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智圣双城记

大宛文谈 2021-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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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出生于山东琅琊的诸葛亮，在南阳卧龙岗被刘备“三顾茅庐”挖走，从此加盟了刘备军事集团，在三分天下建立西蜀事业中成为中流砥柱，“七出祁山”攻伐曹魏，鞠躬尽瘁最后“星落五丈原”，安葬于汉中。后世对一代伟人诸葛亮冠以“智圣”尊号，并在他的出生地、躬耕地、寓居地、居官地、归葬地多处设立纪念性建筑，以垂范今人。在其“躬耕地”问题上，襄阳和南阳一直纷争不断，成为一桩跨度千年之久的“学术公案”。

一游走南襄

南阳和襄阳都有2700年以上的建城史，都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东汉时期南阳归属南阳郡，襄阳归属南郡。在地理上，其实南阳和襄阳，却合起来被称为“南襄盆地”。现在南阳有2.66万平方公里，辖区有16个区县1001万多人口，襄阳有1.97万平方公里，辖区有9个区县605万人口，可见两个近邻地级城市的地缘、建制、资源、禀赋上，有高度的相似性。在历史文化方面尤其如此——南阳在地理上大致位于秦岭——淮河一线，是实际中国南北气候的分界线，但是南阳文化既属于北方文化中最南方的边界区域，其实更倾向于南方。

两个城市，同属于楚汉文化的发源地。

公元197年，从小父母双亡的诸葛亮，跟随其叔父诸葛玄生活。这一年诸葛玄病故于平顶山叶县，17岁的诸葛亮只能暂时寓居于襄阳，后来了解到荆州刘表为人心胸狭隘，原来对自己叔父并不信任，遂生出逃襄阳的想法，同年在南阳卧龙岗购地躬耕，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半耕半读生活。

理论上说，东汉末年，土地和人口都是可以自由迁徙和买卖的。诸葛亮在襄阳居住，在南阳耕读是一种说法，同时诸葛亮在南阳、襄阳都居住过，两地同为诸葛亮生前的游学地和居住地也未尝不可，甚至本周在在南阳，下周去襄阳成为常态也有可能。

这是因为，第一，腿长在诸葛亮身上，他想怎样都没有问题，反正南阳和襄阳又不远；第二，诸葛亮原来的学堂在襄阳，两个姐姐的婆家在襄阳，所以躬耕南阳十年之久的诸葛亮，完全有可能会因为老师庆寿、姐姐家添丁类似这样的人间常情，而经常往来游走于南阳、襄阳之间。

东汉中期，蔡伦发明了造纸术，但是造纸术并未普及，印刷术需要到宋代以后才发展起来呢，所以长期以来文人书史常常惜字如金，讲究叙事要言不烦，反而为后世附会穿凿留下了模糊的空间。

那么，后世为什么会有南阳襄阳躬耕地之争呢？我觉得第一个首要的因素，应该是诸葛亮本人太伟大了。未出茅庐而知天下三分大势，具有准确的政治判断力；跨据荆州、益州，布局西南，南荡蛮越，是有规模成功组织中国西部开发第一人，有功于社稷与历史；七出祁山杀伐决断系于一身，能为刘备蜀汉江山始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干部；娶阿丑育家小《诫子书》和前后《出师表》谆谆以告，完全是一个符合儒家要求的道德模范。这样一个有功于社稷又能完美立功、立德、立言的公务干部，是后世视若珍宝的儒家“圣人”级资源，岂有不争之理？

伟大干部诸葛亮自己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襄阳学派专家就说，是的，诸葛亮说的没问题，问题是那时的襄阳古隆中，归属南阳邓州管，说到底还是归南阳管——所以今天的古隆中，是诸葛亮“躬耕地”并没有说错。

人死如灯灭。既然诸葛亮自己说了也不算，那后世的历史学家如王隐、习凿齿等和范晔、司马光等的历史观点不同，从史学上显然已经有了一定的结论，但是近现代以来，如谭其湘、卢弼等历史学家的继续掺合，何况历朝历代一些历史名人有意无意裹挟其中，反而使问题越来越复杂了。这个名单可能有点长，古代的有李白、杜甫、白居易、岳飞……，现当代的有蒋介石、董必武、于右任、胡耀邦……

但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第三十六和第三十七回中，明确了诸葛亮是在襄阳隆中躬耕，而且刘备“三顾草庐”顾的也是襄阳的草庐，在那里发生了著名的“隆中对”，此后诸葛卧龙出山，曹魏的历史结局就从此改写了。随着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和《三国》的热播，文学上的加分显然又增加了躬耕地襄阳学派的权重。

“躬耕地”话题在史学上争讼纠缠不清，在文学上南阳相顾无言——罗贯中就是一座高山，尽管南阳有一本权威的“纯文学”刊物《躬耕》，已经逾40年历史，这里走出了在全国颇有声誉的“南阳作家群”，是南阳作家群的重要阵地。

作家逵富太在《南阳五圣》中，创作了《智圣诸葛亮》一书，完全以一个南阳作家的眼光，经过严谨的思考，用故事讲述人物历史的手法，增加并丰富了诸葛亮躬耕南阳的地理解说，对于系统的躬耕地史学研究，具有历史佐证价值。

史学和文学，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领域。

史学是过去时必须严谨，对过去一就是一；文学是面向未来，大致不差就行，完全可以天马行空，对于历史真实甚至可以不负责任。南阳作家二月河就曾发文怒指《把襄阳让给谁？》，但二月河本人作为历史小说家，对康、雍、乾盛世的文学刻意美化，与历史真实血腥残酷的一面严重不符，也多被人诟病。拥护二月河的南阳作家反驳说，二月河又不是历史学家，他就是一作家，二月河因清代帝王系列小说而声誉鹊起，追求的是文学创新，符合不符合历史真实，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不知道外地人怎么看，二月河作为文学家的愤怒情绪，于史学的廓清，也许并无根本的助益。

二鸡同鸭讲

历史的问题，本来应该回归到学术研究层面，但是诸葛亮躬耕地当派分为一种学说时，已经牵涉到了两个城市官、产、学、研多个层面，置身其中的人很难不被裹挟其中。

南阳武侯祠初建于西晋时期，襄阳古隆中始建于明代。一千多年前的唐代时两地都有不同的观点纷争，三百多年前的清代襄阳人顾嘉蘅到南阳做官，一纸对联平息了民间争讼，“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辩襄阳南阳”是一副和稀泥的名联，实际上并没有解决真实存在的问题。随着诸葛亮在宋以后历史地位评价越来越高，诸葛亮就分别变成了三国历史、《三国演义》、民间智慧的3个文化符号。

1987年国家邮电部决定发行三顾茅庐邮票，”三顾”事件发生于何处成为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并引发了一场波及全国的学术之争，由邮票引发的南襄两地草庐之争等一系列问题在全国彻底公开化。最终国家邮票发行部门决定：《三国演义》系列邮票第二组首发仪式南、襄两地均可自办。

据当时深度参与的南阳诸葛亮研究会张晓刚先生介绍，当时全国报道两地躬耕地学术纷争的媒体大概有一百九十家左右。

两军对垒交锋，必然是兵对兵将对将，狮子对大象，要是派“鼓上蚤”时迁和“霹雳火”秦明对阵，对秦明就是一种侮辱。

刚开始，两地争论的主流应该是官方媒体宣传。

上世纪九十年代，文史界有关“茅庐”归属问题讨论愈发火热，两说交锋激烈。

1991年4月，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河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河南大学、郑州大学在郑州联合举办了“诸葛亮学术讨论会”，京、津、川、鲁、鄂、豫等地专家学者就诸葛亮躬耕地问题公开发表一致意见：诸葛亮只能在汉水之北躬耕、刘备也只能在汉水之北三顾茅庐。

1991年3月，襄樊方面将近年来有关持襄阳说者的论文集结成册，书名《诸葛亮躬耕地望论文集》由川大教授缪钺题写，武大教授唐长孺作序，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1992年8月，南阳诸葛亮研究会将“郑州会议”论文及有关“南阳说”文章汇集成书，书名《诸葛亮躬耕地新考》由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题写，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陕西师大教授史念海作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1995年5月，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又将持南阳说者有关“草庐对”的研究文章汇集出版，书名《草庐对研究新编》及序言仍为赵朴初和史念海题写。

以上对两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笔墨官司的回顾，看起来两地的论争还有板有眼，颇有规矩，但似乎襄阳方面并没有讨到便宜。

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襄樊改名襄阳和网络普及，人教社介入两地论争成为风波焦点。

论争进入了新阶段，就有点“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混乱，似乎是“鸡同鸭讲”，反正大家也没有见面，互喷冒撂也不为过。

因为在网络中，你不知道，对方也许是一条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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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三国文化研究会有位仁兄，有一天忽然突发奇想，干脆策划一个南阳和襄阳两地就躬耕地学术问题，搞一场电视辩论赛如何？这样一定会好看，并且一定能受到两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我说，这创意比较大胆，不过这里面的水也比较深，咱们得找住业内的人，问问他们怎么说？

著名作家秦俊先生说，挺好的创意，那咱是可以整一回的。张晓刚先生说，单纯从文史学术论争的层面，南阳也许占不到优势。南阳电视台某领导说，那可不能干那，这问题涉及面太宽，且不说襄阳方面肯不肯配合，就是配合，就怕“热”起来后失控。南阳宣传部某位领导说，南阳没有必要说这个问题，全国人民都知道，诸葛亮躬耕地就是在南阳嘛。

挺好的一次策划，胎死腹中。

三再改襄阳

襄阳人显然在为了某种学说而争执辩论方面失去了持久的耐心，此后襄阳有两个大的动作，一个是《襄阳日报》自爆的公关人教社修改教科书事件，一个是系统化的为了“讲好三国故事”的各种改名。

这是典型的先干起来再说，几乎就是“先开枪后瞄准”的节奏。

其中，早于南阳11年撤地设市的襄樊市，在2010年彻底改成了襄阳市。对于一个六百多万人的地级市而言，改名字这种事，几乎等同于重装系统，重建CI和VI，北边的邻居南阳看得目瞪口呆。

2017年，原本和南阳不相上下的襄阳市的GDP总量，狂甩邻居一千多个亿。

曾记得当年，《河南日报》有一篇报道，针对邓州市孟楼镇和一条街分属河南和湖北出现两种不同的经济活跃度，有过非常生动的解读。因为思想观念的不同，导致了一条街的南北经济发展出现了明显的差距。

襄阳人也许认为，争论不是目的，充其量只是一种手段，纯粹的南阳人却认为争论就是目的。尤其对于白纸黑字，南阳人认为教科书事件非同小可，若干年后，不能被自己的孙子拉着衣襟问，咱南阳的武侯祠是不是假的？这个坚决不能！

从官方宣传的角度来说，襄阳改名和“教科书事件”显然无端扩大了争论范围，叔可忍婶不能忍。南阳方面常常沾沾自喜于人杰地灵，最主要的人文符号是“南阳四圣”。换句话说，如果诸葛亮被襄阳方面“公关”走了，失去“南阳四圣”中的智圣，就像一张桌子失去了一条腿，文化根基必然不稳。

也许，襄阳人认为诸葛亮是属于全中国的，谁用都是用，不用白不用，白用都来用，最最关键的是圣人是一座矿藏，也是一张文化名片，能“用”善“用”才是王道。

回头来看，襄阳人的城市改名之举，并非只是改个名字“讲好三国故事”那么简单，本质上是紧跟国家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在城市文化竞争背景下对其城市运营精心布下的一个“局”。襄阳市近十年经济快速发展的背后，是不断增加的教育投入、文化投入、科技创新投入，具有六所大学的襄阳，其教育创新、科技创新和高新技术对当地产业经济的拉动和贡献率也比南阳高了不少。

改名后的襄阳市也增加了几个南阳至今未有的与经济发展相关联的文化标签。如“中国三国文化之乡”、“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特色魅力城市”、“国家卫生城市”、“第三批城市黑臭水体治理示范城市”。除了其古隆中以外，襄阳还打造了襄阳古城、唐城影视基地和汉城影视基地等大手笔的文化产业项目。

襄阳现存有50余处三国的所谓历史文化遗址，如“司马荐贤”、“三顾茅庐”、“马跃檀溪”、“水淹七军”、“刮骨疗毒”等三国文学故事场景。南阳八十岁的老作家沙超先生，曾花费十年之久的功夫，写出了一本《破解诸葛亮躬耕地千年之谜》，他在书中善意地提出一个方案，襄阳可作为三国演义故事的文学发生地，南阳作为十年躬耕三顾茅庐真实历史的发生地，并行不悖。

忽然想到关于棋局对弈的一个笑话，说两个人下了三盘棋，别人就问战果如何？答曰：第一盘我不曾赢，第二盘对方不曾输，第三盘我想和，对方又不肯和。

沙老先生的善良，解决不了历史公案。“躬耕地”学术纷争只是一个表象，既然上千年的纷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一定有其内在的商业逻辑。

这个难题一定还会长期存在，一时半会恐怕解决不了。

四此地无银

相比于襄阳，南阳显得经济落后，人均经济指标和营商环境比较差。也正是落后，南阳盛产作家，而且一说起作家，都是一群又一群的多。

针对人教社的教科书对诸葛亮躬耕地的随意解读，不甘寂寞的南阳作家们坐不住了。在愤怒的诗人丁小琪看来，一桩争执千年的“学术公案”，你一家出版社凭什么就可以定案?你要说诸葛亮躬耕地有两说，一说在襄阳，一说在南阳，大家都勉强能接受；你要说东汉时候古隆中归南阳管，说白了诸葛亮的躬耕地就是在今天的襄阳？这种断语南阳人民肯定不能接受。

南阳人偏居河南西南一隅久矣，很长一段时间进出南阳都颇感不便，加上三面环山的盆地地貌，南阳人的文化心理一方面从容淡定，一方面又实诚爱面子。

在外地人看来，南阳人有时候有点“轴”，这很正常。

有外地朋友就说，南阳这个地方老说“人杰地灵”，其实应该是地灵人杰。地灵则物丰，人口繁衍才持续稳定。人口基数大，才具备造就各种杰出人才的条件。他说，那你们说说，南阳这个城市的文化灵魂到底是什么？

我想了很久，憋出这么一个答案：人多受憋屈，文盛段位高。人一多，出类拔萃的人必有非常功力。大部分人可能厌倦这个地方，但成功之人对这种曾有的憋屈会甘之若饴。换句话说，南阳城市文化的精魂就是砥砺人才，外人来了变能人，走出南阳变高人，走不出去的窝在南阳正在修炼的，大概就是“卧龙”吧？

白居易有句诗赞美诸葛亮云，“鱼到南阳方得水，龙飞天汉便为霖”，南阳人对“卧龙”这两个字就特别钟情。1994年，南阳撤地设市，原来的小南阳市干脆就叫“卧龙区”，南阳喜欢舞文弄墨的领导，还喜欢题写“卧龙腾飞”。某种意义上说，这跟“中国梦”是一个意思。

如果说南阳人的文化精神，我觉得没有比“躬耕”两字更精彩的解读了。

近些年，南阳的城市运营也颇有可圈可点之处。

2012年南阳举办了全国第六届农运会。

2019年，南阳举办了世界月季洲际大会。

其实这两个国家级项目就是虚晃一枪，但也实实在在改变了城市的框架和建设面貌。此外，南阳还牢牢把握住了国家中线“南水北调”渠首源头的文化坐标，郑万高铁的通车也极大地改变了南阳人的出行。

2019年，南阳卧龙岗“复岗工程”，作为南阳重大的文化产业项目，正按照规划如火如荼推进，将是南阳建设具有强大人文内核驱动的项目。

当然，作为一个三、四线城市，南阳也曾闹出过“水氢汽车”、房价暴涨与几百个烂尾楼的笑话，说明南阳人从上到下为了“卧龙腾飞”有点着急，有时候“萝卜快了不洗泥”也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