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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明，明朝宗室在中国南方建立的多个政权的合称，先后弘光、隆武、永历三位皇帝，历时18年。 1645年闰六月，唐王朱聿键在郑芝龙等人拥立下，在福州称帝，改元隆武，即位不及半月，即下诏亲征，影响颇大。时江浙、安徽、江西各地义军纷起，响应抗清号召。然而，由于军政大权掌握在地方实力派郑芝龙手里，隆武帝本人也为其挟制，实在难有作为。隆武二年（1646），清军攻下浙东浙南，即挥师南下。郑芝龙暗中与清军洽降，撤兵还安平镇，福建门户敞开，清军长驱直入。隆武帝被迫出奔汀州，不久即被清军追及擒杀。 据民国林善庆修纂《清流县志–大事志》：“明隆武二年八月，清师入仙霞关。二十二日，帝自延平出奔。二十七日抵汀州，驻二日，清兵追击之，遂执帝于朱紫坊之赵家塘，曾妃同受絷，宫眷从臣死者十余人。总兵周之藩战死，知府汪指南降。妃至九龙滩死于水，帝死于福州。”明遗民、著名方志家李世熊所著《寒支集》对此事件记述更为详细：“八月二十六日，隆武驾突至清流，二十七日，至汀州，是日驾陷。”明确隆武帝“突至清流”。 隆武帝是历史上为数不多曾经到过清流的皇帝，他对清流最大贡献莫过于下旨创建一批“静室”和因此产生清流独有的“静室文化现象”。李世熊《梦溪塔引》对于“静室”的描述虽较隐晦，但结合历史背景仍可基本厘清：隆武帝一行行至清流仓盈里沦龙村（今嵩口沦龙村）时，由于清兵前锋紧逼，只得令“六七高缁，携手而入清之梦溪”创建“静室”。“六七高缁”即六七位高僧大德。“潆洄是王仆之因，徜徉即蕉鹿之境”，为了理想报负，“六七高缁”止步清流，奉旨先后创立龙峰、龙吟、鹤山、凤山、祇园、道人山、松林、龙华8座静室。尔后，又迁梦溪塔（普同塔）于东坑龙吟静室之左畔。“梦溪塔者，避乱禅贤之所建也”。李世熊在《梦溪塔引》中解释道：“诸贤者，庐州是岸、扬州藻见，自博山天童来者也；金陵白雪、钱塘善生、自杭州真寂院来者也。富阳慈云，自云栖山来吉安，我静亦自博山来者也。南昌公允、仁和应化，则先诸贤而逝者也……他日东流复西，龙象供役，即诸贤之灵也夫。”细品《梦溪塔引》，不难看出李世熊这位前明遗老寄语后人，应继续复明事业，当有复明梦想的心愿。 隆武帝万般无奈作出的一个决定，“六七高缁”蜇伏清流，七八“静室”悄然创立，而后“静室文化”影响了清流近百年。清初，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像修建佛寺这样需要庞大经费开支的工程，其资金来历很耐人寻味。清流旧志云，在东坑村口跃子山上，龙吟静室初创时，“忽有显者仆赍千金，来人传其乃郞在籍登甲，居显宦。是岸默不一语，惟罄金以营殿堂、佛像，并置稻田六十担为常住资”；我静于沧龙村河岸侧重建龙峰静室，“敛资鸠工，不二载而殿堂聿新”；“冰鉴不悄众擎，未二年而落成”龙华静室于仓盈里上药范；龙峰对岸的鹤山静室，“及懒牧从白雪披剃，不烦募化，取香积之余，与十方自然之喜舍，鸠工治材，已成胜境”。然而，一大批静室的创立不仅仅使“清流仓盈、梦溪二里，佛庐相望”，它还给清流文化教育诸方面带来深刻影响。不少史籍中都说隆武帝喜欢读书，无声色犬马之好。隆武帝是南明政权中的一位较有作为的帝王，只可惜个人的力量不足以改变整个局势。黄宗羲在《行朝录·卷一·隆武纪年》中写道，即便是危难紧急的逃命关头，酷嗜读书的隆武帝仍然“载书十车以行”，边逃边读，边读边逃。路狭书沉，导致拖慢了逃跑速度。最后，在清流，他将他珍爱的“载书十车”赠予“六七高缁”。
历史上，如此批量地以“静室”命名佛寺在全国和地实属罕见，虽然极其偶然，但可能除此别无它处。在这一神秘力量的推动下，清域佛寺建设和佛教文化传播达到鼎盛却应予以充分肯定。显然，“静室”不只为诵经礼佛，它更加重视儒家思想文化传播。这批从江南来清“外僧内儒”的文人志士，坚守清邑却不甘寂寞地传播儒家思想、进行文化交流，从而极大地推动当地教育发展和书院建设。东坑，古称东溪，历来重视文化教育，为远近闻名的文化古村，明清两朝，东坑村出过1名进士、5名个举人、14名贡生，任知县以上主管8 人，最高官至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这个当年只有三百来户人家的小山村，先后设立桂园书馆、琢玉书院、黄岗书院、坑源书房、卧云山书房、慧山经馆、坑头书院、六有轩书院，以及龙吟静室共9座书院。一时间，儒释道文化在这个小山村相互交融、煜煜生辉。不可否认，明末清初僧人是岸创建的龙吟静室，对东坑书院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旧志云，是岸“购书甚富，日事咿唔”，他学识渊博，记忆超人，“凡古今内外典，天下名山川，一一能述其详。间有疑之者，私取书对之，一无舛错。常好面折人过，虽咤叱怒骂，人不为恨。无他，服其见闻广、阅历深也。”是时，分布在清流仓盈、梦溪山野间的龙吟诸静室经常开展讲教活动，成为当地一个个思想文化交流的中心。 东坑之所以如此重视文化教育，首先得益于这里的村民恪守耕读为本的祖训，往往是家族几代人共同努力，接续创办书院，勉励子孙读书取仕。历史上，东坑培养了像陈定应、陈定通、陈伯坚、陈伯达等令全村人为之骄傲的人物，他们或是高中进士而名扬天下，或是受过皇帝嘉奖功成名就退隐返乡过着悠游富足的生活。正是这些榜样，时时鞭策后生学而优则仕、学而优则富，以不愧先祖遗训。生活在清雍正十年至嘉庆十九年（1732—1813 ）间的陈允升是其中佼佼者。他从小在龙吟静室读书，博学强记，年二十八即入学进泮，列县庠生，研经立说，教子承家，以此为乐。初设馆于秋口村，后被安砂同姓仰慕聘为“丛桂书院”主讲，永、清、归三县从学30余人。期间，陈允升经常回龙吟静室开讲，尔后又有本县邓公重金聘为“薰花园”主讲，传经授业，名噪一时。其著作《易史一隅》简要地阐明每卦每爻的旨趣，同时对于《周易》经传各部分内容也作出宏观或微观的解释，展示出其对《易》理深邃的思考。福建师大教授、易学家张善文得闻欣然赞道：“首末完备，可资治《易》者研究。” 此外，在嵩口沧龙，与龙吟静室几乎同时期创立的，还有龙峰、鹤山、道人山、祇园、松林、凤山、龙华等静室，住寺的僧人也多默默担当传播文化的神圣使命。龙峰静室“规模爽朗，俨然丛林。传于戒月，戒月德性清净，有善知识之誉，所著语录，镌版吴门，声名大著。”鹤山静室，在龙峰对岸，顺治庚寅年僧白雪开辟。今于松竹掩映间，依稀可辨荒废静室的墙基、柱石、茶园等遗迹。此后几百年间，龙峰、鹤山等静室都是清流最为著名的佛寺兼书院。至今当地还有人称鹤山静室遗址所在山垅为“学生垅”，意即此间曾是学生读书之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由龙峰静室改名龙峰禅寺的佛寺，还曾辟为当地小学校址，再为社会培养一批文化人才。 与此同时，静室还开创了清流茶叶广泛种植的历史，这批从江南来的僧人，于佛寺周围“遍山植茶”的行动，带动清流民间种植茶叶，并传播先进制茶工艺和饮茶文化。清康熙王士俊修纂的《清流县志–卷之五–寺观》云：“顺治初年，有僧名我静，庐陵人，来清。戒行精严，邑人公举，延而居（龙峰静室）焉……种竹栽茶……”在《清流县志·卷之十–物产》中更加明确：“种之山者为山茶，种之园者名园茶。山茶味厚，而园茶次之，视作手以为精粗。顺治初年，有江南僧人至清，遍山种茶。依松萝制之，香味并妙，与闵茶无异。”松萝茶为历史名茶，创于明初，产于黄山市休宁县休歙边界黄山余脉的松萝山。松萝茶的采制技术，早在四五百年前已达到精湛娴熟的程度，它具有色绿、香高、味浓等特点，属绿茶类。闵茶，安徽省所产的上等茶。清道光乔有豫修纂的《清流县志–食货志–货之属》则称：“迄今埔、梓材、薯坑等乡间传其种。惟九龙峡中所产者，叶虽粗而味尤永，然亦叹可代卢仝之第七碗耳。”“卢仝之第七碗耳”出自是唐代诗人卢仝在《七碗茶诗》：“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写出品饮新茶给人的美妙意境，被后人广为传颂。 静室文化，是清流独有的珍贵的文化现象和文化内涵，它肇始突然，初创即巅峰，虽多数存续不足百年，但给却当地教育等文化带来深远影响。以至几百年后的今天，当人们在旧志中仔细翻检寻觅它的踪迹时，仿佛还能听到那朗朗书声，闻到淡淡茶香，为其曾经的繁盛而赞叹不已。(王宜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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