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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恩，1894年9月26日—1962年2月28日（据传其去世日期约在胡适去世后的4天），中国热带医学奠基人、著名医学教育家及科学家。他出生于江苏省近代屡出各类人才的武进县（今常州市青果巷）一知名教育及官宦世家，其祖父为当地现代学堂创办人，其父为甲午恩科进士，及第后入翰林院，曾任山东省一知县，辞官后回乡继承父亲的教育事业。 李宗恩幼时就读于其父所办之新式小学，后考入上海震旦学院（1932年改称震旦大学）学习法文；1911年夏季赴英国留学，初入预备学校，后考入格拉斯哥大学医学院；1920年毕业后，赴伦敦大学卫生与热带病学院担任蠕虫病助理研究员。1922年1月获得伦敦卫生及热带病学院颁发的卫生及热带病学硕士学位。1947年担任北平协和医学院首位华人院长，1948年获选担任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并获授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科学博士。 李宗恩于1949年获推选担任中国欧美同学会理事长 ，1950年继任“北京协和医学院”院长，1951年协和医学院被“收归国有”后继续担任改名后的“中国协和医学院”院长；1955年至1956年继任欧美同学会主任委员；在1957年“整风运动”中，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李院长因严重的“右派言论”及“参与张罗联盟”嫌疑，成了当时全国医药界的魁首级“大右派”，遭遇严肃批判并受到撤职降级等严厉处分；1959年，他被调离北京携全家赴昆明，于昆明医学院附属医院内科任普通门诊医生，患病后调医学院图书馆工作。 追思对中国热带病学与医学教育做出过杰出贡献的李宗恩教授，就先得从“丝虫病”这一严重的传染病说起。丝虫病最初由黑奴从西非洲带到了西印度群岛地区并引发了严重的疫情，病患逐年增多，但华人移民的患病率却一直很低，一般以为这是种族因素造成的。这一说法因语言不通等原因故一直无法得到证实。1921年4月，一个由国际著名寄生虫病学奠基人罗伯特·利珀教授率领的5人考察团，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由伦敦热带医学院派往英属圭亚地区那进行调查研究。 考察团中有一位年方27岁、名叫李宗恩的中国年青人，在访问了圭亚那首都乔治敦近半数的华人（亲自访谈者约1300人），再通过血液化验和对生活习性的认真调查后，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7月1日，他代表考察团在乔治敦举行的“西印度医学讨论会”上作报告，指出华人并不具有对丝虫病的种族免疫性，他们患病率低是因为使用蚊帐的卫生习惯和日落而息的文化传统。研究成果表明丝虫病对所有的人种都具有同样的危害性，这无疑是热带病学发展历程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发现，也是李宗恩学术生涯初期所获得的一鸣惊人成果，也坚定了李宗恩从事研究热带病学的志向与选择。 国际“热带医学之父”万巴德教授去世当年，伦敦热带医学院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更名为“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也就是在这一年，在该院担任蠕虫研究助理员的李宗恩获得了热带医学证书，并到格拉斯哥西部卫生处任住院助理医师，为回国工作做准备。 北平协和医学院 1923年6月，阔别祖国已久的李宗恩终于踏上了回归之路，应聘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办于1918年的北京协和医学院（1928年后改名为北平协和医学院）内科任助教、讲师、副教授、襄教授直至教授，从此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祖国的医学事业。他不仅开创了中国的热带医学研究、成为医学科学家，而且在抗日战争期间集聚散落在大后方的协和医学院学生，筹办了国立贵阳医学院并担任院长，为抗战建国、延续协和精神和中华民族复兴而尽心尽力，鞠躬尽瘁。战后，他还出任近代中国最著名的医学科学及医学教育中心——北平协和医学院的首任华人院长，成为医学教育家。1957年，他沦为“大右派”后被调职昆明医学院，担任内科门诊医生，成为专职临床医师 （后因年老体弱，转任图书馆资料员）。 回国后的李宗恩，没有像他的祖师爷万巴德那样自己开业赚钱，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医学科学研究和教育事业中。全面抗战爆发前，李宗恩一直在协和医学院工作，从助教逐步晋升到副教授。这是他从事科研工作的黄金时代，一生总共撰写的29篇论文，有22篇是在此期间发表的。在学校里，他“有一个很大的实验室，饲养着各类蚊子的玻璃器皿，各种供实验用的小老鼠、显微镜……”；他“穿着白大褂，很像个将军”。他几乎每年暑假都要回到江南地区调研热带病疫情，“整天都在这些又湿又热的地方钻芦苇塘”，“白天穿着厚帆布的衬衣和马裤，带着有纱罩的铜盆帽，在密不透风的芦苇丛中采集蚊子标本”。即使如此，面临多灾多难的民族与国土，他还不时自责 “离乡土太远了，吃不了苦，影响了研究工作的深入”。 留学期间，李宗恩还曾在《蠕虫学杂志》发表《英属几内亚的丝虫病调查》。回国后，他继续从事丝虫病研究，并逐步将研究领域扩展到血吸虫病、疟疾、糙皮病等方面。我国曾是全球丝虫病流行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东南各省区的疫情尤为严重。李宗恩通过缜密的实地现场调查研究，于1926年发表了《江苏的丝虫病调查》一文，开启了中国丝虫病学研究大幕 （2007年，我国成为全球第一个消灭丝虫病的国家）。 1948年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选举时，150位正式候选人中医学界人选有9位，除李宗恩、洪式闾外，还有胡正详及冯兰洲两人从事热带医学研究，足见他们开创的热带医学研究在民国医学界的地位。江苏无锡人胡正详（1896－1968），1921年获得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博士学位，1924年回国任教协和医学院，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病理系主任等，长期从事病理学研究，以“黑热病、锥虫病、斑疹伤寒等研究”候选院士。山东临朐人冯兰洲 （1903－1972），求学齐鲁大学医学院期间，曾参加英国皇家学会组织的黑热病考察团，1929年毕业后任教北平协和医学院。1933年赴英国利物浦热带病医学院 （罗纳德·罗斯1899年开始在该院工作）进修，获得热带医学和卫生学医师证书。他长期从事寄生虫病学研究，以“锥虫病、黑热病、疟疾、丝虫病、螺旋体病及内脏虫病之寄生虫研究”入围候选院士。 四位候选人最终仅有李宗恩教授以“裂体虫病、线虫病、疟病、回归热等研究，曾在抗战期间创办并主持国立贵阳医学院”而当选，这自然是对他热带医学研究与医学教育的最高学术奖励与学术认同。 1957年的“反右整风”运动，让李宗恩教授忙碌的学术研究和医学教育生涯画上了永久的休止符，这一年的7月25日，《人民时报》首次报道了医药卫生界的“反右”战果，在最瞩目的头版头条位置出现了两行大字标题——《李宗恩从章伯钧手中接受圣旨、兵符》及《协和围攻“医药界统帅”》，身为协和医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委员及中华医学会副会长的李宗恩，刹那间就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 追思功勋卓著的李宗恩教授就不得不简单追述他当年的“右派言论”如下： · 李宗恩教授担任协和医学院院长后，就坚定不移地希望移植和借鉴英国的“八年医学教育制度”，以期培养出优秀的医务工作者，长期与医学院党组织领导阳奉阴违地唱对台戏（1959年又恢复了八年教育制）； · 1952年，北京协和医学院划归中央军委卫生部与国家卫生部共管后，于1953年停止对外招生，专门为部队培训医务人员。李院长虽没有公开反对，但却以“专门培训部队普通医务人员严重浪费协和医学教育资源”为由，提出“医学院在确保培养专业医学生的同时，为部队医务人员另开办专门培训班”建议，坚持与党组织分庭抗礼； · 1956年，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兼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为扩大自己组织的实力大肆招兵买马，李宗恩院长不惜放弃组织原则，很快就成了民盟在全国医学医药界的总代表，协和医学院也成了民盟及农工党中央的直属大型分部； · 李宗恩教授在担任北平协和医学院首任华人院长之前就受到当时“美国文化特务”、美国中华医学与文化基金会（美国庚款退还负责机构）驻华办事处主任、协和代院长顾林（Roger S. Greene II）的青睐，与之关系过从甚密，但在1952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中他却只做了轻描淡写的敷衍性交代； · 李宗恩教授1947年担任协和医学院首任华人院长，主要是受国民党反动文人、大战犯、协和董事会会长胡适及董事会秘书长、“美国文化特务”福美玲以及国民政府农业部高官周诒春等人的竭力推荐，其与胡适的关系也非同一般，但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李院长虽公开发言批判了胡适，但却总是避重就轻，虚与委蛇，直到1954年12月，才不得不在革命群众的巨大压力下部分交代了自己的问题并公开点名批判了胡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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