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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糖葫芦的酸甜苦辣（一） 当我们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回顾曾经的岁月，糖葫芦既是一种口感酸酸甜甜非常可口的物质的商品，又是一特色鲜明的民俗文化符号，用一句时下流行的话说，小小一串糖葫芦承载着我们美丽的乡愁。 对于生活在1980年代的刘进潮们来说，卖糖葫芦还是他们谋生的活路。 同样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洗礼，伴随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大潮推动，糖葫芦重新酸酸甜甜地走进城乡人们的生活。这一时期，更多的“四旧”还在蛰伏，等待春的惊雷。刘进潮祖上世代传承的彩绘泥塑手艺也是。此一时期，刘进潮的心里大概只有糖葫芦，而没有泥塑。 但是，决定离开建筑队而把目光盯在了卖糖葫芦上的刘进潮，需要迈过一道坎，就是首先要学会熬糖稀、做糖葫芦。相对于卖糖葫芦来说，这是技术含量非常高的环节。但是，在那一时期，由于刚刚开始改革开放，个人经商还没有完全放开，卖糖葫芦的人还不多，做糖葫芦的技术自然也象许多传统文化传统技艺一样，刚刚开始有机会复苏，在刘进潮家所在的薄板村，只有“货郎门”一家会做糖葫芦。 刘进潮的山亭口音很重。他告诉我在他们村里只有“贺郎门”一家会做糖葫芦时，我是立刻就知道他所说的“贺郎”，就是“货郎”。但是“货郎门”的“门”是什么意思，我就有些茫然，专门提出要刘进潮做了一些解释。 “货郞”在山亭、滕县民间发音作“贺郎”，货郎门的“门”，大概是指“家”的意思。 用现代语言说，“货郎”就是行商。在漫长的农耕文化时期，不单是物资生活不丰富，就是物流、店商经济也十分落后的情况下，“货郎”一行，相对满足了广大城乡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每每说起“货郎”，就会想起我小时候也曾经经历过的一种场景：无论城乡，无论大街小巷，只要你的耳畔突然响起“嘣、嘣，嘣嘣嘣嘣嘣嘣”的声音，所有的人就都能知道这是货郎手里的货郎鼓发出的声音。货郎鼓的声音就象是队伍上司令员发出的集合命令，于是，大小街道两旁大大小小的门洞里，立刻纷纷箭射出一个一个半大不小的孩子，他们迅速围拢满面笑容的货郞和他的货郎担子。 一般情况下，货郎使用的都是挑子，前后两个木箱，箱子里自然装满着东西，前头箱子的上面，会摆放着一些醒目招人的东西，比如糖葫芦、面人、糖人。在山亭，也有用独轮车的。至于货郎的箱子里都会装些什么东西，所有的货郎都是唱出来的。 著名歌唱家郭颂就有一首《新货郎》歌： 打起鼓来,敲起锣来哎,推着小车来送货,车上的东西实在是好阿!…………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钢笔,铅笔,文具盒,姑娘喜欢的小花布,小伙扎的线围脖.穿着个球鞋跑地快,打球赛跑不怕磨.秋衣秋裤后头垛,又可身来,又暖和.小孩用的吃奶的嘴呀,挠痒痒的老头乐,老大娘见了我呀,也能满意呀!我给她带来汉白玉的烟袋嘴呀,乌木的杆呀,还有那睁碧瓦亮的烟袋锅来阿呀.…………老大娘一听抿嘴乐呀,心思货郎的心肠热.我想买的东西你车上没有阿!大娘我工作在托儿所,给孩子做点针线活,这孩子一多没管住呀.把我的镜腿给掰折,我能描龙,能绣凤.离开花镜就没折,常把鞋里当鞋面,常把鸭子当成鹅.阿老大娘不用再说了哦,我明白了,您是上了年纪眼食弱,想买花镜不费事呀,得等到明天风雨不误送到你们那个托儿所,还给您捎来那眼镜盒呀!…………金色晚霞照山坡呀,货郎我推着空货车,乡亲们亲亲热热送到村子口啊.送货不怕路途远,翻山越岭过大河.站在桥头四下望,是珍珠玛瑙挂满坡.苞米棒子金闪闪,高粱带点红似火,大豆结夹的里嘟喽蜜,气死风的谷穗压弯了哥,水库的鲤鱼直打漂,鲑呱乱叫那是鹅,清汤瓦舍南山下,哎,那是啥时候又添了一个变电所哎,货郎我越唱越高兴哎,底脚板就好像登上了摩托车来哟哦...唉... 郭颂的这首歌叫《新货郎》，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创作演唱红火起来的，也为一个曾经的职业留下美好传记。有新货郎歌，自然过去时代旧货郎们就有旧货郎歌。 “拨浪鼓，摇得欢，乡亲们听我来宣传。走街串巷小推车，货郎送货到门前。小人书故事连，看完这篇看那篇，《三国》《水浒》《杨家将》《杨三姐告状》《窦娥冤》。尜尜尖，弹球圆，扑克冰耙滚铁环。铅笔尺子文具盒，先生记账有算盘。帽子围脖棉手套，布鞋袜子皮坎肩。针头线脑老花镜，锥剪扣袢绣花线。发卡发网梳头拢，红头绳儿小银簪。锅碗瓢盆切菜刀，暖瓶茶壶小瓷碗。痒痒挠，掏耳勺，雪花膏儿好搽脸。烟袋杆儿烟袋嘴，煤油洋火样样全……” 货郎一般身兼双职，他们还回收“废旧”，俗话叫“收破烂”。也可以以废旧换他货郎挑子上的任何货物。他们也有歌： “乱头发，塑料底，干鸡毛，牙膏皮，都拿来换针换线，换卡子，换别针……” “破铺襂，烂套子，小孩戴的破帽子，穿毁了的(个)袜腰子，带坏了的(个)手套子，都能拿来卖钱。” 薄板村“货郎门”家的糖葫芦一直是独门生意。做糖葫芦的技艺与刘进潮家祖传彩绘泥塑技艺一样，是独门秘籍，肯定不会外传。 但是伴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深入，农村人的眼界和思路也在不断开阔，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知道，除了种地的靠天吃饭，他们还有另外许多可以挣钱养生的活路。 因为卖糖葫芦能够挣钱，瞄上它的肯定不只刘进潮一个。就在刘进潮开始动心卖糖葫芦而为求艺无门发愁的时候，村里出现了第二家能够做糖葫芦的。刘进潮告诉我说，这第二家会做糖葫芦的是刘进潮的刘姓本家，那家里有人在外面矿上工作，有机会结识了城里一个卖糖葫芦的成为好朋友，得到了那个朋友的教授，学会了做糖葫芦。但是虽然是本家，刘进潮想学，人家也不会教。实在没有办法了，刘进潮父子俩决定自学。
在当时年代，白糖还是奢侈品，相对于一般性日常食品，白糖的价格还是很高的，在尚且还要为温饱而努力的乡村普通人家都还不太舍得买白糖。为了学会熬糖稀做糖葫芦，刘进潮父子也顾不得了。他们知道自学技术的难度，为了过熬糖稀的难关，他们狠心咬牙一次买了几斤白糖，关上门自己在家自学起熬糖稀、做糖葫芦来。 熬糖稀的事理容易明白，就是在铁锅里放上一定量的糖和水，用文火慢熬，到一定程度，糖熔化于水，变成十分粘稠的糖稀。但是，具体操作过程中，多少糖加多少水，就是第一个难题。然后便是最关键，如何掌握糖稀的火候，这可是一个看似简单实则复杂至极的难题。刘进潮告诉我，熬糖稀有一个说法，就是“稀了粘，过了苦”，要做一串好的糖葫芦，糖稀要熬的正好，粘出糖葫芦来，那糖一咬嘎崩脆。刘进潮告诉我，他至今还能够记起父子俩熬的第一锅糖稀，看到锅里水和糖已经充分熔在一起，并且开始冒大泡了，惟恐熬过了，父子俩就赶紧把锅从灶上移开，拿了事前串好的山楂就粘上了。结果是糖稀没熬好，在山楂串上挂不住，滴滴拉拉直往下淌。 于是，只好继续第二锅。又熬老了。 到了第三锅又熬过了的时候，刘进潮父亲的爆脾气又上来了，拎起熬糖稀的锅就扔到了大门外。 （串山楂。摄影：刘大郡。） 与父亲相比，刘进潮显然更有定性。他默默捡回铁锅，继续按照听来的经验和前面积累下的教训，重新开始新一轮的试验。 在刘进潮这里，我们可以用上一句俗语：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二十多天的反复实验，也说不清楚浪费了多少糖了，刘进潮父子俩竟然能差不多熬成糖稀，做出来的糖葫芦也像模像样的了。 刘进潮专门告诉我说，熬糖稀看火候，一是看冒泡，一般是先冒大泡，这时候还欠着火候，等过一会冒出细密的小泡了，大概也就行了。另一个是看糖色，白糖化在水里还是白的，经过一番熬制以后，开始变黄，颜色会逐渐变深，熬过了的时候，糖的颜色会发暗发黑，吃在嘴里会是苦的，恰到好处的是从浅黄变深黄的过程中。这全是经验，全凭眼力。 不等熬糖技术完全成熟过关，刘进潮和他的父亲就扛起糖葫芦，开始了一种全新的背井离乡的谋生生活。那一年刘进潮刚过十九岁。 他们最初选择的是鲁南苏北。这些地方离家不远，乡土人情生活习惯相似，要更容易一些。 漫无目的。 刘进潮他们出门卖糖葫芦，代步工具是每人一辆自行车。他们不会选择坐车，也不可能，因为他们卖糖葫芦是要不住脚地在四乡里游荡的，必须有一辆自行车始终伴着。对于他们来说，自行车既是交通工具，也还是家。除了赶路以车代步，就是到了一个地方卖起糖葫芦，自行车也就是他们的货车，它所负重，自然节省了人力。另外，关键是每每换地方，自行车的后座上、前大梁上，都会满满地堆着挂着，布袋装的山楂、熬糖稀的锅、粘糖球的铁鏊子，还有生活必须如被子等，甚至插糖葫芦的杆子，都必须一车走。把这些东西放上车本身就是技术活。放了这么些东西还要骑上走，就更是技术活。难为了刘进潮们，从此开始了每天这般像风筝一样漂泊在外地走街串巷。 （刘进潮重温卖糖葫芦的生活。摄影：冯金秀。） 但是有一根线牵着他们，那就是山楂，产自家乡的山楂。 离开山亭，所到之处就多是平原地区，粮食作物容易高产，果树却很少。更何况家乡盛产山楂，自己不用就还得考虑要卖，何况在外地买山楂是要花钱的。就为这，刘进潮他们无论跑多远，只要山楂卖没了，就立刻要返乡带山楂回来。无论多远，全靠双腿骑一辆自行车。 他们的生活也很有规律。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转移的时间基本上都是黄昏后，骑车走夜路是常事。每到一地，都是找当地最便宜的马车店住下，几个人挤在一个屋里，无所谓，重点是要支的开锅。别以为卖糖葫芦是一项多么简单的活计。刘进潮他们赶到任何一个新的地方，虽然一路劳累，但是也顾不上休息，晚上睡觉之前要为第二天准备卖的糖葫芦备料，洗山楂，串山楂。当时，为了省出每一分钱，连串山楂的竹签都是他们自己做的。也就是说，他们每天晚上的工作除了洗山楂、串山楂，还要在当地买一些竹子，然后用砍刀制作串山楂的签子。每天串山楂到很晚，然后经过短暂的睡眠，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熬糖，最终做够可以卖一天的糖葫芦才可以出门。这样的过程，说来简单，也不是力气活，但是需要占用大量时间，工作时间的延长，自然就占用了休息的时间。卖糖葫芦的辛苦其实绝不亚于在家里种地。你可以想象你自己长期得不到足够睡眠的状态，会是一种什么样子？ 然后是一天的风吹日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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