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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四平微报」
曾国藩：读书 作文 做人
曾国藩(1811—1872年)，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宗圣曾子七十世孙。中国近代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与胡林翼并称曾胡，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曰文正。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清王朝由乾嘉盛世转而为没落、衰败，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动荡年代，由于曾国藩等人的力挽狂澜，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局面，曾国藩正是这一过渡时期的重心人物，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产生了令人瞩目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作用于当时，而且一直延至今日。从而使之成为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 曾国藩教子有方，有口皆碑。在他写给儿子曾纪泽、曾纪鸿的书信里，集中体现了他的教子三法。他要求儿孙辈作文、做人首先以读书为本。他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苦心教育，深有成效。他的两个儿子诗文书画俱佳，长子曾纪泽自学精通英文，成为清代著名的外交家；次子曾纪鸿研究古算术取得相当的成就；他的孙辈、曾孙辈里也相继出了诗人、教育家和学者。 曾国藩的家教严而得法，细而有章。既合乎封建社会的规矩，也合乎家庭生活的规范；在体现官宦世家传统的同时，不忘逆境、困境之历史教训。他认为，不居大位不享大名，或可免于大祸大谤。他虽身处高位，但时时负有危机感，他经常嘱咐家人：“须时时作罢官之想。”连自家门外挂匾也不可以写“侯府”“相府”的字样，他认为“天下多难，此等均未必可靠”。 曾国藩的教育中规中矩，以平实之心看待官位和金钱，遵循俭以奉身、勤以救民的治家信条。同治六年五月初五致欧阳夫人的信中，有一段典型的曾国藩家训：“夫人率儿妇辈在家，须事事立个一定章程。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能从勤俭耕读上做出好规模，虽一旦罢官，尚不失为兴旺气象。若贪图衙门之热闹，不立家乡之基业，则罢官之后，便觉气象萧索。凡有盛必有衰，不可不预为之计。望夫人教训儿孙妇女，常常作家中无官之想，时时有谦恭省俭之意，则福泽悠久，余心大慰矣。”他还致信家中儿媳、侄妇、女儿等众女眷要坚信“家勤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的道理。 按理说，封建时代的科举制度就是为了莘莘学子中举做官而设的，有了一官半职，就能登堂入室，就有荣华富贵。而久居官场的曾国藩想法与一般人不一样，他目睹官场政坛的种种险恶，不但自已随时做好罢官准备，也不要儿孙做大官，“尔曹惟当一意读书，不可从军，亦不必作官。”在他的晚年，甚至经常流露出对做官的厌恶情绪，他说“余生平最怕以势利相接，以机心相贸，决计不作京官直督”。他曾多次借口身体有病，要求辞官还乡，但清廷都没有给予“恩准”。同治八年二月十八日，他在给长子曾纪泽的信中说：“吾自初二接印，至今半月，公事较之江督任内多至三倍。……竟日无片列读书之暇。做官如此，真味同嚼蜡矣。”他要求儿子不做官、不从军；要求家眷“莫作代代做官之想，须作代代做士民之想”。这些应该是他心意的真实流露。 在曾国藩的心目中“唯有读书高”，唯读书能学到做人、谋生的真本领。他认为，读书乃寒士本业，切不可有官家风味。他对读书有一套严格的要求，从内容到形式，从方法到态度。在给儿子的许多信中经常提到，交待也十分详尽。如：“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欧、虞、颜、柳四大家是诗家之李、杜、韩、苏，天地之日星江河也。尔有志学书，须窥寻四人门径。”“凡大家名家之作，必有一种面貌，一种神态，与他人迥不相同。譬之书家，羲、献、欧、虞、褚、李、颜、柳，一点一画，其貌既截然不同，其神气亦全无似处。尔以后读古文古诗，惟先认其貌，后观其神，久之自能分别蹊径。” 曾国落认为，人的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唯有读书可以改变人的气质。古代精于相法的人也说，读书可以变换骨相。古称“金丹换骨”，曾国藩说“立志”则是换骨的金丹。 曾国藩家教的宗旨强调平民化。他在家信中反复告诫儿子：“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京师子弟之坏，未有不由于骄奢二字者，尔与诸弟其戒之。至嘱至嘱！”“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习，则难望有成。”曾国藩要求自己的儿孙之辈：“钱不可多，衣不可多。事虽至小，所关颇大。”他嘱咐儿子：“银钱田产最易长骄气逸气，我家中断不可积钱，断不可买田。尔兄弟努力读书，决不怕没饭吃。至嘱！”他始终认为，处兹乱世，银钱愈少，则愈可免祸；用度愈省，则愈可养福。居家之道，惟崇俭可以长久，处乱世尤以戒奢侈为要义。遭此乱世，虽大富大贵，亦靠不住，惟勤俭二字可以持久。 曾国藩从小接受封建儒家教育，6岁入塾，8岁读八股文、诵五经，14岁读周礼、史记选。21岁考取秀才，28岁中进士。曾国藩从湖南双峰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以一介书生入京赴考，中了进士，于是便留居京师，十年连升十级，37岁升为礼部侍郎，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成为中国近代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反复对家人儿孙们说，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对于曾国藩这样的大人物，能确立这样的思想是很不容易的。 曾国藩教子，做到身教重于言教，这也是他能取得成效的原因之一。他经常反省自己，将自己的人生体验教之后辈。他说：“早起是先人之家法，无恒是吾身之大耻，不重是尔身之短处。三者皆尔最要之务。”他在军营中一边做事一边坚持读书不止，同治六年七月二十二的信中说：“今年奇热，余度夏甚苦，然看书未甚间断。”他还对自己、夫人和儿子纪泽说过这样的话：“享名太盛，必多缺憾，我实近之；聪明太过，常鲜福泽，尔颇近之；顺境太久，必生波灾，尔母近之。”他常惧自己盛名之下，恐有不恻，时时警惕自己做人、办事自律谨慎，并以此教导儿辈和家人。
供稿：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辑：崔路伟 郭雨倩 主编：张学志 监制：孟立君 四平日报新媒体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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