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凌淑华 “这腮上薄薄的酒晕，什么花比得上这可爱的颜色呢？桃花？我嫌她太俗；牡丹？太艳；菊花？太冷；梅花？也太瘦，都比不上。” 丈夫酒后对妻子略显造作的赞美，并未激起妻子心中的涟漪，反倒令同样微醺的她，借着酒意，提出了想要当着丈夫的面“出轨”的请求。 盛宴结束，妻子采苕醉眼朦胧地望着那个想要亲吻地沉睡中的“俊俏脸庞”，她告诉丈夫，只需要一秒钟，如果不能够亲吻他，她总是不会舒服。 这是一个完全沉浸在醉意中的荒唐故事，尽管妻子在临近越线，亲吻另一个男子的最后时刻“幡然醒悟”，但戛然而止的结局却令所有人都感到如鲠在喉。  凌淑华 这段充满了醉意的故事，出自民国才女凌淑华的短篇小说《酒后》。 在思潮激荡的民国初期，《酒后》的发表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更是让凌淑华在那个文人辈出的年代一夜成名。 有人说，要想了解一个作家，就要从她最荒唐的作品开始，因为那里往往隐藏着她鲜为人知的心绪，《酒后》于凌淑华来说，便是如此。 1900年，凌淑华出生于北京的一个名门望族，父亲凌福彭从清末到民初，一直都是政府高官，因此凌淑华自小便过着富足自在的生活。  凌福彭 对于凌家的大宅院，凌淑华曾在小说中这样描述：“说不清到底有多少个套院，多少间住房，我只记得独自溜出院子的小孩经常迷路。” 凌家的富足从中可窥见一斑，凌淑华虽是女孩，又是庶出，但在凌家众多的孩子中，她是最聪明伶俐的一个。 由于父亲喜爱绘画，家中常与书画大家有所往来，凌淑华自小耳濡目染，对绘画亦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父亲特意聘请名师教她学画。 不仅如此，凌淑华还得到过民国“怪才”辜鸿铭的指点，在中外古典文学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五四运动的到来，新文化和新思想如暴风雨般席卷中华大地，在求新求变的思潮下，凌淑华也加入了追求自由和女权的大潮中。  辜鸿铭 22岁那年，凌淑华考入燕京大学，专修英法日等语言文学，自此专注于写作，并为各大报刊投稿，开始展露出惊人的文学天赋。 可以说，凌淑华是民国时期真正少有的才女，她的文字善于表现对女性细腻心理的刻画，被沈从文、徐志摩等大家誉为中国的曼殊斐尔。 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凌淑华作为陪同人员，与胡适、徐志摩、林徽因、梁思成等人组成接待团。 从接待团的名单中可以看出，能够进入接待团的人绝非等闲之辈，尤其是当中屈指可数的女性，在当时，凌淑华的才情绝不在林徽因之下。  左起：林徽因、泰戈尔、徐志摩 也恰是在这个接待团中，凌淑华遇到了那个令自己纠葛一生的男人。 彼时，徐志摩对林徽因的追求虽被佳人所拒，但他并不死心，为此还请求泰戈尔帮忙在林徽因面前美言，尽管如此，林徽因依旧不为所动。 徐志摩黯然神伤，泰戈尔却不以为然，林徽因固然才貌双全，却并非独一无二，在泰戈尔看来，有个人的魅力比林徽因有过之而无不及。 于是，在泰戈尔的牵线下，性格开朗幽默的徐志摩很快便和凌淑华打得火热，徐志摩更是惊奇地发现，凌淑华似乎比泰戈尔说的还要优秀。 在他的眼中，凌淑华不仅有着惊人的绘画天赋，文章更是温婉清幽、独树一帜，这样的女子无疑对徐志摩有一种天生的吸引力。  徐志摩 此后，徐志摩与凌淑华始终保持着书信往来，徐志摩曾对她做出这样的评价：“眉目口鼻子清之秀之明净，我其实不能传神于万一。” 徐志摩平生唯一一次为人作序，便是凌淑华的小说集《花之寺》，可见凌淑华在徐志摩心中的地位。 尽管如此，凌淑华却始终与徐志摩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这令徐志摩备感苦恼。 虽然对徐志摩的才华欣赏不已，但聪慧伶俐的她又怎会不知，徐志摩不是一个省油的灯，凌淑华始终对现实有着超乎常人的清醒的认知。 果然，不久后陆小曼的出现，又令徐志摩春心荡漾，对其展开了疯狂的追求，让人不得不佩服凌淑华看人的独具慧眼。  徐志摩 其实，凌淑华之所以没有与徐志摩走到一起，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在她的心里还装着另一个男人——陈西滢。 当时，关于泰戈尔访华期间的接待宴会，接待团觉得在北大食堂太简单，在大饭店又显得俗气，思来想去最终将接待宴会定在了凌淑华家。 凌家不仅宽敞气派，又有中国传统宅院的特色，更重要的是，凌家是书香门第，接待这样一位大文豪最合适不过。 而接待泰戈尔的负责人，正是时任北京大学英文系教授的陈西滢，在接待宴会中，凌淑华不凡的谈吐与气质给他留下了深刻美好的印象。  陈西滢 后来，二人便有了书信往来，他们时常讨论对文学、绘画和时事的看法，陈西滢的踏实让凌淑华觉得心安，两颗蠢蠢欲动的心越走越近。 随着小说《酒后》的发表，凌淑华的名字轰动了整个文坛，陈西滢更是被她不同凡响的才情所惊艳。 于陈西滢来说，他从未接触过如此奔放洒脱的女子，凌淑华对爱情和自由的向往，深深感染着他。 尽管彼时的凌淑华与徐志摩亦是书信频繁，但凌淑华清楚地知道，对徐志摩是才华的欣赏，而对陈西滢是情感的寄托。 1926年，陈西滢与凌淑华走进了婚姻的殿堂，才子佳人无疑是令人钦羡的结合，婚后二人一起赴日蜜月。  凌淑华与陈西滢 不能否认，再危机四伏的爱情，婚后最初的时光也是幸福美好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婚姻会将彼此不曾了解的缺陷全部暴露出来。 陈西滢希望妻子在婚后能够将重心放在家庭，相夫教子当全职太太。但对于毕生追求自由解放的凌淑华来说，她又岂是一个甘愿为了家庭而放弃自我的人？ 很多时候，男人希望女人可以为家庭放弃一切，但却从没有想过，当初之所以爱上她，恰是因为她对自由的向往。 夫妻因公来到武汉大学后，生活习惯和性格的矛盾越来越大，一点一点吞噬着看似光鲜亮丽的婚姻，代替“彼此欣赏”的是“互相埋怨”。  凌淑华与陈西滢 据女儿陈小滢回忆：“母亲显然不甘心扮演那种传统的相夫教子的女性角色，'一个女人绝对不要结婚’，这句话我不知听了多少遍。” 在陈小滢看来，陈西滢与凌淑华的结合，都是奔着彼此想象中的美好而去，他们许配给了彼此幻想中的爱情，而并非彼此。 诚然，如果爱情不能落实到柴米油盐、衣食住行这些实实在在的生活琐碎中去，是不容易天长地久的。 这时候，一个英国诗人的出现，打乱了凌淑华隐忍的生活，朱利安是武汉大学的外籍教师，在被陈西滢邀请到家中做客时，与凌淑华相识。 令陈西滢始料不及的是，将朱利安带到家中无异于引狼入室，这一次见面居然促成了日后妻子的“红杏出墙”。  朱利安 一个空虚寂寞的女人，一个浪漫诗意的男人，爱情的到来从来就不需要过多的赘述，像是飞蛾扑火，不由自主地奔向一团抖动的光亮。 凌淑华对朱利安说，她的婚姻没有爱情，是为了结婚而结婚的，她不会再相信爱情，但是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热烈和真切，她却放弃了抵抗。 就像《酒后》中的妻子，尽管丈夫赞美的词藻纷华靡丽，采苕却不能对发自内心深处的情欲置若罔闻。 不得不说，作家与其他门类的艺术家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艺术家需要自我催眠，需要忘记残破的现实，只专注于美。 而作家则会时刻保持清醒，即便偶尔醉眼朦胧，身陷内心挣扎的囹圄，仍要住在用自身残缺搭建的监狱里。 凌淑华 《酒后》就是她深埋在内心的监狱，每一根铁栏杆上都写着忠贞教养，被囚禁的却是一颗追求个性解放的活生生的心。 然而，越是内心清醒，那如死水般的婚姻就越是令人恐慌，她不得不为自己找到一个出口，哪怕等待她的是一团火，她也要扑过去。 对于爱情，凌淑华从来不需要掩饰，她开始穿上美丽的旗袍，烫了时尚的卷发，涂上鲜艳的口红，去迎接那个活在当下的爱情。 她以探望恩师为由，带朱利安回到北平游山玩水，大方地向朋友介绍自己的情人，她在享受这一刻的无比自在，似乎浪费一秒都是罪过。 左起朱利安、陈西滢、凌淑华 小说中温婉贤良的妻子，似乎不再有醉意，此刻的采苕无需一遍遍央求着丈夫满足自己离经叛道的要求，她已真切地吻了那张俊俏的脸。 然而，在一番放肆的欢快过后，凌淑华却感到一阵从未有过的悲哀。 北平的夜空繁星点点，每一颗闪烁的光都像是蚊子叮在伤口上，说不清是疼还是痒。 曾经的笃定，如今的背叛，叠加在灯火昏暗的街头，此刻，她像采苕一样微醺着，这世界仿佛颠倒了过来，人在蒙着星辰的黑色天空上走。 街头拐角猛然出现的霓虹灯，朦胧刺眼，像酒后的凉风一样醉人，她想在这一刻死去，永远不要醒来。 凌淑华（前排右二） 对于凌淑华在北平的“招摇过市”，陈西滢耳闻后愤然不已，回到武汉后，等待凌淑华的无疑是一场暴风骤雨，此事一度闹得沸沸扬扬。 后来，冷静下来的陈西滢找到妻子，让她在自己和朱利安之间做出选择，凌淑华并未多做考虑，她决定与朱利安分手，回归家庭。 而彼时的朱利安迫于舆论压力，已从学校辞职，在给凌淑华留下一封告别信后，径自返回了英国，回国后的朱利安很快便开始了新的恋情。 其实，凌淑华何尝不是早就知道会有这样的结局，如今的朱利安不正是当初的徐志摩么？这世界没有变，变了的是自己。 凌淑华（左一） 如今回想起多年前《酒后》刚刚发表时，鲁迅先生对凌淑华的点评，莫不是一语成谶，真真地预言了她的婚姻生活： “她大抵是谨慎的，适可而止地描写了旧家庭中婉顺的女性，即使有出轨的举止，那也因为偶受文酒之风的吹拂，终于回复了她的故道。” 诚然，小说中展现出的酒后人物的醉意和醉态，本身就是一场和现实世界的角力，有时皆大欢喜，大部分的情况却是两败俱伤。 在男权社会所规划的社会秩序中，女性始终被赋予了理想化的“妻子”与“母亲”的角色。 而长时间对于这种理想化的认可和赞美，也令她们主动甘愿接受这样的命运安排。 陈西滢与凌淑华 尽管我们在《酒后》中看到了一个女子本我与自我的激烈斗争，尽管采苕一再祈盼一次偶然的叛逆，尽管凌淑华的红杏真的开出了墙头。 但那杏花的根脉终是迈不出人伦道德的高高的院墙，当激起涟漪的那粒石子沉入湖底，湖面究竟是要恢复原有的平静。 然而，没有人知道，在看不见的暗流之下，那粒石子终会被腐蚀被冲击，然后变成针变成刺，深深地扎在柔软的糜烂的心底。 重新回归家庭的凌淑华，并未如愿与陈西滢和好如初，结疤的伤口虽然不再疼，却会永远烙在心里，何况他们之间的裂痕不止如此。 凌淑华与陈西滢 除了生活琐事上的格格不入，凌淑华与婆婆之间的关系更是剑拔弩张，巨大的观念差异，让她在面对整个家庭时都身心俱疲。 女儿陈小滢在回忆起幼年的家庭时说：“母亲与她们合不来，也会和父亲吵，从家庭出身、生活习惯到语言都有矛盾。” 不久后，凌淑华的母亲去世，凌淑华借机带着女儿回到北平，开始和陈西滢过着“非正式”的分居生活。 于凌淑华而言，她对家庭有着世俗的心理上的依赖，然而切实的生活又让她望而却步，这种“非正式”的分居，对她来说算是暂时的解脱。 后来，陈西滢因公赴英国上任，凌淑华再无理由留在北平，只得带着女儿一同前往欧洲，尽管如此，来到英国的他们依旧分房而睡。 陈西滢 为了填补自己空虚寂寞的内心，凌淑华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了绘画和文学创作中去，忙碌的生活令她暂时忘却了婚姻的伤痛。 夫妻二人似乎都满足于这样的婚姻生活，没有一别两宽，却也各自安好，任凭时光飞逝，仿佛都在祈盼自己的生命可以短一些，再短一些。 转眼暮年，在旁人眼中，他们是相敬如宾的夫妻，恩怨情仇仿佛也淹没在岁月的尘埃里，每每想起，一切似乎变得没有那么重要。 1970年，陈西滢在伦敦病逝，“非正式”的分居变成了“正式”的孤独，曾经那个追求个性、风华绝代的才女早已不知所踪。 此刻，空旷的房间里，只是一个沉默的老人，日复一日，用不羁的青春过往，果腹着自己日渐颓靡的灵魂。 冰心 在晚年写给好友冰心的书信中，凌淑华这样写道： “我真想立刻飞回北京，同你瞎聊一些往事，以解心头悲戚，我在此一肚子苦恼，谁也不要听，只好憋着气，过着惨淡的时日。” 1989年底，凌淑华终于回到北京，回到了承载着童年与爱情的宅院，那些喧闹的身影似乎还在，他们的声音、表情、呼吸仿佛触手可及。 然而一切都太晚了，时光迟暮，人生不返，她孱弱的躯壳和灵魂，也将随着北京的一年一度的春风，就此消散。 1990年5月，凌淑华在北京病逝，家人几经辗转，将陈西滢的骨灰从英国运到国内，同凌淑华一起葬在了无锡陈家的祖坟。 左起：凌淑华、陈小滢、陈西滢 无论陈西滢与凌淑华是否情愿，他们终是永远地在一起了，曾经的青春、不羁、情欲，于爱情来说，却都不及这死亡来的笃定。 就像丈夫对采苕说：“如此人儿，如此良宵，如此幽美的屋子，都让我享至”，却终究是一个醉意朦胧的不真实的世界。 不得不说，有时候，情欲只是一种“当下的情绪”，如果有人错将这份情绪当做爱情，那是本身的幼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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