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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龙峰静室 在仓盈里仓盈村。岸侧群峦竦立，溪流环绕。有屋数楹，墙垣倾圮，相传为仓龙众姓檀越。顺治初年，有僧名我静，庐陵人，来清。戒行精严，邑人公举，延而居焉。敛资鸠工，不二载而殿堂聿新。种竹栽获，规模爽朗，俨然丛林。传于戒月。戒月德性清净，有善知识之誉。所著语录，镌版吴门，声大著云。 松林静室 在龙峰南里许。康熙癸卯年，僧我静原建普同塔，名松林。今徒孙超然、顶，栖于兹，勤慎诚朴，人咸敬信。 鹤山静室 在龙峰对岸。明崇祯丙子，僧名白雪，自江南入闽。至顺治庚寅，开辟此山。虽古木蓊蔚，而佛堂斋厨犹属草创。及懒牧从白雪披剃，不烦募化，取香积之余，与十方自然之喜舍。鸠工治材，已成胜境。懒牧得法于云门显圣白愚禅师，语录诗偈，具参上乘。厥后雪巢为懒牧高弟，常东游鼓山，参白岩。皋亭显圣后，心性豁然贯通。复西抵章贡，住法霖、嵯峨二处，有挂锡之意。懒牧促其归，遂主鹤山焉。自一衲一钵而外，惟著语录诗偈以自娱。所刻诸集，与懒牧并臻其妙云。 道人山 在鹤山东北三里许。顺治年间，天宝藻鉴开辟。兹风还照，懒牧建塔于此。雪巢亦因，以往来隐处。近传于继芳。继芳禅心朗彻，蔬圃悠然。洵不负藻鉴开辟之力。 祗园静室 在仓盈里南山坪。顺治年，普印开辟。今克心居焉，栽松种竹，颇饶韵趣。 凤山静室 在下药范。顺治庚寅年间，僧普乐、应照开辟。年来种树，艺为常产。一望长松茂柏，若图绘然。 张水藩读文： 龙峰静室 在仓盈里仓龙村。河岸边群山竦立，溪流环绕。有几排房子，墙和院坝已经坍塌，相传施主是仓龙百姓。清朝顺治初年，有和尚叫我静的，吉安人，来到清流。恪守戒律的操行精细严密，地方上的人共同推举，引进到这住持。聚集资金召集工匠，不到二年而崭新的殿堂就完成了。种竹子栽檴树，规模清爽明朗，已是庄重严肃寺院。我静和尚传于戒月。戒月德性清净，正直而有德行，有能教导正道好人的称誉。所著作的语录，在苏州刻版，声名显著。 松林静室 在龙峰静室南一里左右。清朝康熙癸卯年，僧我静原来建普同塔，叫松林。现在徒孙超然和顶，栖息在这里，他们勤慎诚朴，人们都敬信他们。 鹤山静室 在龙峰静室对岸。明朝崇祯丙子年，有叫白雪的和尚，从江南进入福建。到清朝顺治庚寅年，开辟创立这个寺院。虽然古木浓密，而佛堂斋厨还是属于草创阶段。等到懒牧师从白雪削发出家，他们无须烦劳募化，只取香火钱的积余，与及十方自然乐于施舍。招集工匠准备材料，不知不觉间已经成了风景优美的地方。懒牧习得佛法，是在云门派显圣白愚禅师处，语录诗歌唱词，都是算得上上乘的。后来雪巢成为懒牧的高级弟子，经常东游鼓山，参禅白岩。他在皋亭显圣后，心性豁然贯通。又再西去抵达赣江，住在法霖、嵯峨两个地方，雪巢有在那边挂锡止住寺内的意思。懒牧督促他回归，主持鹤山了。雪巢除了一件衲衣一个钵子之外，只有写语录诗歌唱词用以自娱。所刻印的几本集子，和懒牧一起达到妙语连篇的境界。 道人山 在鹤山静室东北三里左右。清朝顺治年间，天宝的藻鉴开辟创立。在这种风气的还回照耀下，懒牧也建塔在这里。雪巢也因此经常往来隐居这个地方。近来藻鉴传承给继芳。继芳禅心明朗洁净，料理蔬圃悠然自得，实在是不辜负藻鉴开辟之力。 祗园静室 在仓盈里南山坪。清朝顺治年间，普印开辟。现在克心住在那，栽松种竹，颇多韵趣。 凤山静室 在下药范村。清朝顺治庚寅年间，僧普乐、应照开辟。一年到头专心栽培松柏成为寺庙的常产。展望长松茂柏，像图上画的一样。
读清流道光县志（卷之二 建置志 寺观4） 中国每当出现改朝换代，便会出现一批效忠旧朝代，不和新的统治者合作的旧时代知识分子，这些人一般被称为“遗民”。尤其当外族入主中原，出现“夷夏之辨”时，情况更是这样，宋末元初和明末清初都出现过大批这样的“遗民”。 有史可查的最早“遗民”，当属叔齐和伯夷这两个商代孤竹国的公子哥们。他们兄弟俩推却继承孤竹国王位后，听说西伯昌“善养老”，就去投靠西伯。可是刚到那，就碰上西伯过世。西伯的儿子自号文王，发兵伐纣。司马迁在《史记·伯夷叔齐列传》里记叙他们的这段故事：“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大意是叔齐和伯夷勒住文王马的缰绳劝说：“父亲过世不下葬，马上就大大动干戈，能算孝吗？以臣子的身份杀君主，算是仁义吗？”文王的左右正要把两兄弟拉下去砍头的时候，姜子牙说：“这是仗义的人啊。”文王同意姜子牙的看法，扶起他们并送走。可他们兄弟坚持不吃周朝的粮食，直到饿死首阳山。后来，孔子在《论语·述而》赞颂伯夷、叔齐是“古之贤人也”，又在《论语·微子》中称他们“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伯夷、叔齐就成了忠臣不事二主，坚守节操的榜样。 这个故事基本就定型了中国古代“遗民”的形象，和统治者对待“遗民”的态度，以及他们之间的微妙关系。这个故事有这么一些特点：1、“遗民”秉持着一定的道德操持，像“孝”“仁（忠）”“义”等。2、新的统治者认同遗民的道德操持，'此义人也。’3、遗民们以和平的方式“叩马而谏”持反对态度，或者不合作态度。4、统治者对遗民取宽容的政策，“扶而去之”而已，并没有深加追究。中国这样的文化传统造就中国的“遗民”，从三国时期的“竹林七贤”，宋末元初的谢翱、林景熙、汪元量、郑思肖等，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阎尔梅、傅山、黄宗羲、钱澄之、归庄、吴嘉纪、王夫之、吕潜、吕留良、屈大均、陈恭尹、叶绍袁、钱选、龚开等，一直到民国初年的王国维、郑孝胥、陈三立都是比较著名的“遗民”。明末李世熊本人和李世熊在《梦溪塔引》中写到的清流几个静室的“六七高缁”，也都是这个“遗民”队伍中的一部分。 陈寅恪论及明末“遗民”时，曾经在《明季滇黔佛教考》序里指出：“及明社既屋,其地之学人端士，相率遁逃于禅，以全其志节。”明末苏州“逃禅”者叶绍袁在其《甲行日注》中，记录了在其附近寺庙的“逃禅”者，就有二十四人之多，可见明末中国遗民“逃禅”现象的普遍性。明末遗民“逃禅”现象特别多，这既和中国佛教日益中国化有关，也和满清的《薙发令》有关。清军于公元1644年入关时曾颁发“剃发令”，1645年6月15日多尔衮下令再次颁发“剃发令”。实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高压政策，人们高呼：“宁为束发鬼，不作剃头人!”引发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 、江阴举义，反抗剃发令，被屠杀的无辜百姓就有几十万。 汉明帝把佛教菩萨当神引进中国以后，佛教就和中国本土的儒家和道教产生了矛盾。为了适应中国环境，佛教吸收中国玄学的部分东西，发展了禅宗。儒家也吸收了部分佛教、道教的东西，到宋朝产生了理学，发展到明朝出现了王阳明的心学。心学已经基本容三教于一体了，不仅儒家可以接受，佛教、道教也能接纳，在思想意识上为士大夫“逃禅”打破障碍。 满清在关外就信奉佛教，所以进入中原时，还是维持保护佛教寺院的政策。明末清初的儒生士大夫在满清的《薙发令》前面，如果不能死节，就要投降接受剃发；既能不死，又能保“全其志节”的，“遁逃于禅”就成了一条比较好的出路。所以明末清初朝代交替之际，就出现了“学人端士，相率遁逃于禅，以全其志节”的现象。 明末清初这些“逃禅者”并不都是出于对佛教的信仰，而是出于逃难。许多人都像岭南的屈大均“僧服儒心”，桐城方以智在《象环寤记》中自称“以祗支（僧服）为退路”，昆山归庄也在《冬日感懷和淵公韻十首‧之三》说“虽作头陀不解禅”。妙智在《明末江南寺院逃禅现象管窥》一文中通过解读叶绍袁的日记《甲行日注》，发现“逃禅者”虽然逃禅，但一点不受寺规约束，他们依旧是诗酒唱和，无一日不忧国、忧君、忧民。他们不礼佛、不诵经、不坐禅、不受戒，甚至还拖家带口。寺里僧人对这些逃禅者也给一定的理解，以客人身份对待他们，寺庙住持、庵主等对逃禅者都比较客气。但是时间一久，经济接续不上，也会很客气地请他们下山，所以“逃禅者”们只能在多个寺院中流转。“逃禅者”吕留良在《自题僧装像赞》中自嘲道：“僧乎不僧，而不得不谓之僧；俗乎不俗，亦原不可既谓之俗。不参宗门，不讲义录......有妻有子，吃酒吃肉......”这就是这些“逃禅者”“僧乎不僧，俗乎不俗”的形象。屈大均、阎尔梅等比较激进的“逃禅者”，还经常借口化缘四出活动，借以联络同道，同时留心观察山川形势，以图东山再起。李世熊也可以说是个“逃禅者”，或者伪“逃禅者”：甲申年他剃了头，只不过是自己剃的，没有拜和尚为师。他住到山上自己的的房子里，却把房子称作“但月庵”，庵一般是佛教徒的修行场所，但他的庵不是。他剃和尚头，却自称“寒支道人”。在“逃禅”者中有各种类型的人，但开始基本上是“僧衣儒心”，以保全志节为主要目的。 我们通过对明末清初的“遗民”现象的梳理，就可以判断明末清初流入清流“静室”的“六七高缁”，是属于“遗民”中的“逃禅者”。我们从本地的县志记载的情况来看，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 当时清流县的佛教寺庙不少，全县有二十几所寺庙，像万寿寺、金莲寺、福寿寺、灵山寺、东华山等都是有一定历史和规模的寺院。但是“六七高缁”却没有看中一所，而是选择自建“静室”，这就暴露了他们是一群穿着僧服的特殊“和尚”。 我们来看看“静室”是什么东西。“静室”也称“斋室”“斋舍”或者“靖室”，中国自古就有，是一般士大夫私家住宅建筑最基本的组成部分之一，通常设在厅堂的后面，重大祭祀前用来进行斋戒的场所。古人认为这是人神交流的一个清净地方，因此也是人们进行静修反思的地方。《汉书·酷吏传·田延年》记载大司农田延年因贪赃事发，他“即闭阁独居齐舍，偏袒持刀东西步。数日，使者召延年诣廷尉。闻鼓声，自刎死”，根据颜师古的注解，所谓“齐舍”就是“斋舍”。道教传承了中国这个神秘文化的传统，汉晋时期，天师道《太上太真科经·卷十·第四篇“四治室”》规定“道民入化，家家各立靖室”。北魏道武帝尊崇道教，朝廷设仙人博士官，道士崔浩被任命为第一位仙人博士，道武帝曾为他造“静室”于苑中，并给资用及管扫洒的二家人。还有佛教徒习静之所的禅室，也有称静室的，所以“静室”是一个儒释道都能接受的东西。在那个时代，入清的“六七高缁”对这些历史渊源当然很清楚。他们不愿意直接到现成的佛教寺院，而选择自建概念模糊的“静室”，就是为了适应他们“儒心释像”的现状。而且他们营建的场所，除了有一个叫道人山的之外都叫“静室”，这不发人深思吗？所以说他们是一班“逃禅”的儒士并不为过。 我们再看看《清流康熙县志·寺观》里介绍他们所建场所的命名，龙峰静室、龙华静室、龙吟静室、凤山静室、鹤山静室、松林静室、道人山、祇园静室、观音静室。除了后期清朝康熙丁卯（1687）年建的观音静室，算是佛教的东西，祇园静室沾了佛教一点边。其他的尽是龙啊凤啊的，这哪里是佛家的追求，分明是世俗人家的愿望。而且从静室的取名上来看,这些“逃禅”者很可能还是朱氏皇族或者是李自成、张献忠这些称过王,当过帝的人,而非等闲之辈。你看"龙峰""龙华""龙吟"、“凤山”,封建社会里若非皇家龙族，一般人哪敢以龙凤自居呢？ 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进入清流的“逃禅遗民”，这“六七高缁”，很快就和自称“明一人”的宁化“遗民”，伪“逃禅者”李世熊联系上。共同的反清复明话题和不愿意失节事清的情结，让他们联络频繁，感情贴近。李世熊乐意为他们的塔写铭作引，在“引文”里称他们为“高缁”、“贤者”，和他们共同希望能“龙象供役”，而出现“东流复西”的局面。这是李世熊的希望，也“即诸贤之灵也夫”。从李世熊的身上，我们不是也能很清楚看出进入清流的“六七高缁”，就是一帮为保全志节的“逃禅遗民”吗？ 《清流康熙县志·龙吟静室》里怎么介绍他们的代表人物是岸的呢？是岸是“六七高缁”最典型的代表,你看他选择的地点是高山峻岭的梦溪东坑,建的隐居场所叫"龙吟静室",“龙吟”的潜台词是“虎啸”，这哪是和尚的居所啊,分明是斗士养伤的地方，取受伤的苍龙猛虎在呻吟呼啸之意吧。再看他的情况,"江南人,大家子弟。身长九尺，声洪如钟。少年使气犯事,披剃于楚,游遍海内，明末入闽。"对这段话，我们可以这样解读：是岸是“大家子弟”，说明他有条件受到很好的教育，不管是“穷学文”，还是“富习武”，他都有条件学。“身长九尺”，古代的一尺相当现代的七寸，九尺应该是概数，就相当于现在的两米左右，这么一个人高马大的汉子正是习武的好料子。“声洪如钟”说明他的“精、气、神”很足，一般这样的人智商很高。这样的人会使什么气,犯什么事呢?肯定不会是流氓打架斗殴,就是流氓打架斗殴,对一个大家子弟来说又算什么呢?能解释得清楚的是：他所犯的事是“遗民”们常干的，罪当灭族的造反之事----举兵抗击清军。李世熊在《梦溪塔引》里说是岸庐州人，庐州是南明抗清的江北四个重镇之一，血气方刚的是岸在这风云激荡的地区会有什么举动呢？“披剃于楚,”安徽庐州的是岸怎么跑到楚（湖北）“披剃”呢？我们看看这个时期的“楚”地（即湖北）发生了什么事。崇祯十四年（1641年）二月，张献忠率部攻克襄阳，并在湖北转战，,鄂豫交界信阳为左良玉部所败，又占领武昌自称“大西王”。崇祯十六年癸未（1643年二月），李自成改襄阳(今湖北襄樊)为襄京，成立新顺政府，自号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1645年初又从北京败退回湖北襄阳，三月，大顺军逼走南明将领左良玉，占领武昌，五月，遭当地地主武装袭击，一说李自成被杀，还有一说李自成退隐石门夹山寺为僧。南明兵部尚书王鼎被推爲湖北蘄黃一帶48寨盟主，他不負衆望，聯合安徽24寨，合稱江淮72寨義軍，積極組織隊伍抗清。同時與汝漢、德安489個山寨互通資訊，以大別山主峰天堂寨爲總寨，紮下抗清大營。这个时期的湖北清军、农民起义军、南明军以及其他的反清复明的义军交织在一起，是岸在里面扮演什么角色呢？耐人寻味。“游遍海内”这个“游”是游山玩水吗？这个龙吟虎啸的斗士，在这个风起云涌的动荡时代，能置身于反清复明的行列之外吗？"讳言俗姓乡惯,"这不就是怕人知道他曾经举兵抗清的历史底细被人知道吗？明末清初史学家、文学家张岱在《石匮书后集》有这样记载：史可法自杀未遂后，与部将逸于离城数里的宝城寺，“清兵迹之，急决战，不胜，一时尽败没”。他儿子所做的史可法坟墓只是个衣冠冢，这是历史明确记载的事实，因此这个史料很可信。假如史可法当时真的没有死，也就只能像是岸这样埋名隐姓活着。“明末入闽”明末具体是哪一年没有说，入闽并不等于到清流东坑，到清流时间最迟在1649年，因为“到顺治庚寅（1650）年,忽有显者仆,赍千金来”。这之前是岸“初创此山，仅数小楹而已”，初创这“数小楹”至少要一年时间，所以最迟只能是1649年到清流东坑。在明末到1649年这一段时间福建的反清复明活动主要有：1645年朱聿键于福州登基称帝，改元为隆武，后世称为隆武帝。1646年黄道周携弟子带领近万人出征北伐失败。隆武帝携数千明兵“御驾亲征”，从福州抵达延平，清军入福建，隆武帝在汀州被掳，郑成功与张煌言联师北伐，坚持抗清。1647年 鲁王朱以海入闽，继续抗清。同年一月，郑成功在小金门（今日金门县烈屿乡），以“忠孝伯招讨大将军罪臣国姓”之名誓师反清。在福建是岸和“喜读书，好任侠”的隆武帝，或者鲁王，以及黄道周、郑成功是否有交集呢？这些有待查访考证。“人传：其乃朗在籍登甲,居显宦。”这就更扑朔迷离了，这“千金”究竟是他们反清复明的活动经费，还是真的是他儿子的，是很让人生疑的。在同一时期，离东坑不远的包地有一个包地庵，也来了一个和尚，也有人给和尚送来了十八担的金银财宝，才有后来的梧地海会塔，这是后话。再说是岸却"默不一语",只管花钱建庙,买书。所买的书是“古今内外典”，而不只是佛教的书。是岸“日事咿唔”读书,和人讨论的内容是“古今内外典,天下名山川”。对这些问题他都“一一能述其详”，而且“一无舛错”。在讨论问题时，他不会给人留面子，“常好面折人过”，而且“虽咤叱怒骂，人不为恨。”因为“服其见闻广，阅历深也。”显然是岸活脱脱就是个酷爱读书,知识渊博见多识广的大儒，也是一个能“咤叱怒骂，人不为恨”的非凡领袖人物。据传，当时东坑附近的秀才们都非常佩服是岸,乐意到他的龙吟静室给他挑水打柴干粗活，龙吟静室就是一个开放的儒家“书院”。 龙吟静室浓厚的儒学文化氛围，也推动龙吟静室所在地的东坑及其周边文化事业的发展，据王宜峻主任考证当时东坑及周边先后出现了九所“书院”，呈现了一派兴盛的文化景象。至于那些书院是否曾经请是岸这个大儒去讲过学，没有看到史书上的记载，不敢妄议。但可以想象对这个秀才们都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是岸，礼请的一定很多，而有一点好为人师的是岸，想必也乐从其善。还有观音静室的“奇木善诗，吟咏盈箧焉”，还招引了当时的诗人邢昊来题咏《罗村庵》（即观音静室），这些静室显然对清流客家的世俗文化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六七高缁”初入清流时，大局未定，逃禅者们可能还会积极进行“反清复明”活动。等到大局已定时，“复明”无望，作为知识分子的他们，只能又回到做学问的老路上。明代王阳明的心学已成为儒学的主流，进入清流的这“六七高缁”对王阳明的“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但有一念向善，心存良知，虽凡夫俗子，皆可为圣贤”的基本理念，当然耳熟能详。这和禅学提倡的“直指人心”“心性本净，佛性本有，见性成佛”，已经几乎是用两套语言在阐述同一个修心养性的问题，因此对禅学很容易入门，很容易提高。《清流康熙县志·寺观》说是岸留下了“遗帖不下五千言。无一句不为人发意业（意业，即意所起之业也，有善有恶）开心香（谓中心虔诚,如供佛之焚香）者。”俨然是一个禅学大师了。《清流康熙县志·寺观》说他们的下一代，龙峰静室的“戒月德性清净，有善知识之誉。所著语录，镌版吴门，士夫各手一卷，以为佩诵。声名至今犹铮铮不朽云。”鹤山静室的“懒牧得法于云门显圣白愚禅师，语录诗偈，具参上乘。”懒牧高弟雪巢，常东游鼓山，参白岩。皋亭显圣后，心性豁然贯通。“懒牧促其归，遂主鹤山焉。自一衲一钵而外，惟著语录诗偈以自娱。所刻诸集，与懒牧并臻其妙云。”这已经是清流原来寺院所达不到的水平，把清流的客家佛教文化推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具有输出文化的能力，像龙峰静室的“戒月所著语录，镌版吴门，士夫各手一卷”，能在中国发达的文化城“吴门”（即苏州），占得一席之地，已是很不简单。 我们也必须看到这些“静室”最终基本都发展成佛教寺院，这工作主要是由“逃禅遗民”诸贤的徒子徒孙们完成的。当这些孤身的“逃禅遗民”在静室定居以后，必然面临帮手问题、养老问题，所以必须要收养徒弟。“逃禅遗民”的徒子徒孙已经没有“遗民”的心结，同时他们也没有“逃禅遗民”的经济基础和广博的文化学养，也就没有那么强大的吸引力，足以维持静室的运转。他们不能继续生活于亦禅亦儒的“静室”文化中，都选择专心入禅向佛，纷纷四出求经学法。在县志里可以看到的记录就有：龙吟静室是岸的徒曾孙悦闻，就到建安白云寺挂锡学习；鹤山静室白雪徒弟懒牧，得法于云门显圣白愚禅师，懒牧的高弟雪巢常东游鼓山，参白岩。 在这些徒子徒孙的带领下，清流“逃禅遗民”所建的“静室”，最终都基本发展演变成为佛教寺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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