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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沉吟先生 历史的车轮继续向前，携着滚滚烟尘，一头闯进魏晋南北朝这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文明的脚步是蹉跎的，蹒跚的，但偶尔也有奋力一跃的印记。政治的苦难期，往往是思想的黄金期。 魏晋南北朝上承秦汉，下接隋唐。中间这将近四百年的时间，真是不白给。 我们从建安谈起。 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公元196至220年）。在东汉末年动荡的战乱年代，地方豪强拥兵割据，战乱频繁，“白骨蔽平原”、“千里无鸡鸣”。社会动荡、人生忧患、百姓疾苦不仅催生了政治军事上的群雄并起，更对思想和文学发展亢龙有悔，大力十八推。那个戏台上的大白脸，反传统的曹操“外定武功，内兴文学”。外定武功方面，集义兵随袁绍讨伐董卓后为东郡太守，汉献帝初平三年（192），追击黄巾余众，受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万余口，编其精锐为青州兵，遂为汉末群雄之首。内兴文学方面，当时文士，收罗无遗，形成了以曹氏父子为核心，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等建安七子为羽翼的诗人群体。 建安文学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当然是诗歌。从流传下来的三百多首诗歌看，又以三曹及王粲成就最高。 不管后世舞台上如何以大白脸或是老白脸定义曹操。不能否认的是，曹操既是政治领袖，又是文坛领袖，他“雅爱诗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其现存的二十几首诗全是用乐府旧调和旧题写新内容，大都运用乐府民歌的五言体、杂言体来写，像《薤露行》、《蒿里行》等篇，以挽歌写实，被后人赞为“汉末实录”。几首四言诗也沉郁雄健，语言古朴，慷慨悲壮，震铄古今，家传户诵，脍炙人口。 对酒当歌， 人生几何！譬如朝露， 去日苦多。慨当以慷， 忧思难忘。何以解忧？ 唯有杜康。青青子衿， 悠悠我心。但为君故， 沉吟至今（敲黑板，敲黑板，沉吟先生的名字就从这里来的）。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取名险些取成洪波仙子）。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 就问你服不服？ 不服的话，说完老子说儿子。 曹丕的诗形式多样，虽取材较为狭窄，多为游子思妇，风格失于纤弱，但语言通俗自然又不失清丽，写景抒情均颇细腻，有其特色。他的《燕歌行》两首，句句押韵，是现存最古的文人创作的七言诗之一。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鹄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燕歌行》） 《燕歌行》属乐府相和歌辞，是继张衡《四愁诗》之后，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七言诗。秋风二句化用宋玉《九辩》：“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感秋起兴兮揪肝肠，娓娓而诉兮思情郎，真是明白如话。前人评曹丕“率皆鄙直如偶语”，其实这又何尝不是其向乐府民歌学习成功的地方？ 曹丕特别喜欢断肠。 漫漫秋夜长，烈烈北风凉……向风长叹息，断绝我中肠。（《杂诗》） 然而最杰出的，当然是曹植。 曹植诗作题材较其父兄更为广泛，内容也更深刻。前期作品多写对建功立业的向往与追求，像“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白马篇》）。后期为文帝父子所忌，作品多抒哀伤愤懑，最能以情动人的是一些“语多慷慨”的篇什，像《赠白马王彪》、以比兴寄托的手法书写不幸遭遇和苦闷的《吁嗟篇》、《野田黄雀行》、《七步诗》等。对四言、六言、杂言都进行过尝试，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则是五言诗，可以说曹植是最早给五言诗奠定坚实基础的诗人。 曹植才情高，但为人也傲，公然对杨修表示看不上建安七子：“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与杨德祖书》），个个拽得跟二五八万似的，你们牛什么牛，牛什么牛？你们算个屁，“吾虽德薄，位为藩侯”，劳资还是大老板曹操的蛾子腻。 然而大老板的这个儿子后来实在是很苦逼，自己喜欢的女子甄宓被爹地赐给了兄长曹丕，成了嫂嫂，好朋友杨修被爹地咔嚓了，好朋友丁仪、丁廙又被曹丕咔嚓了，与自己交好的异母弟曹彪也被曹丕咔嚓了，甚至自己也差点被咔嚓了。哥哥曹丕追着他的屁股撵：“七步啊，走快点！”，好在曹子建还真的是才高八斗： 煮豆然豆萁，漉豉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与杨德祖书》），谁想一语成谶，千年之后，还真“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了，细思极恐！ 曹植虽看不上建安七子，然而建安七子实在是不能不提，尤其是王粲，刘勰称其为“七子之冠冕”，《七哀诗》三首，苍凉悲慨。陈琳、徐干、阮瑀、刘桢等也都留下了较为优秀之作。 建安诗歌这种“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文心雕龙·时序篇》）而生发为“悲凉之句”、“愀怆之辞”、“忧生之嗟”，以及“建永世之业”的咏叹，形成了这个时代“梗概而多气”的美学特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建安风骨”。 另外，建安时期的诗坛上，不能不提的还有一位女诗人。 她叫蔡琰，也就是蔡文姬。 蔡琰为蔡邕之女，在战乱中先为董卓部属李榷、郭汜乱兵所虏，后又为胡兵所虏，流落南匈奴，为左贤王所得，居南匈奴十二年，育有二子。建安十二年，曹操将其赎还，重嫁屯田都尉董祀。 《悲愤诗》即为其回归中土时所作。 邂逅徼时愿，骨肉来迎己。己得自解免，当复弃儿子。天属缀人心，念别无会期。存亡永乖隔，不忍与之辞。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 不行了，让我哭会儿先。 另外，“胡笳十八拍混然天成，绝无痕迹，如蔡文姬肺肝间流出”。（严羽《沧浪诗话》） 建安之后是正始诗歌。正始是魏废帝齐王曹芳的年号（240-248）。正当魏晋易代之际，司马氏专擅朝政，为正名受禅，提倡礼教，形成恐怖高压的政治局面，这种环境下，出了“竹林七贤”，最负盛名的是嵇康和阮籍。嵇康和阮籍最大的区别是一个怕死，一个不怕死。一个真枪实弹，一个悄悄进村，打枪的不要。 嵇康爱好老庄学说，攻击周孔名教，直言“非汤、武而薄周、孔”《（与山巨源绝交书）》，其实是反对司马氏，终于被杀。诗存五十四首，多为四言，但脱出了《诗经》藩篱，主要表达高蹈遗世之思。 阮籍是把五言抒情诗推到一个新高度的诗人。他身当魏晋易代之际，既不满曹魏，又憎恶司马。颜延年说他“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蔽，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文选·咏怀诗》李善注引），因此形成了深文隐曲、飘忽迷离、难求归趣的独特美学风貌。 司马氏代魏建晋后的太康年间，诗坛上则是“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文心雕龙·明诗篇》），已经没有了建安时代慷慨悲歌的美学风貌，转为追求辞藻华美，“缛旨星稠，繁文绮合”（《宋书·谢灵运传论》）。 这一时期诗人不少，被称道的有“三张（张协、张载、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此外还有张华、傅玄，以及西晋、东晋之间的刘琨、郭璞。其中以陆机、潘岳（没错，就是长得很帅，“貌若潘安”的那个潘安）、张协，特别是左思成就较高。“晋人舍陶渊明阮籍嗣宗外，惟左太冲高出一时”（严羽《沧浪诗话·诗评》）。 左思：我很丑，但我活得像许由…… 皓天舒白日，灵景耀神州。列宅紫宫里，飞宇若云浮。峨峨高门内，蔼蔼皆王侯。自非攀龙客，何为欻来游？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 这就是“左思风力”。 如果你没听过左思风力，那么一定听过“洛阳纸贵”吧？就是他，洛阳纸贵的始作俑者就是左思。 东晋时期，士大夫崇尚玄学，尊奉老庄，影响及于诗坛就是玄言诗的出现。孙绰、许询：我为老子庄子代言，山河破碎又不是老子破碎，与我何干？ 就这样清汤寡水过了很多年，直到陶渊明登上诗坛。 陶渊明是很牛的，但在当时，陶渊明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或许陶渊明本人也没有意识到，他的名字在后世会多么闪亮。 陶渊明，字元亮，又名潜，私谥“靖节”，世称靖节先生。出身低微，曾因家贫而出仕，但性情耿介孤傲，耻为“五斗米折腰”，不久便弃职而去，从此归隐田园。最后一次当的官为彭泽县令。 功名万里忙如燕，斯文一脉微如线。光阴寸隙流如电，风霜两鬓白如练。尽道便休官，林下何曾见？至今寂寞彭泽县。 林下何曾见？林下何曾见？有多少人哭着喊着想当人民的仆人？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声嘶力竭、舍我其谁地拼命想服务别人呢？ 陶渊明不想服务别人。 在他的诗里，他的世界里，全是农村田家，自然，恬静，和谐（真正的和谐），优美。无论是墟里村落、鸡犬牛羊、田父近邻，还是日光月色、原野田稼、飞鸟林木、和风微雨……都自然而和谐地存在着，各得其所而生生不息。套用东方不败那个死人妖的一句话，这才是“人生妙谛……天人化生、万物滋长的要道”。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语言简练、自然、平淡，不言美而美溢于其间，这就是陶渊明所独创的田园之美的艺术境界。“陶诗之淡，不是无绳削。而绳削到自然处，故见其淡之妙，不见其削之迹”（王圻《稗史》）。 宋、齐时代，“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文心雕龙·明诗篇》），谢灵运开创了山水诗。在谢灵运之前，殷仲文、谢混都写过山水诗，但“仲文玄气，犹不尽除；谢混清新，得名未盛”（《南齐书·文学传论》）。谢灵运作为东晋文士，徜徉于明秀的江南山川之中，“寻山陟岭，必造幽峻，严障千里，莫不备尽”，登临纵览之后，“辄为诗咏，以致其意”（《宋书·谢灵运传》），虽仍有雕琢之痕、玄理之教，但在山水诗的发展上功不可没，才高一斗也凑合配得上。 刘宋时期成就最高的的诗人是“才秀人微”的鲍照。感情激昂，颇多慷慨之气，与建安风骨相近，突出成就是七言和杂言乐府，尤其是《拟行路难十八首》，感情喷涌，奔放俊逸，音节抑扬顿挫，笔力雄肆遒劲：“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 齐代诗坛更大的变化，是永明年间声律理论的提出，即四声八病说。随着佛学的兴盛，中国诗歌逐渐受梵音学影响。周颙发现汉字平上去入“四声”，竟陵八友之一的沈约将“四声”运用于诗歌创作，提出“八病”之说。注意同声母字和同韵母字的安排，加强诗歌的节奏感和声律之美，创造了“永明体”，这种新诗体一出现，影响所及，下至梁、陈、唐代，为律诗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是诗歌表现艺术的重大发展。 当然，在诗歌创作中讲究音韵之美，曹植就开始探索了，他“以音律调韵”，所以有“八音朗畅”的艺术效果，但从理论上加以阐述，在创作中进行实践，则是永明年间的沈约、王融、谢眺等人。 谢眺讲究音韵铿锵，四声协调，语言自然平易，受谢灵运影响，又卓然成家，清新流丽，李白称之为“中间小谢又清发”。 齐梁陈时代，江淹、吴均、何逊、萧绎（梁元帝）、江总等人，间有佳作。 北朝诗人不多，多模仿梁陈诗歌，值得一提的是庾信。 被杜甫称为“暮年诗赋动江关”的庾信，原为梁朝宫体诗人，四十三岁时出使西魏，被强留不遣。不久魏军南下灭梁，西魏又被宇文氏所代，改国号为北周，又被强留长安。屈仕敌国，国破家亡，“失节”之愧，种种深沉的感慨，生发出沉郁悲凉的故国乡土之思。 阳关万里道，不见一人归。惟有河边雁，秋来南向飞。 不行了，再让我哭会儿。 南北朝时期，乐府民歌继汉乐府之后，又绽放出璀璨的光辉。 由于南北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民俗不同，产生的土壤不同，所以南北民歌无论内容还是表现的艺术形式，都有显著差别。南朝民歌主要是《吴声歌曲》和《西曲歌》两大类，还有《西洲曲》、《长干曲》等，北朝民歌流传至今的仅六十余篇，见于《乐府诗集》中的《鼓角横吹曲》。南朝民歌内容多为男女爱情唱和，北方民歌则多为宝刀战马、苍莽大漠。 体现在美学中，则是铁马秋风塞北与杏花春雨江南，阳刚美与阴柔美南北交相辉映。 南：闻欢下扬州，相送楚山头。探手抱腰看，江水断不流。（《莫愁乐》） 北：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木兰辞》）
南：海水梦悠悠，君愁我亦愁。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西洲曲》）。 北：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敕勒歌》） 进入文学自觉时代的魏晋六朝诗坛，为唐代诗人积累了多方面的诗歌创作经验，尤其是对诗歌特质及其审美功能的创作实践，更为可贵。正是魏晋六朝在诗歌艺术上的拓展创造和充足准备，唐代诗人才有可能在这一基础上， 树起古代诗歌发展的一座巍峨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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