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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有趣的师生 作者：李广生 美国的杜威和中国的陶行知是一对有趣的师生。有趣这个词可能有不敬之嫌，但我依然用它的原因是我坚信教育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两位堪称大师的人物一定是有趣的人。 作为老师杜威的观点是“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作为学生陶行知的观点是“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学生把老师的观点完全掉了个，会不会让你觉得是“背叛”，至少是学生对老师的否定？千万不要这样想。就连陶行知先生自己也从未这样表示过。在一次演讲中他说道：中国从前有一个很流行口号，我们也用得很多而且很熟的，就是“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活这句话，是从杜威先生那里来的，我们过去是常常用它，但是从来没有问过这里面有什么用意，现在，我把它翻了半个筋斗，改为“生活即教育”。在我看来，之所以翻这个筋斗是因为当时中美两国的国情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两位伟人希望通过教育改革达到的目的也不同。 杜威希望解决的问题是教育与社会发展脱节的问题，他想改革教育以适应并促进社会的发展。杜威认为，教育是儿童现在的生活过程，而不是将来生活的预备，最好的教育是“从生活中学习，”“从经验中学习”。因此，“教育的目的就在教育的过程之中，教育除了他自身以外无目的。”杜威指出：“学校最大的浪费是由于儿童在学校中不能完全地自由地运用他在校外获得的经验；同时，另一方面，他又不能把在学校所学的运用于日常生活 。”把儿童当作知识容器的教育导致了“为了深远的和多少不可知的将来，而牺牲现在，使儿童缺乏现实生活的能力，变的恭顺，服从，小心从事，没有了首创精神和责任感”。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出现进步主义教育革新运动。杜威被视为进步教育运动的旗手，不仅为这一运动贡献了理论还在芝加哥大学开办实验学校，积极开展实践探索。但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当时的美国正处于工业飞速发展、人口急剧膨胀的崛起之路这样一个事实。所以，作为他的学生，陶行知先生就不能把他的理论和实践照搬到中国。 当时中国的状况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说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一点不为过。陶行知想解决的问题究其根本而言其实并不是教育问题，而是民生问题。所以他关注的是中国最贫穷的地方、最弱势的群体，所以他开展的是乡村教育、倡导的是民主教育。杜威的实验学校建在大学，陶行知的实验学校建在乡村。可以这样说，杜威的目的在于改造教育创办好的学校，而陶行知的目的在于改造国民建设好的国家。明白了这一点，你就明白了为什么杜威被称为哲学家而陶行知被称为人民教育家了。 在上面提到的那篇演讲中，陶行知明把他关于“生活即教育”的主张概括为：
陶行知先生的这些主张是建立在当时中国国情的基础上的。我们没有雄厚的国力建设足够的像样的学校给孩子以良好的教育。怎么办？那就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生活和社会都是教育，于是就有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杜威想把学校变成小社会，这必然会对学校的软硬件建设提出更高要求；陶行知做不到这一点，所以他想把社会变成大课堂。 虽然陶行知把杜威的观点“翻了半个筋斗”，把“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变成“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但骨子里是一脉相承的，那就是肯定了教育与生活的不可分割的关系。也正因为如此，他们都倡导同一种教学方式，杜威称之为“做中学”，陶行知称之为“教学做合一”。 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踏上了崛起之路，距离世界舞台的中心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近。有学上的问题解决了，上好学的需求日益强烈。而此时，恰恰需要我们反思的是何谓“好”。课堂越来越像一座座孤岛，因为我们现在有能力有条件把课堂装修的富丽堂皇并与世隔绝，我们不再为孩子的温饱和教室的冷暖担心就开始要求孩子心无旁骛的学习，学校的环境越来越美、院墙越来越高、越来越像世外桃源，这难道就是真正的“好”吗？ 一百年前，这对有趣的师生，一个在崛起的美国领导进步教育，一个在满目疮痍的的中国开展乡村教育，一个主张“教育即生活”，一个主张“生活即教育”，但都立足于教育与生活的关系这条主线。重申教育和生活的关系并不是要回到杜威的时代，也不是要面对陶行知的困境，恰恰是围绕教育的核心问题即人的发展。好的学校是为了促进人的发展，好的国家需要全面发展的人来建设。人，也只有人才是核心。以此为坐标原点再来反思教育，我们会意识到前面提到的无形的鸿沟割裂的不仅是课堂与生活，更重要的是人的发展以及人与人之间和人与世界之间的联系。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时代早已一去不返。走进课堂意味着什么，“生命课堂”的回答是：意味着开启一段生命之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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