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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文明中，没有离开思维的存在。可是，有人在存在与思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多姿多彩的人类文明面前，把疾病存在属性单一化，认为：“研究和认识人类生命现象和疾病过程本质的科学理论体系只会有一种模式——医学，而不会有西医和中医之分，即医学模式的唯一性原理。” [5]这里的唯一实质是说医学要唯西医，所以作出“中医的证属于西医的基本病理过程”和“证的诊断和治疗属于病理生理学的诊断和治疗”等判断。[5]然而，“在科学领域，学科的区别不在于客体的不同，在于理论体系、思维形式的不同，中西医的区别亦如此，其不同表现在同一客体用不同方式以不同目的（中医在病机、西医在形态学改变）反映在不同理论体系和思维逻辑中，怎么能只在西医的框架内去找寻中医实质而不能反过来？怎么能断言中医的证只有挂在西医枝头上？”[2]可是，有人唯解剖是从，认为：“人体的解剖结构是客观存在的，它是生理和病理过程的决定性基础，如果缺少解剖结构的证明，总会有说不准、说不清、说不透的问题，在有机整体观引导下，中医学理论没有建立在解剖学基础上，外科就是由于缺少解剖学的理论支撑而逐渐衰退。……它不是确切的知识结论，没有经过实践的验证和理论上的逻辑论治。” [6]于是乎“有了西医作为技术支持，我们才能明确了解我们治的是什么病，才能进一步确定中医方药的准确疗效，才有利于总结中医学丰富的遗产。在西医辨病的基础上，使我们能够逐步把握某种疾病的证候变化规律，进而去逐步制定中医的疾病诊治规范。” [7]所以，要在以西医为医学唯一的原则下，去寻找中医的现代医学原理。[5]按照上述逻辑，用明明白白的西医去说明“不清不楚”的中医,纯粹是多余，如此找寻出来的“中医原理”和西医没有什么两样。 解剖形器还是阴阳神气 “从现代系统科学角度看，中医学是一门较为成熟的科学体系，它所具有的理论构架、思维方式、逻辑推演、描述方法、表达符号、数学公式、运算技巧等，均与现代科学体系有所区别。” [8]遗憾的是，我们“中医研究越来越标准化、客观化，很多学科都从细胞水平、分子水平、基因水平来研究中医中药，结果呢，一味中药越提越纯，临床应用一看，结果却不是这么一回事。事实上，中医现代化已经走入了一个误区。从SARS的爆发和控制过程可以看出，西药所治疗的病人死亡率明显高于中药，而且，中药现代化研究的一些成果在SARS面前仍然束手无策，而我们控制SARS所使用的正是被认为不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中药汤剂。” [9] 活生生的人体乃一小宇宙，在文明面对天地自然和社会人事还有许许多多的无赖,科学还并非万能的今天,西医的认知离生命真实恐怕有很长很长的距离。对生命体而言，形态结构仅仅是一种显性的存在，是生命的载体，而决定生命和形态功能的却是内涵于显性存在的神气，它无法剖而视之，不仅自身及其与存在时空、进化时空有着不可分离的、阴阳同一性的整体性联系，而且由于具体时空差异每个生命体又反映出自己的特殊性。 同样的形态有不同的生命过程，同样的致病条件有不同的发病情况，同样疾病同样治疗有不同的结果。这种客观存在不是解剖可以明白的。将活生生的人体局限在带有明显静态、机械意味的解剖认知，实际上存在某种不真实性。形态结构为基础构建起来的西医学，“对人的理解已不再是存在于自然与社会环境中活生生的人，对人生命的认识，从此来源于对无生命'人’的解剖与非人类的动物实验，” [10]内涵神气姑且不论，从生命整体不可分解角度看，西医所谓“科学的实验室中的结论，通常是在人为设定的环境中获得的，是与人的自然、社会、心理环境相割裂的”。[10]因此，西医总是不断发生临床事件，各种标准和证据总是不断否定或修改。 如20世纪50年代西德生产的“反应停”“特别适合对付妊娠反应”，但却破坏了生命正常延续，“仅在西德就引起近万例畸形胎儿，其它国家也报道了数以千计的病例。”[11]“过去的临床药理实验表明，恩卡尼（Encainiele）和氟卡尼（Flecainide）能降低AMI病人室性心律失常的发生率。1987～1988年，欧美多中心合作进行了著名的'心律失常抑制剂试验’……结果发现，服药组病死率明显高于安慰剂对照组（分别为4.5％和1.2％）”。[12]有“证据提示雌激素可能对脑细胞有益，从而进一步提示激素可能有避免痴呆的作用。然而一项最近的对照试验有力地表明：无论激素产生什么样的正面作用，使用激素所导致的负面效应都超过了它所能带来的好处。” [13]等等都说明，从实验室走出来的西医并非是绝对正确而可以唯一的。 由于对生命内涵神气及其整体性关系的忽视，对抗性和拆卸式、补充式是西医临床的基本治疗原则，所以用抗生素消灭致病微生物的同时，对生命体内在和外在的生态环境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负面作用，导致生命体内在的益生菌大量杀灭，原来只是对抗性的消炎灭菌，现在又增加了补充式的服菌，两联、三联、四联，补充的菌种和数量不断增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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