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哲学教育|“清华哲学学派”与“学”的自觉

“清华哲学学派”与“学”的自觉

文/陈鹏

前言

“清华哲学学派”

现代学术的成形至少需要三个不可或缺的因素：1）“学”的自觉。此是对“现代学术”的精神、方法的充分自觉和反省，尤其是对知识学的方法自觉。2）现代学人群体和学术作品。此是指已有相当数量认同现代学术方法并致力于现代学术的学人群体，并已产生出一定数量的代表性作品。3）支撑现代学术的教育、法律制度体系。没有教育、制度等的社会性基础，现代学术很难成为广泛而深厚的现实存在。按照以上标准，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的现代学术体系己初见端绪，广义的“清华学派”（清华文科）可谓当时最具代表性的现代学术群体。

本文所说的“清华哲学学派”是指上个世纪20－40年代以清华哲学系同仁为主体力量的一个哲学流派，其主要成员有冯友兰（长期担任文学院院长兼系主任）、金岳霖（哲学系的创立者，曾任系主任）、张申府、张岱年等。因他们都有新实在论倾向，又被称为“清华实在论学派”。不过，以“实在论学派”名之，易使人以为实在论是此派哲学的核心主旨，不免有些偏狭，再考虑到与广义的清华学派相区别，所以不妨略嫌笼统地称之为“清华哲学学派”。

这一学派得以成立的理由有三：1）共同学术趋向。如重视科学方法、强调分析精神、接受实在论、超越中西相待，注重哲学本身的问题，致力于自家哲学的建立等等。2）学术的群体自觉。冯友兰多次论及清华哲学的治学传统，曾明言清华哲学同仁均致力于新哲学新文化的创造。张申府曾说清华哲学系有志形成东方的剑桥学派。[1]这一群体的学术成就在当时已有目共睹，孙道升在《现代中国哲学界之解剖》[2]中较清晰地描述了这一哲学群体：“就中张申府先生之罗素，邓以蛰先生之美学，沈有鼎先生之逻辑，皆称一时独步，而首领当推金岳霖先生”。

本文不拟讨论“清华哲学学派”对现代中国哲学的贡献，而是简述其哲学建立中所蕴含的“学”的自觉，以见其对于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的意义。

01

“哲学”作为“知识形态”的方法确认

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基本上是由西方人发展起来的“知识－学科－教育”模式的引入。对于中国文化来说，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学习、探索过程。这种学术精神最终应该成为我们民族文化主体的一部分。

作为现代学术形态的哲学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哲学之为“学”的“知识化”的方法自觉。在此，冯友兰提供了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关于哲学之为“学”的经典阐述：

“凡所谓直觉、顿悟、神秘经验等，虽有甚高的价值，但不必以之混入哲学方法之内。无论科学哲学，皆系写出或说出之道理，皆必以严刻的理智态度表出之。……各种学说之目的，皆不在叙述经验，而在成立道理，故其方法，必为逻辑的，科学的。……科学方法，即是哲学方法，与吾人普通思想之方法，亦仅有程度上的差异，无种类上的差异。”[3]

冯也许并不是中国哲学之为学的自觉的第一人，但他简明、扼要、初具系统的阐述却极具启蒙意义。冯这种学的自觉已经远不只是停留在一些反省性的言论上，而是有系统的哲学建构为之佐证。冯所建立的新理学体系在理论前提的设定、概念的界定和分析、命题的严格演绎和论证、概念命题之条理清晰、问题之多层多面的整理和澄清、理论系统的形成、哲学方法的自我反省等建构知识形态所必须的诸要素上的努力已成为现代中国哲学中的典范。

金岳霖的作品更是一种精细分析和形式严格的知识典范。无论是其《论道》还是《知识论》，还是其它哲学作品，都是“异常的”严谨邃密，在当时确是独步天下。孙道升说他的头脑简直就是西洋的，张申府说中国如有哲学界，那么金先生就是中国哲学界第一人。

注重健实的实在感，注重逻辑分析，注重科学方法是清华哲学学派的显著特色。如果说清华哲学学派诸人的学源都与逻辑有关是一种巧合的话，那么他们都竭力强调逻辑分析对于哲学研究的意义就不能不说是一种自觉的方法倾向了。张申府在精神上紧随罗素，反复申明他的思想有两个关键词，一是唯物，一是解析。张申府的大客观论别有新意，只是没能发展充实下去。其弟张岱年一出手就在问题分析上表现不凡，其所作《论外界的实在》[4]一文，张申府以“析事论理、精辟绝伦” 誉之。现在看来，这确是一篇入哲学门径的不可多得的范文。

清华哲学学派对哲学作为“知识形态”的理解和运用主要侧重于哲学系统的“形式化”特征。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形式的方面，即哲学作为一种理论化的言说系统，它对概念、命题、理论的建立过程有着一定的明晰性和逻辑性的要求；一是实质的方面，即哲学几乎不提供任何积极的知识，哲学只是对最少内容的自明提前的演绎分析。当然，金、冯、张诸人在此的看法和运用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02

清除独断：“科学”的哲学

视科学为求真的唯一合法的知识形态是现代学术的重要标志。冯明确地把直觉、顿悟、神秘经验排除在“学”的范围之外，体现出对于学之知识形态的严守。对于清华哲学学派，这种知识化的严格立场在哲学层面上切要地体现为对于伪知识的“形上独断”的清理。

金岳霖曾区分旧玄学与新玄学，认为“新玄学的题材，是各种科学中所使用而不能证明、不能否认的概念。先用'欧肯的刀’割去用不着的，然后分析存下的思想，分析之后再从事条理。”[5]金指出旧玄学的态度是造出“太极”“上帝”“宇宙魂”等类的概念，去做一个贯通万事万物的媒人。金虽认为元学不是知识论，不妨可以怡我底情，但他的元学并不就是诗，而仍“不愿意说违背历史和科学的话”，仍注意逻辑，仍选择了假定性（独断性）程度很底的“唯实”立场。

冯友兰一方面为确保哲学的科学性、合理性、客观性，一方面又要提防哲学对于实际世界的独断倾向，便把哲学推至“逻辑底分析”“形式底释义”。冯说：“真正底形上学，必须是一片空灵，……其不空灵者，即是坏底形上学。坏底形上学即所谓坏底科学。”哲学试图僭越科学的职能，必是坏的哲学，也是坏的科学；但哲学如果不坚持科学的客观方法，哲学毋宁就是诗了，又何谈为“学”呢？在《新理学》绪论中，冯友兰用新逻辑尝试解释形式底释义，他明确指出新逻辑把“凡人皆有死”改变成“对于所有底甲，如果甲是人，甲是有死底。”的逻辑意义即在于“不肯定主词的存在”，而旧逻辑就“未明白表示此点。”可见，冯对新逻辑意图解消“实体形上学”的独断的用意是相当清楚的。

张申府将其所服膺的唯物论的特征概括为：“实践地重视科学，尤重视科学法，重视健实的实在感，尽可能地施用欧坎刀或节省律。”[6]这些思想可以说均是对旧玄学而发的。张岱年主张哲学之圆满的系统必满足以下条件：（1）不设立超越的概念范畴。（2）不设定虚幻的区别。（3）不以一偏的概念范畴统赅总全。[7]其反独断的意味是相当充分的。

清华哲学学派的科学化路向，很大程度上是受现代西方实证哲学和分析哲学的影响。这是一股哲学科学化、分析化的潮流，它旨在清除哲学活动中“非知识”（情感、态度、价值的表达）和“伪知识”（旧形而上学）的倾向，强调哲学虽不产生知识，却是对知识的一种分析或阐明。清华哲学学派也由此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分析化倾向：哲学虽不能客串科学的求真功能，却可以在真的基础上展开活动，或是求通（金岳霖、张申府），或是对于实际的形式底释义（冯友兰），或是显真明德（张岱年）。

总之，谨慎地避免独断，严格地遵循科学的方法程序，使得清华哲学学派成为中国现代哲学中理性主义路向的代表。这一路向对于在中国文化中引入和培育科学理性、认知理性有莫大的奠基性的意义。这不是主张科学万能论的唯科学主义，而尊重知识活动内在逻辑的现代学术精神。

03

理之体与学术独立

学术独立已被认为是广义清华学派的一个代表性的精神线索。此学术独立常在两种意义上使用，一是指摆脱对西学的依附，寻求民族文化学术的独立发展；一是指学术的价值即在于学术本身，后者才是学术独立的根本义或本体义。学术独立的实现不仅是一个伦理实践和制度环境的问题，也是一个理性认知和精神认同的问题。对学术独立的认知不足，往往成为阻碍学术独立之实现的一个深层因素。在我们的思想传统中，真、知识的价值常常委身于善、外在效用。

所谓知识（学术）本身的价值，是指知识的价值即在于其是知识也，知识是否有其它的价值丝毫无损于其为知识的价值。知识的价值为何？在于求真明理也。从这个意义上，客观主义、实在论、理本论（尽管理本论本身也有独断性，其独断性也需要某种消解）的哲学对于确立知识的地位或价值具有理性奠基的意义。“理本体”正是确立知识、理想和理性的本体依据。冯友兰有“理之尊严”之说，理之尊严就是学之尊严。金岳霖也说过，为学的标准即在于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学术的内在生命即是理，求理明理即是学，任何外在的标准都与学之成立无干，都会使学术沦为工具。传统价值模式中的政治实用主义、人生实用主义、文化实用主义之类都是非内在的知识标准，均有损于纯粹知识或知识本身之成立或独立。

04

学术的主体意识和哲学创新

“理之体”不仅关乎学术之成立，也关乎学术之发展。对理之体的认同（理之客观性之自觉）与批评（理之无限性、相对性之自觉）是理性主体的基本结构。理是学术的唯一标准和方向，学术主体的真正确立就在于“唯理是求”，纯粹的学者应该是“理外无物”、“理外无心”。清华哲学学派关注纯粹哲学之旨趣，超越单一的史学研究而试图创立“自家”学说的治学路向即是体现其学术主体性的明证。冯友兰曾说：“在战前，北大哲学系的传统和重点是历史研究，……相反，清华哲学系的传统和重点是用逻辑分析法研究哲学问题，其哲学倾向是实在论，用西方哲学的名词说是柏拉图派，用中国哲学的名词说是程朱。”[8]

哲学的发展总免不了以某种脉络来衡量，当然离不开历史的传统的脉络，但是理自身的脉络才是最根本的脉络，而理自身的脉络是真正开放的，无所谓民族性（可以参照冯友兰的论述）。学的追寻的本质是面向“真”和“理”的。面向理之体，致力到学术和知识自身，“学”才能获得根本的解放。清华哲学学派在此方面有重大的现代性的奠基意义。

金岳霖特别是一个“问题型”的哲学家，他的哲学研究，给人一种“自家从头做起”的感觉，他只有一两篇研究哲学史问题的专文。金岳霖并不是不重视哲学史，他是把休谟、罗素、摩尔、怀特海等哲学资源消化在“哲学问题”的研究当中。由于他消化、融汇得好，也由于他紧扣纯理本身而深入下去，就不易看出他兼收并蓄的痕迹。扣紧关涉纯理之纯问题而不断地深入下去，是学术研究创造性进展的根本源泉，西方学术发展景观的根本原因即在于此。此理性主体结构的获得、坚守和充实甚至是学术发展的必要充分条件。

当时清华哲学群体的创新自觉和创新成果堪称奇观。金岳霖有《论道》和《知识论》；冯友兰以贞元六书成新理学；张申府欲自成“大客观论”和“解析的唯物论”；张岱年于四十年代有《知实论》、《事理论》、《天人简论》等，欲成一以新唯物论为基础的哲学系统。由此可以想见清华哲学的哲学建立在现代中国哲学中的地位，这里还不包括金岳霖在逻辑学、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上的开创性的贡献。

总之，清华哲学学派已有相当完整、系统的学的自觉，并依此方法自觉为中国哲学研究和中国哲学史研究作出了典范性的贡献。

（原载《哲学动态》2002年第4期）

注释：

[1] 齐家莹编：《清华人文学科年谱》，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2页。

[2] 《国闻周报》12卷45期，1935年11月。

[3]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自序》，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4] 《大公报·世界思潮》1933年5月25日。

[5] 金岳霖：《唯物哲学与科学》，原载《晨报副刊》第57期，1926年6月。

[6] 张申府：《唯物论的重要》，原载《新华日报》1942年8月27日。

[7] 《张岱年文集》第三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

[8]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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