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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看世事浮沉 编辑前言：自1936年始，国府空军1700名集体赴死的战士，平均年龄23岁。这个故事很多人知道。但我们怎可仅仅只记住这些数字，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通过某个或多个故事来具象这一段历史。齐邦媛 1924年生于辽宁铁岭，穿城而过的辽河古称巨流河。她1938年就读南开中学，1947年毕业于国立武汉大学。 其父国民中央委员齐世英。在齐邦媛的著作《巨流河》中有一位贯穿始终的人物：张大飞。对张大飞齐邦媛们的关注即是对这群年轻人以及对国家命运的注目。
齐邦媛南开中学毕业时写下一首歌： 梅林朝曦 西池暮霭/数载无忧时光在南开/而今一九四三春风远/别母校何日重归来。谨以此为题。
一九四三 春风已远
张大飞（1918-1945），辽宁营口人。因父亲被日寇残杀，流亡关内，受到齐邦媛父母照拂，中学毕业后考入笕桥中央航校，毕业后赴美受训归国加入飞虎队。抗战结束前夕，殉职于河南。张大飞进入航校后，临行送给齐邦媛一本《圣经》，扉页的一句话，齐邦媛牢牢记在心头——祝福你那可爱的前途光明。1938年齐邦媛读中学后，和张大飞开始频繁通信。张从航校毕业，参加了重庆保卫战。他给她写信如写家书，感动之余，她每信必复。他们诚挚、纯洁地分享成长经验。不管她写什么，他都很有兴趣地在信中讨论。张大飞记录：她的信，“是他唯一的家书，最大的安慰”。战局惨烈，齐家四处辗转，但齐邦媛和张大飞之间的通信却一直没有中断过，整整六年的时间。一直到1943年年底，张大飞藉口负伤主动停止了书信。大约在1945年初，张大飞给齐邦媛哥哥齐振一留下一封诀别信： 请你原谅我对邦媛的感情
你收到此信时，我已经死了。八年前和我一起考上航校的七个人都走了。三天前，最后的好友晚上没有归航，我知道下一个就该轮到我了。
我祷告，我沉思。内心充满平静。感谢你这些年来给我的友谊。感谢妈妈这些年对我的慈爱关怀。使我在全然的漂泊中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也请你原谅我对邦媛的感情，既拿不起，也未能早日放下。
去年暑假前，她说要转学到昆明来，靠我近些。我才知道事情严重。爸爸妈妈怎么会答应呢？像我这样朝不保夕、移防不定的人，又怎么能照顾她呢？我写信力劝她留在四川，好好读书。告诉她我现在休假也去喝酒、去跳舞了。我活了二十六岁，这些人生滋味以前全没尝过。从军以来保持身心洁净，一心想在战后去当随军牧师。秋天驻防桂林时，在礼拜堂认识了一位和我同年的中学老师。她到云南来找我，圣诞节和我在驻地结了婚。
我死之后，抚恤金一半给我弟弟，请他在胜利后回家奉养母亲。请你委婉劝说邦媛，忘了我吧，我生前死后只盼望她一生幸福。 这封信没有时间没有落款，信中说他26岁，应该就是战死前不久写下的 。提到他已经结婚。妻子朱鸿影，1943年11月张大飞驻防桂林期间在礼拜堂相识，之后不久张大飞移防云南，随后朱鸿影不顾千里烽烟于1943年12月中旬由桂林赶往云南，决意嫁给张大飞，两人于圣诞节结婚。放弃齐邦媛的原因，张大飞在这封信里也隐隐地说明：恩人的女儿、曾经的兄长、残酷的战事、齐家对女儿的寄望，这些都是他拿不起放不下的。1945 年 5 月，张大飞在河南信阳空战中不幸中弹阵亡，年 26 岁。在之前，他将给齐邦媛的一个包裹留给地勤，里面是这些年她写给他的所有书信。这封诀别信齐振一也转寄给妹妹邦媛。关于这一段感情,齐邦媛在接受南都采访时说：'在今天来说很难称为恋爱。对我来说，是一种钟情。“钟情”这两个字在现在当然是很过时的了，可是那个时代，第一见面很难，第二也有很多的顾虑，不是像今天这样交通便利。所以回忆当年就是那么简单，又是那么诚恳，那种钟情因是一生只有一次。人家那么轰轰烈烈的生和死，我很怕别人拿来亵渎，那样亵渎的话，会很对不起他。
八十岁以后我怕以后一切都来不及了，就都把它写出来吧。那个时候跟人看电影，看两三次就要嫁给他，不然别人就说你这个人随便，蛮恐怖的。今天你们很难了解，我对那段感情，感觉非常可贵，终身难忘。如果我还没有写完就死了，也许是个遗憾。...还有一个问题，《巨流河》要不要做电影。我书出来以后的第二个月，就有导演来找我。 他们用各种方式找到我，有很多。他们甚至做了一些计划，我发现我不能接受他们的方式。所以我就公开地说了，在我有生之年不拍电影，我希望我的书先站稳，保持自己的价值。
他们一定要把张大飞那个感情写成一个热烈的爱情，因为不这样做电影就不能卖。这样做我受不了。在现实里他是个木讷寡言的人，连人生都没想清楚，二十六岁就死了。他死得那么干净，全心全意的，就是为了报国。'张大飞中学毕业顾虑到自己学力不及，报考航校走上从军之路。抗战之际，齐邦媛因父母期望也因国民政府对教育不曾松懈选择了专业治学道路。抗战八年，军费高昂，但是在教育上，战区的学生都有公费，不收学费。整个教育，无论中学、大学，都没有一点停止。他们觉得这些学生是国家未来的希望，这些，是切实在做的。在那么困难的时代，是中国在那么困难的时候保存得最好的一件事。尽管如此，在抗战胜利后，各地学潮开始涌现，齐邦媛周围同学大部分被卷进政治： '卷进[政治]是在抗战胜利后，从1945年学潮开始的。抗战末期大家都苦得不得了，衣食都不够。当时也不知道该怎么气，生气这个政府无能，怎么把我们搞得这么苦。但我想无论任何一个政府，到了那个地步，已经打了八年那样的苦战，确是很艰难。对闻一多确实伤心，因为我以前很崇拜他，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写诗的偶像，我们都把他的诗拿来抄和背。学潮时他突然跳进政治，叫打倒，推翻，不是好好讲话，他每说一句话就影响很多的学生。'对于国家命运的思考，对于国共关系的一些论述，在陆版《巨流河》里未能出现。 在这本著作中，最令人动容的，是记叙在 1943 年春天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一九四三年四月，我们正沉浸在毕业、联考的日子里。有一天近黄昏时，我们全都回到楼里准备晚餐了，一个初中女孩跑上来找到我，说有人在操场上等我。 我出去，看到他由梅林走来，穿着一件很大的军雨衣。他走了一半突然站住，说：“邦媛，你怎么一年就长这么大，这么好看了呢。”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赞美我，那种心情是忘不了的。 他说，部队调防在重庆转机，七点半以前要赶回白市驿机场，只想赶来看我一眼，队友开的吉普车在校门口不熄火地等他。我跟着他往校门走，走了一半，骤雨落下，他拉着我跑到门口范孙楼，在一块屋檐下站住，把我拢进他掩盖全身戎装的大雨衣里，搂着我靠近他的胸膛。隔着军装和皮带，我听见他心跳如鼓声。只有片刻，他松手叫我快回宿舍，说：“我必须走了。”雨中，我看到他半跑步到了门口，上了车，疾驰而去。 这一年夏天，我告别了一生最美好的生活，溯长江远赴山西。 
齐邦媛 国立武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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