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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玉良的故事，一点也不香艳，虽然她出身青楼。而青楼，也成了她一生洗不掉的污，不管是嫁与良人，还是蜚声画坛，青楼就在那里，成为人们随手可拾的箭，一箭一箭，让一个不肯向命运低头的女人，万箭穿心。 
潘玉良，也不是一个美人，有她的自画像为证。不管是电影里的巩俐，还是电视剧中的李嘉欣，似乎美女才符合世俗对她的想像。青楼美女，才华横溢，嫁与良人，成名立腕，这是一个传奇，但不是潘玉良。潘玉良的一生，是时代的悲苦在一个女人身上一刀一刀凿刻下的伤，只是，她让这伤在画布上成蝶。站在她的画前，我常想，她独居巴黎的漫长岁月，谁出现在她的梦里？谁为她抚平离伤？一个父母早亡的孩子，被舅舅卖入青楼，她无依无靠，却不肯向这个时代、这样的命运低头。从前看过一个叫范雨素的打工女人写过的《我叫范雨素》，她说，“女人走投无路的时候，会把自己嫁掉。”这是女人绝望的出口，还有另一个出口，叫做死亡。就像一个一无所有的赌徒，把自己押上赌桌。潘玉良把自己押上了一个叫潘赞化的海关官员的赌桌，这一局，她赢了。也许人们会想，一个并不漂亮的女人，凭什么会得到这样一个美好的男人？有时候，我也在想，萧红的三次恋爱，每一次，都是在她怀着孕、大着肚子，形象全无的时候，难道真有一种叫做内在美的东西吗？如果有，真的有人愿意停下来，慢慢去了解、去欣赏吗？看看如今满街满道的整形美容广告，我只能想象，民国，是一个独特的时代。那个时代不够好，但是，却足够丰富，那个时代，是一个会上演传奇的时代。而潘玉良的赢，是她把自己放得足够低。一个一无所有的人，别人给的一点点暖，都可以成为心头的泉。潘赞化的夫人来到上海，真心爱着玉良的潘赞化还在为她争取不跪的权力，玉良已经懂事地跪下，低声唤一句：大太太。不能生育的玉良也为了潘家能有后，懂事地退让。都说爱是自私的，可爱如果足够大，它就可以淹没自我。圣经上说，爱是永恒的忍耐。潘玉良的爱里，有了太多的隐忍。而这，是时代的错。在那个变幻动荡的时代里，每个人，都承受了无妄的灾。善良如朱安（鲁迅原配夫人），谨小慎微地守着自己的本分，走完自己无爱亦无子的清苦一生。坚强如玉良，也只能把她所有的委屈、悲愤化成一笔一笔的诉说，她在画里，看着这个世界。
一个出身青楼的女人，她的才华够大，大到可以成为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大到可以一个月领四百大洋，大到可以举办个人画展的时候，她的成功就成了对他人的羞辱，她的出身也就成了她的原罪。这个社会容不下她，风刀霜剑严相逼。1937年，潘玉良离开中国，再次赴法。直到1977年客死巴黎，40年过去了，她再没能回到故土，而在她离去的前一年，她一生挚爱的潘先生，也已撒手人寰。这世间，她再无牵挂了。潘玉良的画，是真的好。学西洋画，她的技艺一流，她的造型艺术使她成为当时不多的既能在绘画、又能在雕塑上同时取得成就的艺术家。因为这样的功底，她在做中西融合时，才能得心应手。她晚年画的多的是彩墨画，线条与晕染辉映出一个纯净、美好的世界，那个世界的光，却没能照进现实。作为一个在艺术家云集的巴黎闯出声名的女画家，潘玉良本可以过成上等人。但是，她的生活，却是千疮百孔。人们叫她“三不女士”——不入法籍；不交男友；不签画商。这是她的选择，她也承受选择的结果——捉襟见肘的生活。她的一生，忠于祖国，不入法籍，是因为她想回归故里；不签画商，不卖画，是因为她想把她的画留给祖国。这个心愿，在她离去后，被她的好友忠实执行了，她的画，后来陆陆续续回归故里。而不交男友，是因为她一生挚爱的潘先生，虽然山水远隔，但在玉良的心里，没有人大过曾救她于水火的潘先生。她一生随夫姓，哪怕是在法国，不是因为传统，只是因为深受。新中国成立后，潘玉良想回国，不想风云变幻，她的老师刘海粟被打成右派，潘先生在信中小心叮嘱：这里天气严寒，勿归。
有家回不得，相爱的人却不能相见，漫长的四十年啊，异乡的岁月，一个日渐衰老的女人，在寒冷的画室，一笔一笔画下她的爱与痛。她笔下的静物，那么美，看着看着，眼泪掉下来。我常想，如果没有绘画，没有艺术，她该如何撑过这年复一年的等待与失望？潘玉良，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女人。这个时代加诸在她身上的所有不公、所有悲情，她都用力回应了，她用自己的坚守，用细弱地画笔，大声地对命运说：不！我不愿意！！！贡布里希说：没有艺术，只有艺术家。看看她的画吧，她的人生，不在戏里，她的传奇，尽在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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