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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上海女知青遇害被分尸,凶手小姨子不小心说漏了嘴(上)

 哥哥豆 2021-11-11

1972年初,上海一名23岁女知青遇害,凶手杀人碎尸,轰动上海。可是,原本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竟被美国人拿来作起了文章,疯狂制造反华舆论,进而惊动了在中南海的周恩来总理。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上海警方历尽艰辛,终将此案告破。

案件发生在当时的上海市川沙县杨思公社王家村生产队。

1972年1月3日上午8时许,女社员刘美娣在收割卷心菜时,意外发现一颗人头。人头系年轻女性,被放在挖空的一颗卷心菜中,菜的外面又用麻线紧紧地捆住。

川沙县公安局接到报案,立即向市局用了报告,半小时后,县市两局刑警先后赶到现场。

市局刑侦处副处长顾向敏仔细观察了那颗人头。从外形来看, 死者不到30岁,面色青紫,五官较端正,脑后扎一马尾,整个脑袋完好,无一处伤痕。

他问队长王兴发,附近还有没有河浜[bāng]、池塘或粪坑。

王兴发回答说,有一个小河浜,但没有池塘和粪坑。

顾向敏又问:“还有卷心菜地吗?”

王兴发说:“没有了,整个浦东只有这么一块地,是农科院的实验田。”

顾向敏听后,心里有了底。

案情分析会上,顾向敏认为,案犯肢解尸体后,急于把尸块抛掉,所以在附近还会发现尸块,而且抛尸地点会比较集中。再就是菜地附近没有别的菜地,只有河浜,那尸体估计会被抛在河里,现在要马上组织人员打捞。

杨思公社水产大队出动18条渔船,用“滚钓”作业,由经验丰富的渔民进行探捞。

所谓“滚钓”,就是一根绳子下面拴着一排固定在钢筋上的大钓钩,钓钩随船走,遇到水下的大鱼或大型物件,基本都能钩上来。江南水乡多用这种方法打捞溺水者的尸体。

半小时后,一名渔民捞起一个油纸包,刑警打开一看,里面包裹着两段绑在一起的人体小腿。

到下午3点,在周围3里地的河浜共打捞出12个相同包装的油纸包,法医经过拼接,确认死者尸身已全部被打捞上来。

上海市公安局3名法医连夜对尸体进行解剖鉴定,很快得出结论——

死者为女性,年龄19~23岁,身高1.61米,体重63公斤,体形丰润,后背近腰部位有一直径1.5厘米黑色圆形胎记。其颈部有掐痕,系暴力窒息而死。死亡时间在元旦凌晨前后,死前两三个小时吃过白菜肉丝年糕。

各尸块切割齐整,判断凶手有很强的手臂力量,分尸工具应为斧头、砍肉刀之类的粗笨利器,估计凶手职业为屠夫、厨师或木工。

当天深夜,上海市公安局听取了顾向敏等人的汇报,决定将案件定名“1·3碎尸案”,成立专案组,任命顾向敏为组长,马逸夫、肖勇康为副组长,全权负责该案的侦破工作。

不料,这边工作还没开始,大洋彼岸的美国人却开始了动作。

1月4日上午,美国华语广播电台“美国之音”播发“特别报道”,称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发生一起罕见的凶杀案,一名年轻农妇被害后被碎尸13块扔到黄浦江边,不能确定的是,该案究竟是一般刑事案件还是涉及政治原因。

“美国之音”一贯持坚定的反华立场,他们得到消息之快,着实让人吃惊。不过,他们的消息并不准确:死者是不是农妇并无定论;尸块实际上有18块,加上头颅一共有13个油纸包,而不是只有13块。

这还没完,当天傍晚,纽约《每日快讯论坛》在头版二条刊登一篇文章《上海碎尸案是不是一个信号?》,称死者死于枪杀,死前遭多名男子侵犯,一个名为“东方杀手”的组织贴出传单表示对此案负责,并表示还将继续在上海进行类似暴力活动,暴力将延续到春节来临。文章称,美国总统尼克松将在春节后访问中国,他还会去上海,“东方杀手”的声明意味着什么?

文章中充满了“阴谋论”,捏造了一个并不存在的恐怖组织,意图破坏即将到来的中美建交大局。

随后,美国纽约、华盛顿、费城等大城市各大媒体纷纷撰文,要求尼克松取消或推迟对中国的访问,“美国之音”甚至称“上海的治安已经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

面对甚嚣尘上的阻挠声音,上海将如何应对?

1月6日凌晨1时许,外交部关于“1·3碎尸案”和美新闻界评论尼克松访华的急件摆到了周总理的案头。

总理看完后下令:以总理办公室的名义给公安部打电话,敦促上海尽快破案,并每日将情况向总理汇报。

6日清晨,上海专案组收到北京急电,顾向敏等人感觉肩上的担子一下子重了起来。上午再次召开案情分析会,决定先查明死者身份。

法医黄柏森认为,死者的头发样式不是农村人,也不是外地,而是上海市区;死者手掌皮肤粗硬,掌部较大,说明生前从事过手握工具的体力劳动。但其手掌表皮外层已开始软化,估计死前有两三个月没有劳动。

死者牙齿有老旧磨损,应为长期咀嚼炒黄豆、炒蚕豆或小核桃之类的硬物所致,结合其头发的样式来看,她可能家庭条件一般,是生活在上海市区普通百姓家的女孩。

另外,死者遇害前吃过年糕,平时又喜欢吃炒黄豆、蚕豆,说明她是江南人,而且是上海人。

黄法医的分析为大家打开了思路,顾向敏和两份位副组长商量后,决定一面在浦东调查凶手线索,一面派人赶到与杨思公社隔江的上海南市区(位于浦西,已撤销,并入黄埔区)进行摸排。

10日下午,普陀区公安分局报告称,有人反映,死者与辖区内居民郎小玲极为相似。副组长马逸夫立即带人赶到普陀,拿出照片让当地居民辨认,众人均说越看越像。

郎小玲,21岁,68年初中毕业,上海港务局清洁工。其单位汇报说,郎小玲这几天没来上班,也没请假,不知人去了哪里。

马逸夫等人赶到郎家,户籍民警劈头就问:“老郎,你女儿呢?”

郎父眼里掠过一丝惊慌,旋即答道:“没下班呢。”

郎母问:“你们找她有事吗?”

马逸夫拿出公安局的《协查通知》问:“这个人你们认识吗?”

听到这样问,郎氏夫妇马上放松了表情,郎妻笑道:“就这事?这和我们家小玲没关系,我们在单位已经看过了。”

马逸夫感觉夫妇俩肯定有事瞒着,经过耐心做工作,两人终于无奈吐露实情——

郎小玲前段时间谈了个男朋友,没想到怀孕了,只得偷偷到江苏老家打胎。乡镇医生水平不行,把郎小玲弄了个大出血,差点丢掉性命。郎小玲就只好在老家休养,也不敢向单位请假。

专案组请江苏警方协查,证实郎氏夫妇所言属实。

这边刚结束,长宁区周家桥派出所又传来消息,该区居民谈某向公安机关报案,死者是她已经失踪两个月的女儿胡秀梅。

网络图片 文图无关

母亲报告女儿失踪,真实性应比较大,顾向敏马上派人前去调查。

谈某称,她丈夫10年前病故,自已在搪瓷厂当工人拉扯独生女过活。女儿胡秀梅今年23岁,在机械厂当车工。胡秀梅性格内向,老实本分,平时就是单位和家两点一线,从不随便跑出去玩。

1971年10月19日那天,胡秀梅学徒期满,她特别高兴,特意请母亲到南京路上的红旗饭店(今新雅粤菜馆)下了顿馆子。

饭后,胡秀梅说去同学家借几本书,让母亲自己先回家。结果谈某一直等到晚上12点也不见女儿回来。她就到知道住处的几个同学处去找,但找到天明也没找到人。胡秀梅几位热心的同学陪谈某又找了一天,仍然没有任何消息。

随后几天,谈某和几位亲戚找遍了上海滩,始终没消息,一个大活人,就这样凭空失踪了。

谈某报案后,警方也进行了针对性调查,仍然一无所获。谈某看到公安局的《协查通知》,认出上面那人就是自己的女儿胡秀梅。

听到谈某连哭带说的讲述,刑警耐心地向她核对细节,发现胡秀梅的情况与法医对死者的判断基本相符。

女刑警俞见又问了一个关键性问题:“胡秀梅身上有没有胎记?”

“有,”谈某想了想说,“在后背腰部稍上的地方,比钮扣大一点。”

这也和死者相符!

调查人员带着收获返回市局,将情况向顾向敏作了汇报。

黄法医看过调查笔录说:“有点像。

马逸夫笑问:“只是有点像吗?那怎样才能真正确认?”

黄法医说:“想确认就得从指纹下手,但我们没有胡秀梅的指纹,只能另想办法。”

他建议专案组弄来胡秀梅的病历,看能否找到相关证据。

两份不同医院的病历拿了回来,黄法医看完却摇头苦笑说:“又白忙活了,死者不是胡秀梅。”

几名负责调查的刑警不相信:“怎么能不是她呢?”

黄法医指出,胡秀梅的病历显示,她1969年9月补过一次牙,但死者的牙齿是齐全的,因此死者不是胡秀梅。

这个结论让大家无法辩驳,只能接受。

胡秀梅案后来一直未能侦破。

1月13日深夜,公安部值班领导打电话询问“1·3碎尸案”的进展情况,得知连死者是谁都没搞清楚,颇有责怪之意。上海市局领导随即给专案组下令,要求3天内搞清楚死者身份。

其实,专案组几位领导已经几天没睡好觉了,13日晚上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凌晨5点半,顾向敏几人吃完早点刚返回办公室,南市公安分局打电话汇报说,找到《协查通知》上的女孩了。

10日晚上,街道办事处一名干部到第五里委(当时一个街道居委会)办事时与几个干部闲聊,几人说起了“1·3碎尸案”,一个钟姓老阿姨说,我看那人有点像四里委“黑皮爷叔”的闺女,不过不太可能,她前年去云南了,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此话引起了这位街道干部的注意,她回到办公室就给派出所打了电话。

上海原南市区街景

民警们正为碎尸案忙得焦头烂额,听到汇报都来了精神,值班副所长说:“去云南了?去了还可以回来的嘛!知青在上海遇害的案子以前也发生过。”

经调查,“黑皮爷叔”叫吉关山,江苏盐城人,50岁,在港务局做装卸工。因为长得人高马大,又长年在码头风吹日晒,皮肤黝黑,弄堂里邻居都称他“黑皮爷叔”。

吉关山与妻子育有三个女儿,大女儿吉慧萍,69年初中毕业,70年1月去了云南军垦农场;二女儿吉慧珍71年毕业,目前在家待业;三女儿吉慧珠正读初一。

之前有治保人员拿《协查通知》上吉家询问,说死者像吉慧萍,结果差点被他一耳光扇过来。夫妻俩大发雷霆,骂治保人员“触霉头”,“咒自己女儿死”。

派出所领导听到这情况,不好再直接上门,决定先给云南农场发电报求证。

14日凌晨,云南回电称,吉慧萍已于去年11月19日离开农场,一直没回来。

派出所当即安排3名民警去吉家落实吉慧萍的下落。

吉关山睡得正香,被突然闯来的民警搞得很不耐烦,又听到他们提到大女儿,顿时来了气,直接要轰几人出门。

民警忙问:“老吉,你大闺女究竟在哪里?”

“在哪里,在云南!”吉关山生气地喊道。

“你能肯定她一定在云南吗?”

“不在云南还能在哪里?她来过信!”

听到有信,民警坚持让取信来看一看。

吉关山没办法,只好让妻子把信拿出来给他们看。

网络图片 文图无关

信确实是吉慧萍从云南发来的,不过寄信日期是去年9月28日,到达上海是10月9日。吉关山说,女儿一年只来了这一封信。

民警把云南农场的电报和《协查通知》摆到夫妇面前,告诉他们吉慧萍或许已经遇害。

夫妇俩大惊。他们在单位已经看过《协查通知》,觉得三个女儿两个在眼前,一个在云南,说什么也不可能与这事有联系,所以就没认真看过死者照片。这次仔细一看,吉关山还没怎样,他的老婆却受不了了,爹啊娘啊地大哭起来。

经过询问得知,吉慧萍没有补过牙,但13岁那年开运动会摔断过胳膊,而这与死者左臂有骨折后痊愈的痕迹相同

至此,基本上可以确认,死者极有可能就是吉慧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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