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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诗论《诗镜总论》图 编者按：诗者，艺也。经数千年之积淀，方成今日之局。品谈诗艺者，倘胸中无学问为基础，则不免有“思而不学则殆”之弊。此文系作者就前日《中华诗词》所刊发文章《敢为常语谈何易》之商榷，其指出该文对观点之论证不够充分、对“常语”的“相对性”讨论浮于表面以及对晚清诗的批判有失浅显。虽只寥寥数千言，已颇足发人深省。 几日前，笔者在中华诗词的公众号上读到了一篇名为《敢为常语谈何易》的文章。该文以诗歌的语言为切入点，谈论了旧诗作法的相关问题。其核心主张，是写诗应用“常语”。这里的“常语”，即较为通俗易懂的语言。文章先对晚清律诗的“生涩”诗风提出了质疑，以为“何美之有”；又以清人刘熙载《艺概》中的“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为理论基础，藉李杜元稹的诗歌为具体例证，说明了“常语”这一概念在文学批评史中受到的关注，及其在文学史里的精彩表现。于是，写诗要用常语的结论，也就呼之欲出了。 该文的观点，确有可取之处。诗的起点，虽常只是作者一己之有感于物和情动于中，但在诗歌完成之后，诗人的审美、怀抱、学识、性灵等内在因素，也往往藉诗而见。由此，人之作诗，便不免心存修饰之意。然而，言者人之文也，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打磨语言，本来无可厚非。只是若修葺语言不成，反以僻硬为借口，久而久之，乃教常语不常、生语不生，又落一窠臼，斯则为害矣。此时若能重拾常语，以俗为雅，或许正有奇效。“食笾卧席从捐弃，奇计常谈谁是非。”此清人慨叹时局之句也，细思亦未尝不可参悟诗理。 然而，诚如王梦鸥先生所言，诗之所以为诗，正在于其为语言的艺术。是以为诗之道，固能以常语为选择、为方法、为性情之流露；却不能以常语为铁则、为规范、为判断之依据。作者所引用的《艺概》中，古人虽云“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宁不知上一句就是“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可见对于初学者而言，所求诸诗而难者，正在非常之语。今人所受之文言教育，普遍不算充分；是以对于此一“初关”，似不能置之不论。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谈重关可也，只是不宜奢谈。缘乎此，初学诗者于语言，仍应以雅正为祈向。 以此为前提，该文中还有一些问题值得商榷，笔者试稍为指出。 一、文章对观点的论证不够充分。 文章认为，不少名篇多用常语，并由此形成了强大的感染力，所以写诗应用常语。但是，这里有几个问题被忽略了。 第一个问题，是体裁。《文心雕龙·定势》云：“因情立体，即体成势”。古人论文学，素重分体，以为特定的情感应托诸特定的体裁，特定体裁又有相匹的写法。文章共举了五首诗，有两首是歌行，分别是李白的《将进酒》和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然而，“放情长言，杂而无方者曰歌；步骤驰骋，疏而不滞者曰行”，用迅脱之语，成捭阖之势，本就是宜于歌行这一体裁的写法，于它体则未必然。此外，绝句贵颖锐，古诗尚朴拙，故多用常语可也，然而作者所非议者既在晚清之“格律诗”，却始终并未对律诗之特点加以讨论，径直以彼证斯，或许有失公允。 第二个问题，是逻辑。若说以常语为诗的好诗有很多，诗就该用常语，那么不以常语为诗的好诗也有许多，有时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更是不得不用深语、隐语，正以“藏”见其巧妙，诗是否就不必用常语了呢？其实，这样的问题，要找出些依据往往不难。难的在能从正反两个方面加以审视，以成一个完整的价值体系。反例就有许多，如今日诗坛所风行之“老干体”，语言莫有不明白如话者，成就却并不很高，可知常语诗亦有坏诗，仅有“常语”亦不足以成一好诗。古人诗也可以提供例子，如东坡《大风留金山二日》有句云：“塔上一铃独自语，明日颠风当断渡。”对句的“颠”和句末的“当断渡”三字同一声母，读来不觉粘牙，非寻常语言。然而苍虬于《读广雅堂诗随笔》中，则以为“颠当两字双声，恰是铃声，人巧极而天工错也”，为其叫绝。又如杜甫之律句，“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读来亦不觉咬牙切齿，殆非常语；然而非如此，亦不足以成其沉郁顿挫之境。可知诗歌因托诸声律，在“难易”之外，还有许多需要考虑处，不惟以平顺为准的。 二、对“常语”的“相对性”讨论不足。 笔者认为，除非是化实为虚，进行发散性的、刺激读者想象的写作，诗人写诗，都应对文本的沟通性有所思考。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已将诗写清楚了，其实并未表达得通顺、完整，这种情况是常有的。“使人懂”，亦考验笔力。不过，“常”和“难”都是程度词，具有相对性。阅读这一活动是由读者和作者双方共同完成的，有的作者学问渊博，词藻丰赡，其人眼里的常语，在读者则为难语，这时该怎么办呢？此类情形，在读古人诗时应该是常常能遇到的。笔者认为，作者既已”往者不可谏“，那么只好由我们读者”来者犹可追“，增加自己的学识，以解明古人精微的用心。在这个过程中，虽然啃得辛苦，我们的积累却也会慢慢加增，诗之“难”会在我们的视域里减少。这样，人也更容易拥有一个平和包容的心态，好去欣赏更多不同的「美典」，以提升品味、扩大期待视野，获得更丰富的乐趣。读诗而尽读常语，写诗而尽用常语，以为余者不足论，是何异于画地为牢耶？ 三、对晚清诗的批判有失浅显。 清季之诗，确有此种特点，然而这一情况有其特殊的背景。就美感而言，常语易流于率滑，韵语或失之空疏，值此山河破碎的世变之际，人对诗歌美感的需求也会发生变化。所以，今人之“何美之有”，不足以证昔人之“何美之有”。 清末同光派诗人郑孝胥，曾在《散原精舍诗序》中写道：“往有鉅公与余谈诗，务以清切为主，于当世诗流，每有张茂先我所不解之喻。其说甚正。然余窃疑诗之为道，殆有未能以清切限之者。世事万变，纷扰于外;心绪百态，腾沸于内;宫商不调，而不能已于声;吐属不巧，而不能已于辞者，吾固知其有乖于清也。思之来也无端，则断如复断、乱如复乱者，恶能使之尽合;兴之发也匪定，则儵忽无见、惝怳无闻者，恶能责以有说若是者! 吾固知其不期于切也。并世而有作，吾安得谓之非真诗也哉。” 可知古人写此等诗，其实已跳脱出美感层面的考虑，而着眼于心灵与诗歌表现之间的关系。心绪百态，腾沸于内，不能摹画此番光景，便不足以尽传怀抱之幽微处也，亦不足以名“真诗”。郑海藏对近世人之心灵图景的描绘，及其藉以响应的诗论，从文学批评史的角度看，是极富创见的，甚至与同时期艾略特（T.S. Eliot）的诗论颇有声气相通处，堪称发前人之覆，岂可以三言两语评断？ 另一方面，就理论而言，清人重视学人之诗，此即石遗老人所谓“多读书，谓终其事”也，是以不免在写诗时融以经史典故，不易明白。但是，这种写诗手法，也为诗之隐括现实的功能带去了更多可能。所以，虽不易读，却并非不能读，且一经解开，便能知古人作诗，何其精微奥妙。“用心良苦”四字，乃近人写诗所易缺乏者。偶而花功夫来读此类诗歌，说不定也能陶冶性情，提升修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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