走着的华人说：真是多此一举，要咱们中国，推土机一推，不出几个月，新的起来了。没错，前两年乌黑的外墙从地面到塔顶同样搭着支架，今焕然一新而内部又成了工地。档案显示，拉肯圣母堂从1999年开始维修，前立面及高塔的修缮用了近九年，外墙又用了三年多，继而转回内里。至2012年完成，十三年里，修缮费一千四百三十四万欧元。建于1854年的圣堂，相比那些更早的建筑远算不上古老，像安特圣心教堂、巴黎圣母院和科隆大教堂，这些用六七百年建成的哥特经典，构件繁众，工艺精细绵密，壁画、雕刻、塑像等纷繁卓越。那穹顶扶墙、肋骨廊柱、花窗长廊，工艺所到之处，无不繁复精辟，使得修缮工作庞大缓慢。这样的工种非一般工匠可行，而需对哥特建筑艺术精通的专业人员。可见，人工支出同样不菲。 那么，经济危机的欧洲缘何周而复始地把钱花在修缮上呢？我想，唯有彻悟历史价值者明白挽救并珍存历史的功德无量。旧物如化石，不仅真实地记录生活，尤其是，作为文化遗产的重要构成，它们是保持民族文化传承、连接时间与情感纽带的凭据。这些年里，我在各国博物馆和图书馆进出，那纷繁瑰丽的建筑、装帧华丽的《圣经》手稿及各种古籍等，令我沉迷。在欧洲，对于考证历史、缅怀生活的物件、文字、图册、音像，只要用心，总会找到。前人对待历史的缜密和严肃，使得连接古今的纽带留存。旧物携带的气息，与其说是远古青铜器般的凛然，不如说是人类继往开来、走向今天的沧桑豪迈。 几年前，在比、法交界小镇一处偏远山村，一个几百人居住的地方，竟有个农业和手工业博物馆，里面有关于农业及手工艺的一切：马套头、马鞍、脚蹬子等马具；做奶酪的瓷器、铜、锡、铁、木头等材料做成的机器和器皿；理发匠的围脖、围裙和剃刀；木鞋工匠的段木、刀具、凿子和打磨器；海鲜、蔬果等罐头工坊里带铁丝环扣和软塑盖垫的瓶瓶罐罐……而对应这些内容的“职业者”——按一比一的比例和相应职业制作的着装蜡像“模特”，则按每个不同展示内容所作的示范，被分布在对应的场所，或站或坐，“聚精会神”地纺织、打草、采摘葡萄、做奶酪和果酱、捡麦穗、打磨木鞋、制作腊肉、站在鼓风机前扬麦子……生动的场面直观地告诉我：这里的农民和手工艺者曾经是这样生活的——现在也许有的还这样生活着。从这些面目古旧甚至腐朽的陈设，看到历史对生活的真诚、虔敬和温柔。我想，生活在这样一种环境里的群族，对待古史旧物或多或少都带着一份近似的虔诚和柔软之心吧。如我们的朋友埃尔文——和他及妻儿一起生活的母亲去世多年，可老人曾经的卧室一直保持原样：盖着被褥的床，梳妆台上的首饰、化妆品和她常读的《圣经》；我们家老太太保留的五个儿女原封不动的房间：盖着旧时被褥的床，挂在床头上方的十字架，像幼儿园一样为防婴幼儿爬出掉落旋梯的网状栅栏，以及后来每个外甥和侄儿出生的胶泥脚印并种种纪念性赠品…… 两年前，我们的父亲莫里斯去世了。老人先后从事过两种职业，最初就职于国家传媒《标准报》，后期去了铁路局。职业之外他有几个爱好：演奏手风琴、摄影和垂钓。“二战”前后的青少年时期常应邀演出，中年痴迷摄影——家中暗房及种种设备至今还在，中年后对垂钓情有独钟。曾经的暗房、后来的办公室，被家人誉为他的“私人博物馆”。为防旧物被当作废旧清理，几十年里他不许任何人进入，甚至他的妻子。哪怕在轮椅上的六年，他依然要求在楼梯上装上电力滑轮，以便于把轮椅滚上踏板，并由滚动的皮带自如上下，出于安全，家人没有同意。 葬礼之后，家人得以进入禁地。重见天日的场所让老少忐忑而又好奇。那是向阳的房间，显眼的是摆在窗前的手风琴和另外的乐器键盘，墙上零星地挂着黑白照片，他获得的国王勋章，垂钓工具，暗房冲洗、显影的器皿和裁剪工具……一溜排开的上锁铁柜和老木柜，里面闭锁的是什么，暂时不知。 老太太无法面对带着记忆的旧物，她没勇气进入“暗房”。于是，开柜子、清理沉积的任务落到洛克身上。那半年里，洛克像个档案馆员，大清理之后，集得以下旧物：欧洲货币统一前的、成捆堆积的法郎团子；录有老人音乐的几盘CD；码放整齐的一堆塑盒胶片——三十年里的家庭录像；家庭常年缴付各种税款的收据、生活收支账本……惊人的是，老人留下了电影胶片一样的、一套套的长卷黑白负片，这些负片被用各种塑料薄膜装着，每一卷都写着拍照地点和时间。洛克把近似A4纸大的几大盒负片带回家，一时陷入困境。这么多的负片，要一卷卷拿去冲晒，远比一辈子收藏硬币者用卡车把分角硬币拉到银行吓人。尤其是，那些负片当中，有不少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材料技术，都近一个世纪了，还能显影吗？再说了，哪怕还有效，哪一个冲洗店会接受如此古老而庞大的工作呢？ 一筹莫展之际，他开始上网搜索信息，输入各种可能的关键词汇。不久，发现一种扫描机器可直接扫描胶片并显像，这可免掉冲洗裁剪之苦。真是一大惊喜。毫不犹豫地，马上网上支付，机器很快被送到家。接下来的几个月长假，几乎每天、时时刻刻，他都在机器和胶片里。机器很慢，每次置入的胶片最多三四张，还得时时校对方向、角度，等待机器操作。等到扫描、编辑好这些胶片，已是四个月后了。被岁月遗忘的胶片，竟出乎意料地全部显影！按负片对应的时间、地点，编辑、立册之后，即成了一部家庭编年史。胶片的记录从20世纪初开始：老一辈及一、二战参战成员系列，神职人员系列，以及1950年代起每个孩子的出生、成长、家族节假日聚会及游历等。才发现，其实这些胶片在过去不少已冲洗并建档似的存了多册相集，家中两个橱柜堆起高高的几丛。曾经，我沉迷于相册里那些遥远而陌生的时光，那四个相角端起的黑白方块照，每个面孔、景物于我都熟悉又陌生，令人充满遐想。尤其那些躺在花园摇篮或童车里的蓝眼卷发的婴孩，还有那仿如豪华马车轿厢般落着斗篷和推拉车把、以白色锦缎为底子且四围对应排列铮亮钉扣的华丽童车，让我欣喜明亮；而舅舅、神父雨果的圣堂，他非洲传道的生活以及修女小姨在修道院里的岁月场景，又激起我对天主教研究的热情。曾经，我几次请求妈妈允许我把相集带回家，把需要的图片扫描或翻晒，再把相册送回。而今，这些胶片分类编辑后，显然方便多了。洛克给母亲买了iPad，并把编辑后的图片给她传上，她再在子女之间传递。一部家族的编年史，从此在家人之间永恒地流传了。 葬礼结束那天，家人聚在一起看老父留下的录影。播的是二十多年前家中的圣诞，莫里斯正当年，英俊伟岸，美男子一个。屏幕上，他逗乐孩子，笑声朗朗。两个女孩，一个刚会走路，一个在地上攀爬——此刻电视机前笑着抹眼泪的，正是镜头下的两个女童，来自两个姐姐的莎娜和索菲，已参加工作的她们，从录影看到自己曾经蹒跚学步、呀呀儿语的模样，悲喜交加。曾经，病后的莫里斯脾气怪异，以致晚辈对他敬而远之，甚至，人人都因为他的脾气而只和母亲亲近。而今，老翁故去家史重现，才意识到是他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家庭档案，一部家族的编年史册。他成了家里的功臣！ 发酵的旧时光萦绕着我，对我触动不小。试想，倘若家中哪个成员怀了作家的天赋使命，这些档案就派上用场啦。我想起沉甸甸的欧洲文学——尤其文化遗产无比丰富的英帝国文学，原来人家就来自这样的家族传统和民族传统！ 这个传统，而今也影响了我。正是在那些黑白负片的扫描期间，我从沉甸甸的黑白负片中领悟岁月曾经的虔诚庄重，并获得灵感，以至手头正写的长篇《双桅船》中的“黑白胶片”一章有了这样的开头—— 黑白照的洁净，给人朴素感，寂寞而庄重。这种基调似乎更适合对某些时光和情谊的缅怀。从负片反转的黑白和明暗，尤使得层次清晰五官立体，立起的鼻翼两侧，凹眼窝里的眸如荧光炯然。她略知负片反转感光材料的原理，正片上的乌黑，在负片上是苍茫的白，而正片上的洁白，在负片上却是深渊般的黑暗，而谜语一般的阴影部分，在胶片上则是茫苍苍的灰暗了…… 相比之下，我的成长则令人唏嘘了。自记忆起，父母卧室里的搪瓷盆就在了——这样的搪瓷盆后来在高行健《一个男人的圣经》里读到。是那个时代的洗脸盆：盆沿一圈花草、底上荷花鲤鱼，通常是女人的陪嫁。被扣着“大地主”、“私通海外”、“资产阶级”等各种“黑五类”帽子的母亲，在她出嫁前家中已被洗劫一空，她是光着手嫁给父亲的，加上那时家中惨淡荒芜，不可能有什么随行的陪嫁。算得“时尚”的搪瓷脸盆，不曾被时髦地搁置在高高的洗脸架上，而是放在父母卧室墙边，堆积或半或满的纸灰，那是焚烧户口文件、信函、相片的炭灰。因了母亲家族如同梦魇般的背景，使得“销毁证据”、“保命”成了格言般的教条。家中被“斩根除草”的遭遇，使得在北海中学上高中、嗅觉灵敏的舅舅逃亡台湾。至此，哪怕家园、财产充公甚至外公和另一舅舅被当牲口一样牵到田头枪杀也还不足以澄清“出身”的不洁耻辱。海外来的信件物品，是导致沉重灾难的证据。其实，更多的函件物品无缘传到父母手中而被截掉，能到手里的，说明已经被“X光透视过”而“安全”了。但父母不知，仍心有余悸。母亲没文化，对事情内幕不清，对掌权的官人满怀恐惧，每接到海外物件便诚惶诚恐，主动上缴或焚毁。因惧怕祸害自己的男人和子女，任何看似和她身世及各种“帽子”相关的文件或旧物必哆哆嗦嗦地付诸一炬。黑烟升腾、炭灰纷飞，成为我永恒的记忆和阴影；父亲蹲在地上、手持木棍翻查余烬的场面，令我感慨神伤。母亲，则因家族给自己家庭子女带来的遭遇、命运落差带来的破碎感和幻灭感，自绝于世几乎是她日日夜夜的念头。搜索她暗藏的毒药、致死的植物，成为父亲和子女时常例行的大事。多年后回望，明白自己硬核桃般结于脏腑的抑郁乃至悲情并非与生俱来。溯本清源，是搪瓷盆上的袅袅烟雾和母亲的悲剧性命运，笼罩了我的少年和人生。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艾青诗歌中的一句，在之前的许多年里，这呐喊般的天问，问的正是我。 到了太平盛世，父亲感叹愧悔，说我们家的东西都没留下，舅舅寄回的信件照片，多宝贵啊，连写有他地址的信封都烧掉了。宝贵什么，命才宝贵，母亲说。那时，舅舅逃离大陆已近四十年。逃亡三十年后，他得知外公被带到田野杀害且无人收尸的消息；五十年后，他绞尽脑汁，通过香港某报老总的帮助，得以把坐在轮椅上的外婆弄到香港见面。在报社老总家中，退休后的舅舅和轮椅上八十多岁的外婆不知如何相认。最终，母子解密的途径是，舅舅问了外婆他的乳名，外婆准确无误地回答…… “和平时代”的母亲依然不拍照，不留旧物，似乎这些“沾染着”旧岁月的东西哪天又变成灭族的证据。她大扫除的习惯一如既往，“用不着”的一律焚毁。这并非日常习性上的洁癖，而是附于命运的老树苔般的共生习性，是生活对她的掠夺和蹂躏所致。 八年前父亲离世，我在午夜从遥远的异乡赶到家，此时才被告知父亲已经上山了。黎明到父亲栽种的林子去，见葱茏的林间横凸一堆潮湿的赤黄泥土，那泥土不会言语。我坐在崭新的长条土堆旁，在陌生的幻灭感里毫无真实感。爸爸“不辞而别”，作为他毕生最宠爱的女儿，心里热潮汹涌，我该嚎啕大哭吧，但哭不出，唯一的事实：空荡，如溺水者抓摸不到拯救的手。坐在丛林里，呆望一旁同样茫然的兄弟姐妹，眼眶绝望干涩、凄凉而苍茫，于是明白，自己和时间、土地的纽带轰然断裂。 从山上回来，我回屋，把父亲曾经作为裁缝和手艺人的工具及写有他文字的笔记收集起来。而后，见挂衣服的杠上挂着一幅巨大的布片，问母亲那是什么，她说是和父亲用了几十年的蚊帐。这张蚊帐我似乎没记忆，父母卧室的蚊帐一直是白的。我于是用手触摸那张半个世纪前的粗麻帘子，粗线交织的无数的十字架，摩挲并重叠我漩涡状的指纹，心里有种微微的颤栗。我和母亲说，把它洗干净放好吧。母亲说，都用了几十年了，你爸爸也不在了，还留着干什么，还是烧掉吧。听到“烧掉”两字，我心里猛一哆嗦。我知道，曾经四蹿的火舌和袅袅黑烟依然笼罩着我。可我不能发火，我有何缘由再对我九死一生风烛残年的母亲发火呢？父亲已独居荒原，从此她就一个人守望空荡荡的老屋了。 我决定要把附有父母和我们生命印记的靛蓝粗麻围帐留下，却难于开口。母亲从不同意我带走家中任何旧物，似乎那些东西都被念了咒语，一旦外流就会招来横祸。而此刻，形单影只的她，显得格外的单薄脆弱。我站在帐帘下不动。她不明白我怎么对这块有虫口和补丁的粗麻布这样固执，须臾，现出少有的温和来，说，都烂了，有些地方还补过。她口气软了。我把网罩般蓬大的麻布收下，带回自己的家。 这些年回国，总在母亲独居的老屋里转悠，那里有我疼痛而温柔的旧时光，那些我曾经排斥而今让我潮汐汹涌、眼眶毛起热雾的旧物，是我娩出母亲子宫时随带的胎衣血水——我的共生之物、时间忠诚的见证者，在它们沧桑的皱褶乃至心核里，岁月的附着物时时叠加。记忆，从来逆叛于岁月，时光越是浑浊腐朽，记忆越是清晰如磬音，甚至，激越如教堂排钟奏鸣的交响。 如今，形单影只的母亲已八十一岁了，空荡的老屋，让我想起《红楼梦》中的一句“落得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真是“干净”啊，以致寸草难生。母亲一无所有，她手上没有留下父亲甚至子女、孙侄的一张照片。她是习惯了这种大漠般“光秃秃”的冷寂孤独吗？恰恰不是。去年我离开她返欧时，她拿出一张硬壳纸片，说，你把你的电话写在这里，我想和你说话的时候，叫别人帮我打——我们几个子女的电话，就留了几张类似的硬壳纸片。我有些心酸，说，妈妈我给你留下一张照片好吗？她马上接口，说：好！于是我把在家乡海岸照的照片（扩大版）给了她两张，她喜悦不已，乐滋滋的。我知道，我的两张近似A4纸大的生活照，成了她毕生的拥有。从此，这两张照片就成了家里唯一陪伴她的影像了。为此，我非常自责之前没有给父亲照些照片留下来。 进入老年的母亲，反刍般叨念她的身世，对时代不公、对多舛的命运愤慨难平，她无法对家中被“斩根除草”导致的分崩离析甚至后世无继的结果以及自己身世给家庭子女带来的后患释怀。在缅怀家中盛世时，叨叨曾经的残酷，几乎成为她的日常。“知道吗，那时候你外公骑着白马，抽着鸦片看戏……”母亲的话题就这样在“那时候……”中重复着。也许别人把这看作母亲的毛病，不，那是受了重创的母亲没有途径获得救赎的结果，是曾经的时代把她蹂躏得不堪，并支离破碎了她的人生。 这些年，书写家族的心愿越来越迫切，有太多的问题需要去追溯。然而，家中几近一无所有——那一切早已在那个搪瓷盆中变成了炭灰，那些知晓家史的前辈，也正在一个个地辞世，还在的要么耳聋眼花，要么不愿重提旧事，“不说了，噩梦一样的时代，让它过去吧。”只有母亲，依然保持诉说的惯性，不曾上过学的母亲，语言天赋极好，她常常能以一首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压抑和愤慨。那些诗歌，究竟是她自己凑的，还是从哪里听来的，我没问，但我不能不佩服她在语言、想像力和逻辑判断上的天赋。她滔滔不绝，出口成章，以至，在沉痛或泪光中，听母亲叨念身世和过往，成了我每次和母亲团聚的时光。知道越多，越迫切于书写，然而，这一切零碎得过于斑驳。我多么希望父母家中也存留有这边父母家那样的家族档案，一部真诚地记录着祖祖辈辈生活痕迹的家族编年史。遗憾的是，父母的时代没有给我们留下一个赋予完整的“如果”。 在写《双桅船》这几年，我问自己：为何这些年写下的东西远比国内十来年写的多而厚实甚且风格大变？为何这些年有写不完的东西而以前总空荡茫然？是对岁月的凭吊和缅怀失去了依据、情感被割裂记忆被掏空，还是，我曾经的生活空白？——不是吗？我的记忆在哪里呢，我那些来自母亲子宫的共生物在哪里呢？那是在娩出母体时就被撸干净了。其实，再“不洁”的过去都是沉淀滋养，一如莲荷池里的淤泥，恰恰是这些被人类视为“污浊”的泥塘，滋养了凝露如珠的荷莲。这于记录历史的创作者亦然，哪怕再黑暗再腐朽的过往，于他们都并非要清理出门的“垃圾”，那恰恰是耻辱柱上的凸透镜，从镜面看到的，除了个体的窘迫尴尬，少不了时代的喧哗。他们最无法面对和原谅的，是那种“落得一片白茫茫”的“干净大地”，那是如置荒原的空荡贫瘠，是任凭思想再丰富强大也无法丰沛婆娑的绝望。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