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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从汶川地震灾区回到香港之后，黄晓红博士选择了将创伤治疗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而后成为了一名创伤治疗专家及培训师，在累积各方面临床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叙事疗法和艺术治疗，发展出了一套全新的叙事绘画疗法（NDI），帮助了无数创伤来访者。 在真正走进心理咨询治疗领域之前，黄晓红做过记者，拍过纪录片，做过自由写作者，走过全球多个国家。回首来路，她意识到，所有这些职业，包括正从事的心理治疗工作，背后都有自己内心深处潜藏的一个愿望，那就是—— “让我们对自己多一些了解，对他人多一些了解，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之间有一个走近对方的可能性，甚至可以互相拥抱。” 而她，愿意做那一道去成全的桥。 黄晓红：美国阿兰特国际大学加州专业心理学院临床心理学博士，亚洲第一位获得美国国家学院 (TLC) 认证的心理创伤治疗专家，叙事绘画疗法（NDI）创始人，著有《画中有话》《走出心灵的废墟》《懒爸妈好孩子》《快乐在生命转弯处》等 今天，我终于迈过了” 晓琼是黄晓红博士叙事绘画疗法导师班的一名学员，9月22日，作为“7·20河南暴雨灾害社会工作心理支援”小组成员之一，她来到了河南郑州。 在一场面向心理工作者的讲座上，她这样介绍了自己：我今天能站在这里，是因为我刚刚迈过了一个大半生都没有迈过去的坎。 是什么样一个大坎呢？ 原来，在过去几十年，她几乎从未在公开场合站上舞台或者讲台。不是没有机会，而是做不到。 对舞台的恐惧由来已久，深入骨髓。晓琼清楚记得，上学时候，只要有上讲台的任务，她必然浑身发抖、拉肚子。也曾在课上到一半、被要求发言时落荒而逃。学校外有一片小山坡，爬上山坡能清楚看到教室，她便一个人在小山坡上晃悠，直到这堂课结束。 她不知道自己在畏惧什么，但是恐惧的滋味令她印象如此深刻，以至于后来长大成人、工作、从事未成年人犯罪教育31年，依然不能克服。 直到几年前，晓琼与黄晓红博士相遇。 在一次创伤课上，当她被要求用绘画表达自己时，晓琼的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些画面，她迅速拿起笔将它记录了下来——那是一间教室，坐满了孩子，一个女孩背对画面站在众目睽睽之下，讲台上的老师似乎正在询问她些什么。 看着眼前的画面，一些被遗忘多年的场景在脑中逐渐复苏，晓琼惊呆了：画里的女孩不正是自己吗？画里的时刻，不正是曾经让她一想起来就想找个地缝钻进去的时刻，也是她后来刻意想要遗忘的时刻吗？ 时间回到很多年前，晓琼12岁，小学刚刚毕业。 在河南过完了童年生活的她，跟随父母举家搬迁到四川大凉山生活。这次搬迁，原因是父亲的工作调动。与母亲表现出的沮丧不同，晓琼和姐姐对这个多山地区的一切都充满好奇，她描述当时眼里的大凉山：这不就是孙悟空居住的“花果山”嘛！ 进入新学校第一天，晓琼特意穿了一件漂亮衣裳，在众人羡慕的眼光中，对即将开始的新生活跃跃欲试。然而，很快，一盆冷水兜头浇下，浇灭了她所有的自信与骄傲。 她清楚记得，那是一堂语文课。课堂上老师提出一个问题，晓琼高高举起了手，在一片赞赏的目光中站起来，讲出的却是一口河南话，让老师和同学们云里雾里。她又答了一遍，依然没人听懂。到第三遍时，所有同学哄堂大笑。晴天霹雳一般，晓琼觉得一下子从天上摔到了地面，手足无措地站在那，开始感到难受，隐约觉得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了。 第二天，是一堂数学课，她鼓起勇气想要再试一次，她再次举起了手。这一次尝试，换来的依然是哄堂大笑。奇怪的口音让老师误以为她在捣乱，于是她被罚到教室外站了一节课。从那以后，晓琼再也没有主动举起过手。对讲台的恐惧，从那个时候便开始了。 然而，随着时间流逝，这件事被深埋在心底，甚至连她自己都很少再想起来。更不会联想到，困扰自己大半生的恐惧，源头原来在这里。在黄晓红博士的引导下，通过叙事绘画，她终于找到症结。 那天课后，晓琼回到家，对着女儿大哭了一场。女儿很小的时候，晓琼便给女儿报班学习普通话、主持，她喜欢看女儿站上舞台从容自在、侃侃而谈的样子。 此刻她才明白：“原来，一直希望站上舞台的那个人是自己。原来，当年那件事并没有过去，而是成为我的创伤，让我在后来的人生中失去了太多机会，也让我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根本变化。这是多么让人懊恼的一件事情！” 后来，在黄博士和同学们的支持下，晓琼一步步完成自我突破，克服了多年恐惧，迈过了那道她以为一辈子都迈不过去的坎。 如今，她也成为一名心理咨询师，一面不断丰富自己，一面服务和帮助有需要的人。曾经的职业生涯，使她接触过许多未成年人犯罪个案，而今天，她却能够看到问题更深的层面。 她说，正因为如此，自己更愿意接待少年个案，因为，“不希望他们像我一样，因为创伤而产生遗憾，更不希望他们走上人生歧途，希望他们有更好的未来。” 黄晓红博士在印度为街童、孤儿和贫民窟女孩提供心理支援服务 一定要带着谦卑的心去求助 黄晓红走上创伤治疗之路，是从2008年开始的。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之后，国际救援队从世界各地抵达灾区参与救灾。黄晓红把握住了灾后心理治疗黄金期，以心理志愿服务者的身份，从中国香港来到四川汶川。 在灾区的每一天，都以“一条长龙”开始。她形容当时的场景：“我坐在一个露天的地方接待个案，大家都在等着我去帮他做治疗。每天一睁开眼，我的前面就排着一条长龙。天黑了，那条龙还是那么长。每次梦里，梦到天黑还是一条长龙的时候，我就一身冷汗，然后惊醒过来。” 结束半个多月的灾区服务工作，志愿者们深情道别，道别时大家也互相提醒，“回去后一定要先沉淀下来，处理好自己的情绪，以免受到伤害。” 2008年，汶川地震后，黄晓红在都江堰聚源中学为孩子做心理辅导 然而，回到香港之后，黄晓红一心所想，却是如何将这一场令人悲痛的灾难转化为给予力量的生命教育。 她说，“一场大灾难，我们不能就让它这么毫无预警地来了又走了，虽然它令人悲痛，但每天从电视上、报纸上看到那么多感人的故事，我们要怎样把其中的力量提取出来，去影响更多的生命，尤其让我们的孩子受益？” 黄晓红决定举办一个征文大赛。当时，临近暑期，很多学校都已放假，她便四处寻找，任何一所尚未放假的学校，她都走进去做讲座，讲述自己在灾区的所见所闻，鼓励孩子们参加比赛。连日的忙碌，让她完全无暇顾及自己，更将队友们的叮嘱都抛诸脑后了。 征文比赛如愿进行，并最终产生了很大影响力。孩子们满含真情实感写下的作品，被结集成书，而这些书，后来又被黄晓红再次带回灾区，送到当事人手里。孩子们义卖书籍筹集的善款，也由她代捐到灾区。无论对这些远在南方的孩子们而言，还是对灾区的人们而言，都是莫大的鼓舞。 终于结束整个事情，然而，刚刚停下脚步的黄晓红，却察觉到自己有些不对劲了。 除了时时被噩梦侵扰，她还常常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悲伤，这种悲伤无法对旁人述说，因为他们没有同样的经历——没有看到那些废墟，没有闻过那个味道，更没有感受过那么密集且强烈的情感冲击。 一天，她像往常一样从家里走去办公室。途中经过一间店铺，店铺正打算重新装修，整个店面被拆卸成一片废墟。黄晓红朝它望了一眼，下一秒整个人都吓得跳起来。她站在路边平复了好一阵之后才意识到，自己的反应是如此反常。那天回家之后，她站在21楼的家中往下望，此时，脑海中出现了一个画面，是蹦极的画面，随之而来的，还有对那种快感的渴望。 念头一出现，黄晓红立刻意识到，自己需要寻求帮助了——这正是PTSD症状。于是，她去求助了自己的心理督导。 常常有人问，是不是所有经历过可能引起PTSD事件的人都需要寻求帮助？ 黄晓红的答案是，“不是，但如果你意识到自己出现问题，并且自己解决不了的时候，就需要以谦卑的心态去求助，而不是自己一个人扛。” 求助，是现代人需要具备的很重要的意识，即便是心理咨询师，也常常需要求助。但它却常常被我们忽略。 所有这些事情，以及前文所述地震男孩露露的故事，都给黄晓红带去了极大的冲击。露露的故事，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局： 治疗结束后，露露说：“难过的日子还是会过去的，只要我和爸爸妈妈都在，我们一家就有力量。我希望明天可以过上好日子。我一定要坚强，要开心，不能自暴自弃，这样才能建起坚固的新房子。”黄晓红没有就此止步，她追问孩子：你有信心吗？露露没有立即做出肯定的回应，而是迟疑了一下，思考之后说：“尽自己的力量吧。” 这让黄晓红感到欣慰和鼓舞。她说，“因为他看见了自己内在真正的恐惧，并接纳了这个依然需要时间去重拾信心的自己，那才是最真实的。人只有真实面对自己、面对世界，才有力量发挥自己，并建立起抗逆能力，迎接未来的挑战。这样的心态，比'忘记过去，放眼未来’的口号式自我激励法，有智慧多了。” 露露的案例，也让黄晓红得到启发。后来，她又在香港儿童福利院为一群被迫与亲人分离的儿童及青少年服务。这些经历，都指引她走上创伤治疗之路。 在2011年到2015年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黄晓红逐渐将恩师迈克尔·怀特的叙事疗法，结合两位艺术大师凯茜·玛考尔蒂及科妮莉亚·阿尔伯查的艺术治疗法，以及自己一直用在个案上的绘画疗法，发展成一套新的心理治疗模式：叙事绘画疗法。 在《画中有话》一书中，黄晓红博士谈到这套治疗方法的核心精神：通过绘画与叙事，让潜意识意识化，再把人和问题分开，让困扰个体的问题得以外化，继而在找出个体的内在力量、外部资源的同时，处理问题，带出盼望，并强化个体的抗逆力。 这其中，指出了两个关键，也是恩师怀特带给黄晓红最大启发的两个金句： 一、人不是问题，问题才是问题； 二、来访者才是解决自身问题的专家。 黄晓红博士和NDI学员在郑州（左起：晓琼、爱丽、黄晓红、艳梅、七七），许多学员都通过叙事绘画疗法获得了疗愈，并走上帮助他人之路（摄影_周春伦） 我有，才能帮助他人 2021年9月23日，在河南郑州，面对一批即将出发去往灾区的志愿者，黄晓红送给了他们一个“三二一锦囊”，即三个建言。 其中的“三”是指三个圈：自己、团队和服务者，也即涟漪效应。 她说，“我们每一个人投入到社会这片汪洋里，都能产生一个涟漪。在做服务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面对别人的需求，都会想方设法给到帮助。但是，万一我自己没有呢？所以，涟漪最中间的那个同心圆，就是'我’。认识自我、拥抱自我、我有，然后才可能服务到更多有需要的人。” 在教育中亦是如此。 经过无数个案，黄晓红发现无论治疗对象是否受过心理创伤，绘画是让来访者轻松自然地走进自己的内心世界、认识自我的一种十分有效的方式，尤其对儿童效果显著。因此，叙事绘画疗法的第一服务对象是4到12岁心灵受创伤的儿童，第二服务对象为9到18岁的自闭症青少年。 19世纪末，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弗洛伊德提出了“潜意识”理论。此后，荣格关于潜意识有一句名言：在你把潜意识意识化之前，它会主导你的生命，而你会称它为“命运”。 黄晓红认为，恩师怀特所说的“把问题外化”，恰恰就是“潜意识意识化”的更进一步，也是“心理治疗一个划时代的突破”，因为，“当人把自己视为问题的时候，越想处理问题，越苦无他法，唯一可做的，就是向自己开刀，结果把自己挖得鲜血淋漓，却丝毫解决不了问题。” 因此，我们需要先通过绘画了解来访者的潜意识，继而可以更好地让来访者把问题和自己分开，再进一步处理问题。就像晓琼那样，也正如地震男孩露露那样。 在接待儿童个案时，第一次咨询，黄晓红都会要求家人一起参加，因为“一个孩子的问题通常不会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跟他的家庭、尤其跟父母息息相关。家长往往需要先认识自己，先解决自己身上的问题，而不一定是孩子。” 黄晓红博士NDI导师班学员艳梅，讲述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 艳梅是东北人，她说在学习心理学之前，自己是典型的东北性格，一个脾气急躁的要强的妈妈。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之后，她开始学习家庭教育、学习正面管教、学习了很多管理情绪的方法，再面对儿子，通常都能理性地与儿子沟通，但是，唯独在学习这件事情上，始终无法管理好情绪，一点就燃。她自己也百思不得其解。 直到学习NDI，她在自己的画里找出了症结。 原来，她从小生长在一个只有女儿的家庭。尽管父母并不重男轻女，但艳梅看得出来，父亲内心依然渴望一个男孩。于是，艳梅从小就将自己塑造成一个男孩，事事要强，她还对父亲承诺：我一定好好学习，让您以后有好的生活，不输有男孩的家庭。 这便是根植在艳梅内心深处的执念。当面对儿子时，这一潜意识便发挥了作用，将她对自己的要求不知不觉转移到儿子身上。认识到问题之后，艳梅做出了另一个选择，她说：“学习、要强，这是我对父亲的承诺，不是你对我的承诺，我不能要求你和我一样。你是你，而你有你自己的目标和生活。” 如此，再面对儿子的学习问题时，她也就能理智且冷静地处理了。 如今，艳梅的儿子已经步入敏感的青春期，母子俩的关系却越来越好，艳梅感慨，“多亏我及时找出了自己身上存在的问题。” 除了帮助认识自己，解决自己身上存在的问题。绘画叙事也是父母走进孩子内心，帮助孩子找到问题、解决问题的一个良好方式。 七七是黄晓红博士NDI导师班的另外一名学员。她将NDI用在了与自己孩子的相处中。 故事是这样的：开学前一天晚上，临睡前，女儿突然产生了强烈的情绪，说不愿意再去上学。七七心中咯噔一下：女儿在学校一定遇到什么事情了。在她温柔的引导和询问之下，女儿说出了原因：因为害怕体育老师，体育老师会打小朋友。 小姑娘究竟看到了什么、遭遇了什么呢？七七按捺住内心的焦虑，鼓励女儿用绘画的方式将自己在学校看到、听到的画出来。女儿便拿起画笔开始画画，情绪也在绘画的过程中逐渐平复。 待女儿绘画结束，七七引导女儿讲述给自己听。原来女儿听见了体育老师发脾气、惩罚孩子的声音，她的内心充满恐惧和懊恼，因为自己什么都不敢说、不敢做。 七七对女儿的心情表示了理解，接着，她又引导女儿回想：你最喜欢的老师是谁？为什么？体育老师会无缘无故惩罚小朋友吗？同学们做了什么事情时，体育老师会生气？那么现在你想对体育老师做什么？ 所有这些引导做完之后，孩子的情绪显然好起来，她在画纸上画了一股龙卷风，哈哈笑着说，让大风把不开心和体育老师都刮走吧。这之后，她还和妈妈约定，明天去学校仔细观察体育老师。 果然，几天后，小姑娘回家对妈妈说，我发现体育老师并不会无缘无故生气。后来，她又主动画了一幅画，这一次，出现在画中的是一所学校：“这是我的魔法学校，中间是我的班级，低年级在楼下，高年级在楼上。”她还给自己的魔法学校起了一个名字，叫做“成长”。 在NDI里，元认知、情绪和行为被称为“铁三角”，而七七所做的，就是带着女儿从负面的“铁三角”过渡到正面的“铁三角”。 谈到叙事绘画疗法对自己的影响，七七说，“当我们可以看见自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看见我们的孩子；当我们可以更好地接纳自己，我们也就更能够接纳孩子。这样，我们才能真正一起进步，共同成长。” 参与河南水灾救治的医务工作者们，正在接受黄晓红的减压疏导（摄影_周春伦） 让自己成为一道桥 无论晓琼、七七、艳梅，或者更多学员，他们都跟随黄晓红博士学习多年。在学员们眼里，导师黄晓红是一个永远笃定的存在。 笃定，是因为Being，即“我在”，那是一种陪伴、同行、支持的姿态。 黄晓红送给志愿者们的“三二一锦囊”中的“二”，就是“Doing”和“Being”，“Doing”是做，“Being”是在；而“一”，就是一个字：爱。 她说：作为服务者，我们常常希望做到些什么，但实际上，很多时候做不到，比如，水灾来临，当对方的损失是农田和庄稼，你要如何帮助他弥补损失呢？不能够。事实上，帮助，不一定要做到什么，“我在”，本身就是意义。我们能不能听他倾诉？能不能真诚平等地跟他站在一起？这就是“我在”。 笃定，还因为真实，因为言行合一。 跟随黄晓红博士四年的艳梅说，“老师在课堂上常说，尊重每一个生命，去灾区也好，去任何一个地方也好，能服务到多少人，就服务多少人，能影响一个人，就去影响一个人。无数次相处之后，你会发现，她所做的和她说的是一致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愿意始终跟随她。” 与黄晓红博士共事过的人，大都会惊讶于她小小身体中蕴藏的盛大生命力和能量。 她可以每天八小时不知疲倦地接待来访者，工作到深夜。休息四到六个小时，几乎是她每一天的常态。她永远在追问，我的服务对象的真实需求是什么。她能够随时改变自己的既定计划，只为满足服务对象的真正需要。 常有人问她，你不累吗？你每天吸收这么多负能量，是如何消化的？为什么你对来访者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 甚至，记者在与她相处几天之后，也忍不住提问：你仿佛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倾尽全力，是什么让你如此投入，你的身上似乎有一种使命感？ 她笑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做什么伟大的事情，我的想法从来没有改变，就是怎么样把自己变成一道桥，让我们对自己多一些了解，对他人多一些了解，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之间有一个走近对方的可能性，甚至可以互相拥抱。” 每次个案复盘时，都有人问她，为什么你记得那么多？她开玩笑，因为我这个人比较痴情，在做个案时，我的心里眼里便只有他。因为真的喜欢跟他们“在一起”的那种感觉，因为心里面的感恩。 对于来访者，黄晓红永远只讲“感恩”，她说，“我从接个案的第一天起，就没有觉得我是一个情绪垃圾桶，相反，永远是他们在给我力量。” 黄晓红讲起发生在她和来访者身上的一个故事。一个悲伤的故事，一个关于生命、关于爱故事。 那是黄晓红长期接诊的一个来访者，一位妈妈、重度抑郁症患者。经过漫长且艰辛的两年治疗，这位妈妈终于从卧床不起，恢复到能够正常上班、正常生活。 结束治疗一年之后，黄晓红再次接到这位妈妈的电话，电话那头却泣不成声。原来，她刚刚查出癌症，并且已到晚期。她说，自己最放不下的是两个未成年的女儿。 该怎样才能帮助到这位妈妈呢？黄晓红苦思冥想，后来她给这位妈妈建议，在走之前，给两个孩子每人写12封信吧，每月一封，帮助她们度过伤痛期，让他们知道妈妈虽然离去了，但爱永远留在她们身边。听了建议，这位妈妈接受了。然而，不好的事情发生了，这位妈妈尚未来得及动笔，第二天，就陷入了深度昏迷，再也没有醒过来。 深深的无力感顿时填满黄晓红的内心，一定要为她们做点什么，最终，在督导的鼓励下，她决定，自己代替妈妈给两个孩子写信。因为在过去两年的治疗时间里，通过这位妈妈的讲述，她对她和孩子相处的故事已经非常了解。 那天，黄晓红回到家已是夜里12点，但是内心有个声音告诉她，一定要马上做。她于是就真的坐下来开始写信，原以为很容易的事，当她真正将自己代入妈妈的角色时，眼泪却止不住往下掉，落满整个信纸。 最终，她用了白描的方式，写完了这些信。在信里，她重新讲述了这位妈妈和孩子相处的很多场景，以及在每一个场景里，妈妈内心的复杂感受：自豪、痛心、担忧……以及，永远不变的爱。 写完信，已是凌晨四点。第二天一早，黄晓红就到医院找到两个孩子，带她们在病床前，牵着昏迷中的妈妈的手，代替妈妈读完了写给孩子的信。 听完信，孩子也有话要对妈妈讲。于是，她们在医院的长廊里写好回信，同样牵着妈妈的手，一字一句读给妈妈听。 实际上，在此之前，两个青春期的孩子与妈妈之间发生过很多冲突，互相不能理解。孩子畏惧妈妈的严厉，妈妈伤心于孩子的不听话。相互之间常常感受不到彼此的爱。 然而通过这些信，孩子理解了妈妈内心对自己深沉却不会表达的爱。在回信里，她们告诉妈妈，我们会好好的，会努力地去生活，请你放心。 所有这一切做完已是傍晚，黄晓红与他们告别后离开医院，刚到家门口，她便接到电话，这位妈妈走了。黄晓红愣怔了片刻，长叹一口气，她在心里说，这位妈妈，一定可以带着疗愈，放心地离开了。 就这样，这件事过去很久之后的一天，黄晓红突然在梦里再见到这位妈妈，她说了两句话让黄晓红终身难忘，她说：当时间里有了味道，就成了记忆；当时间里有了爱，就成了永恒。 听上去如此奇妙，黄晓红说，你看，这就是我工作的意义，当我们可以去见证这种永恒的时候，那是一种多么大的幸福。 黄晓红获尼泊尔心理学院邀请，讲授NDI 和表达性艺术治疗，并为人口贩卖女孩提供心理支援服务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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