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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断吐蕃之右臂——南结南诏 唐对吐蕃的国际包围战略的第二个伙伴，是云南的南诏国。在战略安排中，南诏被放在回纥之后的第二环，论其原因，可能是南诏的国力比回纥要弱一些，和唐的关系也稍微没那么复杂。但这只是相对而言，南诏还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和唐也存在一定的冲突，况且与唐直接毗邻，直接关系到唐的南部安全问题，所以在李泌的战略安排中，南诏放在比大食更重要的位置。 云南向来是唐与吐蕃的必争之地。当时的云南，遍布着各个大大小小的部落，在唐初武德年间，唐朝就建立了对云南各部的羁縻管理。然而到了高宗时期，吐蕃崛起，除了向北扩张以外，也把手伸进了云南，一部分云南部族归附了吐蕃。到了玄宗开元年间，云南形成了唐与吐蕃对峙的局面。其时云南有六个较为强大的部落，这些部落属于藏缅语族，他们的语言称部落或者国家为“诏”，所以称为“六诏”。这六个大部落分布在洱海周边，一部分归附唐，一部分归附吐蕃，唐蕃势力范围大致以洱海为界，洱海以北属吐蕃，以南属唐。而在这“六诏”中，最强大的是属唐的蒙舍诏，因为它在最南边，在今天云南大理的巍山一带，所以又称为“南诏”。 高宗年间，南诏首领细奴逻遣使入朝，从此归附唐朝，唐廷任命细奴逻为巍州刺史，对南诏实行羁縻管理。到了开元末年，南诏首领已经传了数代，此时的首领是细奴逻的后人皮逻阁。作为六诏之中最强的部落，皮逻阁有统一六诏的野心，这与正中唐廷下怀，通过附属它的南诏统一云南各部，从而把吐蕃势力逐出云南。于是在唐朝廷和剑南节度使王昱的支持下，皮逻阁统一了六诏，吐蕃势力退到剑川。皮逻阁定都太和城（今大理），建立国家，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唐玄宗册封皮逻阁为云南王，是为南诏建国之始。
南诏古画《南诏图传》中描绘始祖细奴逻的故事场景 南诏建国后，其扩张的野心得到进一步的加强，而此时唐王朝也欲加强对云南的控制，所以双方冲突的因子开始在暗地里产生，到了天宝九载（公元750年），双方矛盾终于公开化。在两年前，皮逻阁去世，儿子阁罗凤继位，承袭云南王的爵位。刚即位的阁罗凤，也像其父一样向唐表忠心，数次遣使入贡。然而到了两年之后的天宝九载，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一年，阁罗凤带着家属参见唐的姚州（今云南姚安）都督张虔陀，按照唐朝的制度，姚州都督统辖其治下的各羁縻州，当然也包括了阁罗凤任刺史的巍州，所以张虔陀是阁罗凤的上司，阁需要到姚州向他的上司述职。然而张虔陀是个贪婪又好色的人，他与阁罗凤的家人私通，还向阁索要双倍的赋税和军粮。面对张虔陀的侮辱和勒索，阁罗凤选择不回应，结果张变本加厉，派人辱骂阁罗凤，还向朝廷奏报阁心怀不轨。阁罗凤忍无可忍，率军攻打姚州，杀死张虔陀，攻取姚州及其下辖的三十二个羁縻州。 但阁罗凤不愿与唐扩大矛盾，于是遣使谢罪。唐朝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并不领情，囚禁南诏使者，于天宝十载（公元751年）亲率大军南征云南。可由于唐军众多士兵不适应云南多瘴疠的环境，加上阁罗凤向吐蕃求援，唐军惨败，六万战士战死洱海之畔，鲜于仲通几乎仅以身免。此战过后，阁罗凤表示不再臣服唐朝，从而倒向吐蕃，一年之后，他接受了吐蕃“赞普钟”的封号及金印，自称“东帝”，并改国号为“大蒙”，以示与唐分庭抗礼。之后，阁罗凤与吐蕃联合，再次攻打姚州，唐廷于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派李宓再度南征云南。结果这次出征比上一次的更惨，李宓被杀，手下的军队也几乎全军覆没。不久之后，唐内部发生安史之乱，对于西南边陲的云南也无可奈何了。
云南剑川石钟山石窟的阁罗凤雕像 在安史之乱期间，阁罗凤趁唐廷无暇南顾，不断蚕食唐的西南领土和侵扰西南边镇，占领了云南东部以及四川西南的一些地方。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阁罗凤死，孙子异牟寻继位。异牟寻刚即位，就派遣二十万大军联合吐蕃大举侵唐，兵分三路入侵剑南（今四川），兵锋从四川北部与甘肃交界处的扶州、文州，到四川西南的黎州（今四川汉源），剑南的整条西部边境沿线告急。异牟寻还命令其部下“为我取蜀为东府，工伎悉送逻娑城（即拉萨）”，可见他的野心是要占领整个蜀地，同时也要兼顾他的盟友吐蕃的利益。这场大规模的入侵引起了新即位的唐德宗的重视，他派遣皇家禁卫军以及幽州节度使的军队前去抵抗，这两支可谓是当时唐朝最精锐的部队。一时踌躇满志的异牟寻，遇见了唐的王牌部队，结果被打了个大败，南诏吐蕃联军被斩杀六千，在仓皇撤退时又有十万士兵坠崖而死，还有大量士兵被俘。 一开始趾高气扬的异牟寻此时变得惊恐万分，他被吓得迁都羊苴咩城（今大理附近），还修筑了十五里的防护墙。可他的盟友吐蕃却把这次战败的责任完全怪罪于他，把他的封号降为“日东王”。这还不止，吐蕃名为南诏盟友，实则是主子，它不断加大对南诏的赋税，年年向南诏索要兵力助其扩张，还在南诏的险要之地驻扎军队。南诏的统治阶层对吐蕃的盘剥和侵逼日趋不满。当时南诏有一名清平官（相当于汉地的宰相），名叫郑回，本来是唐官，被南诏俘虏，得到了先王阁罗凤的重用。此时郑回劝说异牟寻：“中国有礼义，少求责，非若吐蕃惏刻无极也。今弃之复归唐，无远戍劳，利莫大此。”意思是说，唐讲礼义，不似吐蕃这般索求无度，与其继续臣服吐蕃，不如重新归附唐，这能免去我们的很多负担。郑回说中了异牟寻的心里话，于是异牟寻采取他的建议，开始尝试与唐恢复邦交，但他还不敢公开背叛吐蕃，只能私下与唐剑南节度使韦皋通信。
云南剑川石钟山石窟的异牟寻雕像 南诏试图与唐交好的意愿，让李泌看到拉拢南诏共抗吐蕃的时机已到，所以把南诏纳入他的国际包围战略构思中的一环。李泌意识到南诏对于唐蕃两国的重要性，南诏国力还是比较强的，它的军队骁勇善战，且与唐蕃两国相邻，占据西南的险要之地。它若是倒向某一方，就会成为那一方的左膀右臂，这一方将会如虎添翼，而另一方则会面临犄角夹攻之势，陷入被动。南诏臣服吐蕃的时候，就使唐陷入了非常不利的境地，唐同时面临着来自西方和西南两个方向的进攻，十分被动。而如今，南诏欲摆脱吐蕃，若此时把南诏拉入到唐的阵营，那陷入被动的就是吐蕃了，唐不仅能解除来自西南的威胁，还牵制住了吐蕃，使其无力东扩，从而又解除来自西方的威胁。 李泌的战略构思被唐廷付诸实施后，韦皋进一步加大与南诏交涉的努力。贞元四年（公元788年），韦皋派间谍故意把他给异牟寻的信误送到吐蕃，果然这让吐蕃对异牟寻起了疑心，于是责令异派遣大臣的儿子到吐蕃当人质，此事进一步激发了异牟寻对吐蕃的不满。但此时异仍不敢与吐蕃公开叫板，而是在静静等待时机。五年之后，即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异牟寻终于派遣使者前去成都，公开与韦皋交往，并向韦皋呈递了痛斥吐蕃的信。在信中，异牟寻还表示愿归附唐天子，还为唐出谋划策，建议加大与吐蕃沿边的防守，再联合上回鹘等国，分散吐蕃的注意力。这与李泌的战略构思不谋而合。 韦皋护送南诏的使臣到长安，德宗对南诏的重新归附表示嘉奖，同时命韦皋派遣使者以回访为名到南诏以探虚实。韦皋派他的幕僚崔佐时前往羊苴咩城，当时吐蕃使者也在，所以异牟寻在夜晚偷偷迎接崔佐时，异还没有完全消除对吐蕃的畏惧，但为了表明归附唐的诚意，他派他的儿子与清平官和崔佐时在点苍山结盟，还把盟约抄了四个副本，“一藏神祠石室，一沈西洱水，一置祖庙，一以进天子”，以示与唐结盟的神圣性。接着异牟寻攻杀吐蕃使者，公开与吐蕃站到对立面。此时吐蕃或许还未收到南诏杀使者、与唐结盟的消息，它还像往常一样向南诏征调军队，异牟寻派遣了一支五千人的部队，结果这五千人到了吐蕃的战略要地神川，反而对吐蕃军队发起进攻，断掉了金沙江上连接云南与吐蕃本土的铁桥，歼灭吐蕃军上万人，还俘虏了吐蕃五个小王。这一战，异牟寻取得了大捷，获取到了唐的信任。德宗对南诏大加赏赐，不仅恢复了南诏的国号，还在第二年册封异牟寻为南诏王。
《南诏图传》中的南诏君臣 之后，异牟寻又对吐蕃占领的四川西南部发起进攻，攻取了昆明城（今四川盐源），又征服了臣服于吐蕃的施蛮、顺蛮、磨些蛮（今云南四川交界泸沽湖一带的摩梭人）等部落，大大削弱了吐蕃在云南的势力。接着，异牟寻又进一步扩大南诏自身的势力范围，征服了芒蛮，即今天的傣族，把地盘扩张到了今天德宏、西双版纳以及缅甸掸邦一带，南诏国力大增，成为威胁吐蕃的一股新力量。南诏的壮大让吐蕃感到恐慌，遂在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决定攻打南诏，在这一年的十月，攻打位于通往南诏要道的唐朝边镇巂州（今四川西昌），韦皋派兵五万镇守巂州，同时约南诏一起出兵。唐诏两军攻破吐蕃，吐蕃不仅未能打下巂州，还丢掉了几座城池，国师和赞普的养子都投降唐军，吐蕃只好撤退。 但吐蕃不甘心此次战败，明年再度出兵入寇，结果又被南诏与韦皋部将杜毗罗狙击。在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年初，唐诏联军攻破了吐蕃在泸水（今金沙江）的大营，斩首五百。吐蕃退守鹿危山，又中了杜毗罗的埋伏，吐蕃溃败，两万人被俘虏。唐军又与南诏的部落酋长鬼主在泸水以西再度击破吐蕃。唐与南诏的犄角夹攻果然效果显著，这令吐蕃十分恐慌，吐蕃为了切断唐与南诏的联系，不惜倾一国之力，以发动下一轮战争。当时，赞普赤松德赞刚死，吐蕃又遇上了饥荒，可吐蕃决策层弃之于不顾，在全国大规模征兵，要求每三户人家出一名士兵。吐蕃倾一国之兵，再次进攻巂州，以图断唐与南诏之通道。面对此次吐蕃的大规模入侵，唐采取了四面夹击的战术，韦皋的军队联合南诏军，在南边抵御吐蕃，再发动北方太原、邠宁、泾原的军队，联合回鹘，从北部进攻吐蕃。而剑南、东川、山南（今四川一带）则从东边进攻吐蕃。各路大军中，以南面的韦皋南诏联军为主力，他们不仅击退了吐蕃的入寇，还深入敌境，攻克了七座城，焚毁了吐蕃一百五十座堡垒，歼灭敌军一万，缴获铠甲兵器十五万，可谓是大获全胜。尤其是南诏，在此战中获利最多。战后，吐蕃只能在剩下的几个据点被动防守。
贞元十七年的这场大战，基本上解除了吐蕃在西南方的威胁，唐联合南诏的战略可谓是成效卓著。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和元和三年（公元808年），两国同盟的主导者唐德宗和异牟寻相继去世，加之两国的共同威胁已经消除，而南诏扩张的野心不断膨胀，与唐的矛盾冲突逐渐浮出水面，两国同盟关系走向破裂。元和以后，进入了唐诏战争频繁的时代，甚至这些战争对唐朝的灭亡起到间接性的作用，当然这是后话了。 五、远跨重洋的联盟——西联大食 唐对吐蕃的国际包围战略的第三个伙伴，是黑衣大食。大食在三国之中，应该是国力最强的一个，但它被李泌放在战略伙伴的第三位，原因可能是大食距离唐太远，也没有直接毗邻，对唐构不成利益攸关的关系；再则唐与大食的关系向来友好，不似与回鹘南诏般复杂，与大食联合是非常简单的事，所以大食才会被放在最次要的位置。 作者在上一篇文章专门谈了唐与黑衣大食的关系，天宝十载（公元751年）的怛逻斯之战只是一次偶然的冲突，未对两国关系造成很大影响。自天宝年以来，黑衣大食一直与唐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即使是在安史之乱以后，唐本土与大食相隔遥远，大食还是每隔几年来朝贡一次。正是因为唐与大食关系友好，联合大食相对容易得多，所以在国际包围战略提出的贞元三年以前，联结大食就已经付诸行动了，这个行动就是贞元元年（公元785年）杨良瑶出使大食。 杨良瑶这次出使没有见诸于史册当中，所以唐联合大食的具体行动一向不为人知。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方墓碑在陕西泾阳被发现，在本世纪初，碑文内容又被公之于众，这段被隐匿的历史才重见天日。这方墓碑的主人是杨良瑶是个宦官，在代宗年间曾经出使过安南（今越南北部），抚慰当地的土著部落。建中四年（公元784年）泾原兵变爆发，德宗乞师吐蕃，派去出使吐蕃的使者就是杨良瑶。可见杨具有很好的外交才能，才会被朝廷多次委以出使重任。贞元元年，朝廷又派遣杨良瑶出使更为遥远的黑衣大食。由于当时的河西、陇右被吐蕃占领，唐中央无法在陆上与大食取得联系，所以出使大食的行动改由走海路。杨良瑶从广州坐船出发，碑文载“届乎南海，舍陆登舟.......挂帆凌汗漫之空，举棹乘颢淼之气........经过万国，播皇风于异俗，被声教于无垠”。文中的南海指的是南海郡，也就是广州，至于杨是走哪条线路去大食的，经过的“万国”有哪些，最终到达的目的地是大食的什么地方，碑文并没有记载。 但这并非没有线索，《新唐书》的“地理志”，记载了一段从广州出发到大食的海上航线，这段记载出自唐朝宰相，同时也是个地理学家贾耽的地理著作《皇华四达记》。贾耽是德宗朝的宰相，杨良瑶出使大食也是在德宗年间，所以学者认为这段详细的域外地理记载很可能是来自杨良瑶的报告，也就是说，杨良瑶就是乘坐这条航线前去大食。根据这段记载，船从广州出发，出珠江口，然后沿广东海岸西行，到达海南岛，再从海南岛横渡南海，到今天越南中部的环王国，然后沿着越南海岸，往南到马六甲海峡，再向西穿过海峡，经过安达曼群岛，横渡孟加拉湾，到达狮子国，即斯里兰卡。再往西北沿印度西海岸、今巴基斯坦和伊朗的海岸航行，进入波斯湾，最后在弗利剌河（幼发拉底河）河口登陆，再溯幼发拉底河而上，陆行千里，到达缚达城，即黑衣大食的首都巴格达。也就是说，杨良瑶是最终目的地是大食哈里发所在的巴格达城。
杨良瑶出使大食线路图（自制） 关于杨良瑶出使大食的目的，碑文说是“播皇风于异俗，被声教于无垠”，当然这些只是套话。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很显然，出使大食是出于军事战略目的，即联合大食共抗吐蕃。甚至有学者提出，此番联结大食也是出自李泌的谋略。李泌是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战略家，在三年后他给德宗详述其计划时说到“大食在西域为最强，自葱岭尽西海，地几半天下”。其时的大食阿拔斯王朝，东到帕米尔高原，西到北非，几乎是占了当时已知世界的一半，可见李泌对大食的情况了解不少，他还知道大食“代与吐蕃为仇”。当时大食向东扩张，而吐蕃也向西扩张，双方在中亚起了冲突，安史之乱以后，唐的势力退出中亚，中亚就成了大食和吐蕃的角逐场。若让大食这个强大的盟友配合唐，在西边对吐蕃发动进攻，吐蕃面对这一强大对手即使不是全力以赴，也会倾半国之力，这不仅分散吐蕃的精力，使其无法全力攻唐，还会削弱吐蕃的实力，为唐的反攻创造机会。而杨良瑶，就是到大食的首都巴格达，面见哈里发，代表唐朝廷与哈里发建立同盟关系。
鼎盛时期的阿拔斯王朝（黑衣大食）疆域 杨良瑶此行的目的达到了，而且是很快凑效。史书记载，在杨良瑶出使大食的第二年，也就是贞元二年（公元786年），大食“与吐蕃为劲敌，蕃兵大半西御大食，故鲜为边患，其力不足也”。果然不出所料，吐蕃调去了一半的兵力到西边与大食作战，对唐的威胁大大减轻。但中国史书对吐蕃大食战争的记载也仅此而已。在阿拉伯史书里，记载了一些大食与吐蕃战争的情况。当时的吐蕃占领了帕米尔地区的勃律（今巴基斯坦属克什米尔地区）和护密（今阿富汗瓦罕地区），并进一步向中亚西部扩张，使喀布尔地区的王国臣服于它，还介入到河中地区（今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一带）的叛乱，试图从大食手上控制此地。阿文史书记载，在回历193年（公元808—809年），河中地区的撒马尔罕爆发起义，在其中干涉的外国军队里面就有吐蕃部队，可见吐蕃的野心已经到河中地区。当时新即位的哈里发麦蒙描述其时的中亚情况：“在呼罗珊（即大食统治的中亚地区），从通都大邑到穷乡僻壤都离心离德，欲摆脱控制；葛逻禄叶护不再效忠；可汗，吐蕃主背我而去；喀布尔国王（当时臣属吐蕃）袭击与其临近的呼罗珊领土。”吐蕃已然成为大食在中亚的一支对抗性力量，甚至要从大食手上争夺其业已占领的地区。
阿拔斯王朝（黑衣大食）的军队 因此，麦蒙要巩固他在中亚的统治，对进入中亚的吐蕃和葛逻禄发动进攻。大概在回历194年（公元809—810年），大食和吐蕃进入战争状态。回历197至199年（公元812至815年），喀布尔国王投降大食，改宗伊斯兰教，向麦蒙进献了一尊金银佛像。阿拉伯史书记载；“吐蕃诸王中的某一位皈依了伊斯兰教，他崇拜一个人形金像。”喀布尔国王被称为“吐蕃诸王”，可知当时的喀布尔附属于吐蕃。征服喀布尔后，大食乘胜向东进军，在吐蕃控制的瓦罕和勃律又大获全胜，还把俘虏的吐蕃将领和骑兵送到巴格达。但根据10世纪的波斯地理著作《世界境域志》的记载来看，大食似乎并未永久占领这两个地方，之后又向西撤退，大食和吐蕃的边界维持在今天阿富汗东部的帕米尔山区。吐蕃大食战争的结果可以说是不分胜负，双方扩张的脚步都被彼此限制了，但这些战争消耗了吐蕃的大量兵力，削弱了吐蕃的国力，也使得吐蕃无法全力东扩，确实帮了唐朝很大的忙。
阿富汗喀布尔地区出土的佛像 六、尾声 总而言之，李泌部署的国际包围战略计划被唐廷付诸实施，成功联动了吐蕃周边的强邻，取得了预想中的成效。然而，在这个战略的实施中，也体现了当时国际关系的复杂性。 唐与回纥结盟，实际上是相互利用。唐欲利用回纥从北边牵制吐蕃，分散吐蕃的兵力。而回纥对唐的利用则更为叵测，它一方面以与唐维持盟友的名义进行绢马贸易，向唐索取了大量财物，主要是丝织品，这些财物不仅满足回纥贵族的享用，更多的是通过境内的粟特商人转贩到西方，再把西方的商品转贩到唐，从中赚取差价。因此，回纥借这种中介贸易获取了大量暴利。其次，回纥借助唐收复安西北庭的名义，伺机控制天山南北，把其占为己有，尤其是杀害杨袭古的事件，暴露了回纥的真实居心。所以，唐与回纥结盟，虽然起到了牵制和削弱吐蕃的效果，但唐也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财政支出大量流向回纥，造成了很大的财政负担，还丢掉了大量领土，而皇帝也遭受了亲子背离的痛苦，以及丧失了中央大国和“天可汗”的尊严。回纥却借此获得了大量好处，不仅用唐的绢帛进行中介贸易，还控制了天山南北的交通要道，从而控制了陆上丝绸之路的东段，从中获取大量利润，成为丝绸之路上的一个新兴帝国。
回纥的粟特人，回纥的丝绸之路贸易主要就是通过他们进行 而南诏，则是唐与吐蕃博弈的筹码。它倒向谁，谁就会如虎添翼，而另一方则会陷入被动。南诏比较务实，不管是与吐蕃结盟还是与唐结盟，都是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主要是保证本国利益不受侵犯。当唐驻云南的官员侵犯它的利益时，它就倒向吐蕃；当吐蕃征求无度，侵犯它的利益时，它则倒向唐。可这种关系，比起唐鹘关系，则单纯得多，至少南诏没有向唐索要太多。唐诏联盟的效果也非常理想，吐蕃在西南方的威胁基本解除，自此西南与吐蕃的战事极少。 唐与大食的关系是最简单的，双方的目标很一致，就是对付吐蕃而已。当然，大食也有自己的小算盘，趁此从吐蕃手上获取地盘，然而对唐则没有索要什么。大食与吐蕃的战争，一方面使吐蕃调取一半兵力到西部作战，减少了对唐的压力；另一方面，吐蕃则在一定程度上阻挡了穆斯林向东扩张的步伐，对塔里木盆地和帕米尔地区的佛教文明客观上起到保护作用。 然而不可否定的是，国际包围战略取得的成效不是短时性的，而是长时性的。毕竟吐蕃是个大帝国，使其国力耗竭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加上唐与各国建立同盟关系也需要时间。因此，在短期内，吐蕃的威胁不能立刻解除。从德宗贞元三年（公元786年）以后，到宪宗元和年间（公元814—820年）的三十余年，吐蕃仍时不时侵扰边境。但长时性的效果终究起作用，到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吐蕃终于感觉到精力耗散，向唐请求和谈。唐廷以大理寺卿刘元鼎为代表，与吐蕃使臣在长安西郊举行会盟仪式，吐蕃使臣转达了赞普“二国无相寇雠”的誓言。次年，刘元鼎随吐蕃使臣前去吐蕃，面见赞普，又在吐蕃举行会盟仪式，是为史上有名的“长庆会盟”。盟约规定“今蕃汉二国所守见管本界，以东悉为大唐国疆，已西尽是大蕃境土，彼此不为寇敌，不举兵革，不相侵谋”，表示双方不再敌对，不再有战争。盟约还刻在了石碑上，一直保存到现在。
保存在拉萨大昭寺的长庆会盟碑 长庆会盟后，吐蕃果真基本停止了对唐的侵犯，“不能抗中国，边候晏然”，唐的国际包围战略取得了最终的结果。直到二十年后，即唐武宗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吐蕃赞普达磨（藏文史书称朗达玛）灭佛，被僧人刺杀而死。达磨一死，吐蕃就陷入了分裂动荡之中，唐廷趁此机会出兵收复陇右各州，唐蕃之间的战火重启，而这次，双方的角色完全不同了，唐是主动进攻，吐蕃是被动防守。随着吐蕃王朝的奔溃，唐蕃两大帝国的对抗史也由此落下帷幕。 参考文献 《旧唐书》 《新唐书》 《资治通鉴》 《唐会要》 《世界境域志》 王贞平《多极亚洲中的唐朝》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 《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 白桂思《吐蕃在中亚：中古早期吐蕃、大食、突厥、唐朝争夺史》 森安孝夫《丝绸之路与唐帝国》 付马《回鹘时代的丝绸之路天山南道诸城》 作者 芝兰学社【中国组副组长】大唐资王李谦 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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