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父亲所有的农具中，扁担可能是最常用的。
春上要给庄稼地备足农家肥，父亲是一担一担地挑，扁担是咯吱咯吱地响，早归的燕子绕着父亲上下飞，和扁担擦肩而过；
夏天，父亲的扁担是响在田埂上最欢快的口琴，抢收抢种，父亲要把刚刚打下的粮食一趟一趟往场院里挑；
秋天，扁担在父亲的肩上唱着金色的歌，经常是一头挑着星星，一头挑着月亮，早出晚归。
印象中，扁担基本上是和父亲形影不离，不离不弃。
上街赶集，父亲用扁担挑着箩筐，装满了新下来的粮食，在集上卖了，换回来的，通常是扁担挑着的农药和化肥。
就是串门走亲戚，父亲也习惯于肩着一个扁担，扁担上头扎着一个包袱，父亲说带着扁担方便，遇到什么事，扁担都能用得上。
父亲好像永远准备挑呀挑。
父亲的扁担有三种，一种是檀木制的，中间稍宽，两头稍窄，颜色呈灰色，小时我也试着拿到手里，感觉好沉，这是父亲年轻时用来挑重担用的。
余下两种，都是竹制的扁担，一大一小，父亲用的最多，大的主要用来挑粮挑肥，小的用来赶集走亲。
父亲的扁担一般要选十年以上的毛竹削制而成。
父亲说，年轮小的竹扁担，韧性差，容易断；年轮越长，韧性越好，越磨越光，越磨越亮。
的确，父亲的一生，也像他的扁担一样，韧性十足，负重前行。
父亲十几岁时，祖父就因病撇下了他和祖母，父亲立志要用他的双手双肩撑起那个风雨飘摇的家。
大集体时，公社招集民工修理河道，每家每户都要出一个劳动力，那时父亲还不满十六岁，便带着他的扁担出发了，手挖肩挑，一点也不输给壮劳力。
父亲年轻的肩膀和他的扁担一起成长，挣下了一个又一个工分。
到了冬季，生产闲暇时，别人靠着草垛晒太阳打扑克，父亲却早早地肩着扁担，踩着薄薄的白霜，朝着十几公里外的大山里出发了。
父亲要赶在日落之前，用他的扁担把大山里的木炭或毛竹挑回来，第二天天不亮，又挑着到几公里外的集镇上卖掉，两天一个来回，靠卖苦力赚个差价，其中的艰辛，父亲从来不说，只有他肩上的扁担最为相知。
就这样，父亲的扁担陪伴着他，日积月累，和祖母告别了寄居的日子，盖下了他人生当中第一个三间土墙瓦房，也是我们兄妹打小出生的地方，这里的一砖一瓦一木，都有父亲扁担的功劳。
后来，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了，父亲有了母亲的加盟。
内有祖母把持家务，外有父亲母亲两根扁担“双剑合一”，闪悠闪悠的扁担，把家里的日子担得红红火火，原有的土墙房也最早换成了村上人羡慕的窗明几净的砖瓦房，我们兄妹也在扁担声里，步入各自的人生学堂。
记得还是那年大三放寒假时，我写信告知父亲火车具体到站的车次，父亲来信说要过来接我。
火车入站还没停稳，透过车窗，外面接站的人群涌动，父亲个头小，但我远远地就看见父亲肩上高高斜挑的扁担，和扁担上用绳扎着的一个包袱，那是父亲和别人永远不一样的标配。
父亲和众人一样，沿着路基朝着火车停的方向缓缓地追，我突然发现，父亲弓着的身子，像他的扁担一样，步履有些蹒跚，我的双眼瞬间就模糊了。
下了车，父亲接到我，仍然坚持用他的扁担把我的行李挑在肩上，让我跟在后面走。
走着走着，父亲就步入了老年，与他的扁担一起，在乡村的舞台上退役，静成岁月的一角，代替父亲扁担的，是隆隆而起的收割机，是一个艳如朝阳的新时代。
父亲和他的扁担一样，一生坦荡，坚韧，直行，经常响彻在我人生行走的每一句诗行里。
（已载11月4日《德州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