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接受委托的刑事案件中的当事人或家属，都算是人生中遇到的一个个“有缘人”。你会发现，你与他们因案结缘的际遇，都是那么宝贵的经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其实没有多么玄妙，相互坦诚就好。于我而言，我可能没对得起老张头的这份「信任」，但我还是应该把他写出来~ 他，已经60多岁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东北人，这几年一直在东北生活着。他曾跟我提及，退休前也曾因工作的原因，在全国多地跑过，但退休后就很少外出了，加上家中还有年迈的母亲需要照顾，也不太会出远门了。 来杭州找我之前，他跟我提过，说现在也算得上是杭州的“常客”了。因为在儿子涉刑案件发生后，他便从东北老家来到了儿子、儿媳居住的苏州，因为从苏州往来杭州更加方便，加上家里还有个小孙辈也可以帮着照顾，他便在苏州住了下来。 他还跟我说，儿子进去后，他的血压就开始时不时升高了，背包里时刻都备着药，严重的时候，他甚至一个小时内吃了好几次药。除此之外，他的体重也骤降，一个月内掉了数十斤。 他，就是我的当事人家属——老张头。 02 跟老张头的第一次接触，应该是从一个没有备注任何来意的微信好友请求开始的。通过好友请求后，老张头就开门见山，说有个刑事案子想找我谈谈，在我要求其先对案情做一个简要陈述时，老张头也犯难了……停顿了一会，回复了一句，陈述有点困难，可不可以约时间面谈。 当时我也担心，到底什么案子，甚至是不是刑事案子，要是案子没什么空间，也别让人家白跑一趟，我便跟他提前打了个电话，大概聊了十多分钟。在电话中，通过老张头了解的相关事实，以及案件前期诉讼流程中的一些曲折状况，我还是嗅到了这个案件可能确实存在一些争议。随即我就跟他约了面谈时间，并给他发去了事务所的地址。 面谈应该是在通电话两天后的周一上午，他来得很准时。第一次见到老张头，明显能感受到一个地道东北人的热情，但也隐约发现他有点“紧张”，这种紧张不是面对生人的慌乱，而是对案件那种异常着急的心态，他也丝毫不掩饰。上午花了大概一个多小时，跟老张头聊了案子的基本情况，面谈间隙老张头也透露，儿子的案子其实已经有了律师，而且还是本地某知名律所的主任律师。听到这里，我便试探性问道，“那你这边是要换律师，还是？”老张头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只是说，“我在网上看到了朋律师你写的几篇专业性的文章，我觉得很受启发，跟我儿子这个案子涉嫌罪名相关，就想跟你聊聊，而且跟你聊完，我也觉得你很专业。换律师这个事情，我还得回去跟儿媳妇商量商量，之前的律师也是她托朋友找的，费用也不低···”还记得，那天说到激动处，他就当着我的面，服用了带在身上的降压药。后来，应该是在面谈后的那个周末，老张头又开始联系我，问我的收费标准。想到天气炎热，他也上了年纪，为了不让他来回跑，便在电话中给他报了我的收费方案。谈价过程中，面对老张头的恳求，我也一反常态的两度让步，直至最后敲定委托。现在想想，当初为什么要低于自己的常规收费标准来接手这个案子，大抵应该是老张头作为一个严父，在面对儿子这起案件时，表现出来的认真与坚决，表现出来对我的十足信任，让我觉得：我可以为这份「不知所起」的信任作出一定程度的让步。后来我也专门问过老张头，“老张，你到底是怎么找到我的？”，老张头笑着说，“就在一次来杭州的火车上，恰巧刷到了你写的那篇文章，我就觉得我应该来跟你聊聊···”是吧，这种单纯基于专业的“奔赴”，是容易让人欣慰、感动的。我介入案子的时候，案子已经批捕半个多月了。在此之前，案件经历了A罪不捕，后变为监视居住，在监视居住的第7天，公安机关以B罪报捕成功。由此可见，案子在办案机关内部，至少是存在争议的，这也为案件的后续“挣扎”埋下了伏笔。接受委托后，我便及时安排了会见。而老张头为了实时跟进案子，也为了掌握每一次律师会见的动态，他「几乎」没有缺席过每一次的律师会见，一趟一趟的在苏州-杭州之间来回跑。有一次，他顺嘴提到，说自己是赶凌晨很早的一班车过来的。自那以后，如果时间允许，我也就顺势把会见时间安排在了下午，这样也不至于让他每次都那么赶早。案件在提起公诉之时，还是出现了「意外」。前期跟检察官沟通下来，觉得检方以B罪诉出去基本没问题，而且在检方的提讯中，检方也问当事人针对B罪是否认罪认罚···这一切似乎都没有可能出现意外的征兆。但提起公诉的前两天，意外出现了，向检察官电话确认，他们还是以A罪诉了出去。
B罪，量刑只能是三年以下，A罪至少五年起步，两罪之间的量刑差，也大概率会超过五年。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让老张头极度紧张。而当事人此时的心态也完全发生了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流露出了想要做认罪认罚的想法。老张头对此极力反对，并要求我们做好儿子的说服工作，“一定要让他听你们的···”。 后来解释工作有了初步成效，当事人啥也没签，并当庭表示认可相关事实，但不认可指控的A罪，一切按我们预设的策略在走··· 04 可一审结果既出，法院依然是以A罪定罪，但量刑相较于检察官当庭给出的量刑建议，法院就了一个最低量刑。当事人、家属以及我，对这个结果肯定是不满意的。 虽然一审的结果并不理想，甚至可以说是比较糟糕。但老张头并没有苛责我这个律师，而是反复跟我坦诚说，“我觉得，在技术上，你们律师一审可以说是已经做到极致了，只是法院···他们第一被告的律师也跟说我，你找的这个律师不错的···”。
我相信，老张头虽然嘴上不多说，但在内心里肯定不是个滋味，估计也已经把一审法官「骂过」好几遍了吧~一审宣判结束后的一次碰面，照常是我安排了律师会见，老张头依旧到场。在那次交谈中，老张头跟我提到他朋友圈中的一些律师如何如何宣传自己，并Cue了我一句，“你不能那么低调，要高调一点，你要对外推销你自己，给自己多做做宣传…”。听之错愕，我发现这还是第一次有当事人家属「批评」我，说我太过低调，说我不懂宣传自己。我当即说道，“我这还不够高调么？不然你也找不到我呀！”05 本来我并不愿继续接手二审上诉，但在老张头的极力要求下，我还是继续接手了该案的上诉工作···在二审阶段，从递交手续，到约见法官，提出争议焦点、检索类案、绘制案件思维图，再到与法官的多次电话沟通，我们在此期间也看到了法官的重视，法官认可一审争议，对定性存在疑问等等。可就在最近，二审结果已出，法官并未采纳律师意见，对案件未做任何改判，虽然我们坚持认为案件的处理仍存在争议，但在这个阶段以此结局收场，法律人也只能选择尊重。回想与老张头的相识，到顶替前手律师接手案件，从一审到二审，从瞧见曙光到回归无奈的现实，我的压力是很大的。这背后不仅是要对得住老张头的信任，更是作为辩护律师的职责使然，可惜···虽然在律师这个行当里不能唯结果论，但对于有争议的案件，作为辩护律师，总是多想在裁决中为当事人争一个较好的结局，不仅是为了给自己的辩护收获一丝慰藉，而是一旦辩护未果的结局需要当事人自己去承受的时候，这多少又显得有些「残酷」。我与老张头在案子上的交道，没想到并没有以「圆满」的结局落下帷幕，太过可惜。也许，我不那么「高调」，有性格使然的因素，但好像也没什么可高调的资本，因为面对这些辩护未果的案件，内心里总是会有一些失落感和无力感。因为，咱不能光鲜是自己的，灰暗就是别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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