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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循迹 · 用文化给生活另一种可能 ◎ 作者：张禄 ◎ 编辑：马戏团长 ◎ 全文约7300字 阅读需要20分钟 ◎ 本文首发于【循迹晓讲】公众号 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 前一段时间，一则“男子在中山陵举鲤鱼旗引发争议”的新闻引起网络争议。 ◎ 真的是太闲了 虽然网民就“鲤鱼旗是否原产中国”这一问题吵得不可开交、看似撕裂成不同派系，但他们所表现出的实质焦虑，却惊人一致，即： “虽然大家几乎不可能没看过日本动漫、也几乎不可能没哼唱过由中岛美雪老太太原创的一票流行金曲，但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同带“日本”标签的事物做切割。一方拼命证明自己打得是中国鲤鱼旗而非日本鲤鱼旗，另一方则死命大喊这是媚日分子推卸罪责的花招。” 这可谓无聊无趣。 作为亚洲最先完成近代化的国家，日本给不满于被“老大帝国”统治的孙中山们最大的启示就是——构建国族国家。 ◎ 何谓“国族国家”？ 要阐明“构建国族国家”，首先得解释何谓“国族国家”。 想必相当一部分读者，会对这一称谓感到莫名其妙。其实这看似陌生的“国族国家”，就是我们如今经常使用的“民族国家”概念，原型为英文词汇Nation State，“国族”即Nation。 笔者之所以违背通用惯例，特意使用比“民族国家”冷僻许多的“国族国家”一词，不是标新立异，而是因为将Nation翻译成“民族”实属不妥。 “民族”指人类基于血缘、地缘等纽带所形成的具有共同社会习俗与文化心理的共同体，是一个古已有之的存在，如汉代有汉族、匈奴族，宋元有契丹族、蒙古族。其对应的英文词汇，是通常被译为“族群”的Ethnic Group。 ◎ 中国学界一般认为，汉族正式形成于汉代 可Nation特指近代所形成的、对“国家”有强烈归属感与认同感的“国民共同体”。它可以由单一民族构成，但通常拥有多种文化习俗、宗教信仰乃至语言。 如美利坚是由肤色不同、文化各异的移民所组成大杂烩，西班牙语与英语皆是其通用语言，“黑人英语”还同“标准美语”存在差异。这些移民，可能对故土还存在一定感情，如美剧《大西洋帝国》里的爱尔兰移民，就对老家的抗英大业念念不忘。 但归根到底，他们在政治上认同并归属的是“美国”，而非“爱尔兰”、“西班牙”或“肯尼亚”。故Nation这一概念，应翻译作“国族”。 而国族成员之所以能放下文化分歧与宗教偏见，对国家有强烈的归属感、认同感，既是因为生产力的进步使各地民众联系得更紧密，更是因为“国族”成员是“国民”，“国民”指地位平等、拥有政治参与意识与政治权利的自尊独立的人，而非给最高统治者当牛做马的奴仆。“国族国家”是要为国民服务的，而非以榨取百姓血汗为主旨。这是它同“王朝帝国”的根本差异。 ◎ 制定美国1787年宪法 正因如此，美利坚的开国元勋们，才会一边在《独立宣言》里强调人的天赋权利，一边声称自己所制定的宪法只适用于有信仰有道德的人。 因为“王朝帝国“”的臣民无资格统治国家、不享有君主才拥有的“主权”，如鼓吹君权神授的英王查理一世就叫嚣“臣民与主权者是完全不同的存在”。 所以，臣民再道德沦丧、欺师灭祖也没人在乎。但国族国家的国民，是要行使权利管理国家的。若无道德和信仰的约束，岂不要天下大乱或给野心家、阴谋家可乘之机？ 也正因如此，作为近代“国族主义”成熟标志的法国大革命，一边推翻波旁王朝，一边赋予境内犹太人以公民权。因为革命者的初心诉求，就是废除封建等级、给予人民权利而非对外争霸。 由于欧洲各君主对路易十六物伤其类、纷纷出兵干涉，法国国内革命才升级为国际混战。而由于觉醒的法国民众有更强凝聚力与动员力，妄图扑灭“法兰西瘟疫”的各大君主国，反被一再地板摩擦。 ◎ 在觉醒的法兰西面前，连善战的普鲁士也只能为求得一线生机，而出动王后对拿破仑使美人计 同理，当德国犹太先知被人扣上要“取消祖国”的帽子时，之所以大声疾呼“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也是因为他看到19世纪的无产阶级遭受残酷剥削、根本不拥有什么权利，实际上也就不属于哪个“国族国家”。 所以才要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取得政治统治，令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Nation。 反观同时期的大清帝国，它在表面上具有一些国族国家的特征。如囊括了众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自秦朝就建立起来。葛兆光先生还认为，宋代中国的边界意识又得到了增强。 可在本质上，帝制国家与Nation State背道而驰。 首先，皇帝至高无上、宛如神明，而臣民地位卑下、几乎无权利可言。在私人生活上，皇帝穷奢极欲，就算他如汉哀帝、光绪帝一样没有生殖能力，成千上万华夏儿女仍要为伺候“君父”而惨遭阉割、深锁宫中。 在公众事务上，霍光、张居正等幸运儿，虽可在特殊时期代理皇权、飞扬跋扈，可一旦皇帝重新独断乾纲，等着他们的就是灭族或抄家。更多社会精英，就算摊上汉灵帝、晋惠帝、唐懿宗、明熹宗之类德不匹位甚至智力低下的奇葩，也只能默默忍受。其中的佼佼者，如岳飞、于谦，虽精忠报国，也难免被更看重龙椅而非国家利益的独夫迫害成千古奇冤。 ◎ 这才是最该跪在岳飞墓前的人 其二，臣民内部的身份地位并不平等，各等级屡屡在亡国破鼎、江山易主的关头表现消极、态度冷漠。 如在实行二十等爵制的秦代，“高爵者”固然活得还算滋润，可于振波先生的《秦汉法律与社会》指出，无爵贫民被秦廷视为“人貉”。在无爵的士伍（普通平民）之下，还存在数量庞大地位更贱的庶人、司寇、隐官、徒隶群体。 唐代则存在被《唐律疏议》钦定“律比畜产”的“奴婢贱人”，据李天石先生的《中国中古良贱身份制度研究》考证，他们的待遇处境甚至不如同时期东罗马帝国的奴隶。明中后期则有大量贫民沦为给达官显贵世代为奴的“世仆”，清代的“旗民差异”更是无需多言。 壁垒森严的阶级差异与层层叠叠的身份性歧视，导致大量社会成员连“民族意识”都顾不上了。如在明清鼎革之际，虽有孤忠之士矢志抗清，海量汉人还是乖乖剃了脑袋给大清皇帝当顺民。如扬州地区在顺治二年被清军屠戮后，很快就恢复做题家常态。 武明军的《清代扬州府科举研究》揭示，终顺治一朝，扬州府共出了46位进士、117位举人。而据马西沙、韩秉方的《中国民间宗教史》一书，带有白莲教色彩的明朝闻香教众，在崇祯九年就致信关外，称朱明气数已尽，自己要尊佛祖之意奉皇太极为新主、重建大金。 ◎ 朱由检还没上煤山，就有汉人盼清兵入关了 其三，君主在思想文化上大搞愚民之术，以防止臣民的政治意识觉醒。 如《商君书》白纸黑字地鼓吹以奸民治善民，让民众互相伤害、逆向淘汰。秦始皇焚书坑儒，朱元璋标榜再造华夏却删减主张民贵君轻的《孟子》，乾隆帝则一边自诩“从不以文字罪人”，一边禁毁书籍、大兴文字狱。 甚至连“家国情怀”也会变为帝制君主的打击目标。 ◎ 大秦君王不在乎臣民爱不爱自己，只在乎臣民怕不怕自己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就记载，秦昭王有一次生了大病，秦国百姓出于朴素的忠君爱国之心为之祈祷，并在昭王康复后杀牛祭神向上天还愿，不料却遭到处罚。 而昭王惩处臣民的根本缘由，不是因为他们擅杀耕牛或搞封建迷信，而是因为“彼民之所以为我用者，非以吾爱之为我用者也，以吾势之为我用者也。吾释势与民相收，若是，吾适不爱而民因不为我用也，故遂绝爱道也。”即自己统御臣民，不是靠仁爱而是凭权势，必须用铁拳让臣民牢记住这点，省的他们自作多情、产生非分之想，否则就有可能使唤不动了。 积弊千年的帝制，使中原空有亿万之民众、早慧之文明，却无法凝结成真正觉醒的国族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处境，也逐步恶化到了要亡国灭种的境地。 早已摸索出的君宪制度的英国，在19世纪的维多利亚时代，仍不断推动议会改革，以扩张民权、缓和社会矛盾，可清朝统治者到了20世纪，仍妄图捏住那早已摇摇欲坠的皇权。旧邦新造的艰巨使命，落到了孙中山等先行者肩上，而放眼当时亚洲，能作为国族国家参照样板的，只有日本。 ◎ 邻国的新生 囿于幕藩体制与孤悬海上的地缘环境，日本本是欧亚世界最奇葩、内卷的文明。就人口数据而言，清帝国到了19世纪还生生不息，可德川幕府在18世纪就进入躺平模式，人口增长陷于停滞，堕胎、溺婴、弃婴成了社会普遍现象。 ◎ 德川时期日本人口的变化，出自速水融、宫本又郎的《日本经济史：经济社会的成立》 在生活方式上，因肉食禁令与农业资源紧张等原因，日本主流文化长期排斥食肉、极度推崇碳水大米饭。这看似养胃的饮食习惯，导致统治阶层也有人因营养不良患上“脚气病（缺乏维生素B1）”而丧命。“犬公方”德川纲吉还颁布过丧心病狂的“生类怜悯令”，禁止捕杀动物，把臣民折磨得苦不堪言，做到了真正的“率兽食人”。 在文化上，与很多陷入内卷的文明一样，日本社会出世气氛浓重，底层人民默默在今生受苦好为来世积福报。可除此之外，它还自行培养出了对自杀、剖腹、情死的迷之痴恋。孔尚任、曹雪芹不过是让著作主角看破红尘遁入空门，近松门左卫门等江户时代的作家，则干脆编了一堆殉情戏剧本。 凡此种种，恐怕连令和时代的废宅也要叹为观止。 但黑船事件与明治维新，愣把将军藩主统治下的弱邦，改造成当时亚洲最具生命力与侵略性的新秀。诚然，这场日式国族国家改造是不彻底的，日本民众的法定称谓还是“臣民”，他们对国家的认同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皇国史观与天皇崇拜的愚忠，直接导致日本最终走向军国主义道路。 ◎ 颁布明治宪法 但环顾19世纪中期的亚洲，日本仍是当之无愧的优等生，这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明治政府虽然独断专行却好歹挂着立宪的遮羞布，1889年颁布的《明治宪法》，是东方第一部近代意义上的宪法，承认了议会与政党的合法性。少量日本民众，第一次拥有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紧挨欧洲的土耳其虽在1876年出台过宪法，却又很快废止。沙皇俄国拖到1905年革命爆发、多地士兵起义连莫斯科也遍布街垒后，才施行君宪制度、召开国家杜马。大清就更不用说了。 其二，明治政府带有些许服务性色彩。典型案例就是义务教育逐渐普及、深入乡村。日本适龄儿童的平均入学率，在1873年不满三成，1890年升至将近一半，1903年达到91.6%。教育开销，也因此成为当时日本基层政权的重大财政支出项目。 其三，明治政府废除了封建等级制度，宣布“四民平等”。当然就实际地位而言，达官显贵和普通民众仍有天渊之别，最不幸的穷人甚至像《望乡》里的阿崎婆一家那样，靠出卖女儿的肉体与青春维持生计。 但穷苦的生活，不意味着民众的权利意识与政治参与意识没有觉醒。如福泽喻吉用《劝学篇》向民众传播来自欧洲的先进思想，强调“天不生人上人，也不生人下人”、“假如个人的自由遭到妨害，则政府官吏亦不足惧”，痛批日本长期有政府而无国民，认为日本政府“与其束缚人民而独自操心国事，实不如解放人民而与人民同甘共苦。”
◎ 日圆上的福泽喻吉 中江兆民等理想主义者，则把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的理论引入日本，掀起了各种轰轰烈烈的民权运动。若没有自由民权派在体制外一再施压，浑身官僚习气的明治政府，不知会把行宪大事拖到何时。 而日本的普通农民，也不会对攸关切身利益的苛政逆来顺受。为反抗搜刮，他们在明治前十年就掀起了至少190次暴动，并取得一定成效。如明治政府本将土地税率定为地价的3%，结果数万农民不堪重负揭竿而起，政府只好将税率下调到2.5%。 取得斗争胜利的农民自豪地传唱“竹抢一挑，挑出个二分五厘！”在同明治政府的博弈中，因缺少文化、氏族对立和封建割据而一盘散沙了上千年了日本农民，开始形成“国家”和“国民”的观念。
正因有上述特点，明治维新才成为一场令日本脱胎换骨的改革，而不是化作另一场打着自强求富旗号的裱糊运动。 自我感觉良好的清朝精英，起初还把明治天皇看作另一个妄改祖制、自取灭亡的赵武灵王，待到甲午战败才意识到，时代真的变了。 ◎ 借鉴与超越 天下为公的大同之世，是中国传统士大夫铭记于心的美好图景。正因有这个思想渊源，黄宗羲、王夫之才能对帝制提出一系列灵魂拷问。 但传统典籍对理想社会的阐述，只有寥寥数语。延续几千年的帝制，又炮制了海量“君为臣纲”之类的说辞。闭关锁国和对外部交流的限制，更使知识精英难以获得外界思想资源。 所以，传统知识分子纷纷一边把大同之世当作遥不可及的梦幻，一边满足于帝制社会的现状。即便对帝制社会的黑暗忍无可忍，也提不出足够解构帝制合理性的完整理论、想不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改造办法。 华东师范大学王家范先生在《重评明末“封建与郡县之辨”》里指出，黄宗羲、顾炎武发现了君主专制的缺点，却在思考解决方案时掉进了“封建与郡县之争”的陷阱，执拗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当如何处理、中央是该多集权还是多分权，却不能从政治学和政体分析的层次，去更深刻地审视君主专制。
◎ 黄宗羲像 相比之下，孙中山等先行者是幸运的。只要肯用心，他们就能获得足够文化资源，去弥补先贤的遗憾。日本是他们获取海外新知最快捷方便的中转站，也是可参照借鉴的最近样板。 这是当时不同立场的中国精英的共识。如一把年纪的张之洞都知道“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而清朝的《钦定宪法大纲》则以明治宪法为原型。 故而孙中山在日本一头扎进图书的海洋。日本神奈川县致内务大臣的报告书就反应：“清国流亡者孙逸仙平日耽于读书，只偶然出来散步，或往来访问客人。”梁启超撰写启迪民智的《新民说》时，则重点参考了福泽喻吉的《劝学篇》。
◎ 剪了辫子、称光绪帝“载湉小丑”的章太炎 上万在日“清国留学生”为革命作了大量工作。 在组织上，他们是同盟会的骨干成员；在生活工作上，鲁迅先生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里回忆，“凡留学生一到日本，急于寻求的大抵是新知识。除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的学校之外，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他们在日本创办报刊、著书立说，海量日本图书经他们流入中国。这为辛亥革命作了思想动员，也改变了中文的面貌。 如留英的严复，将sociology翻译为“群学”，可留日的章太炎却使用乘竹孝太郎、岸本能武等人所造的“日式汉词”——“社会学”，最后结果是后者胜前者败。“消极”“积极”等本由兰学家用来指代电极的日式汉词，也在这一时期传入中国。 此类案例在当时比比皆是。 在日本的影响下，先行者们也会做出让今人匪夷所思的操作。如受日本“亚细亚主义”影响，邹容在宣传排满革命的《革命军》里，如乱点鸳鸯谱一般，将汉族、日本、朝鲜、暹罗归为“中国人种”，将满人归为蒙古族西伯利亚种，还将匈牙利人归为土耳其族西伯利亚种。 而实际上在清代居于统治地位的，是以满族为核心、由多个民族组成的“旗人”，诸多清帝带有汉族血统，康熙、嘉庆的生母就是汉人。 而章太炎则在1898年上书李鸿章，认为与其任英国人占领威海卫，不如把威海交给日本，因为中日冲突是兄弟之争。在1908年他还宣称日本比白种人更值得亲近，因为对亚洲而言，“东阻美之侵略，西防欧之入侵者，日本也。其若柱之支撑房屋。”
又如，当时的法国学者拉库伯里认为，汉族原是古巴比伦的一个民族，黄帝原是两河流域的君主Nakhunte，百姓在他率领下东跨昆仑，驱逐苗族部落、定居中原。 三宅吉米、白河次郎等日本学者介绍或认可了这一观点。于是，章太炎、刘师培、宋教仁等大佬，对此学说欣然接纳。 再如，当时日本虽崇洋媚外，却也有三宅雪岭、志贺重昂等人极力宣扬“保存国粹”。受他们影响，章太炎成了中国式的国粹主义者。但由于在主观上更欣赏印度，这位国粹思想家最终鼓吹起了佛学。与文化取向保守的章太炎相反，思想激进的刘师培受吉野作造、大杉荣等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影响，迷上了由波兰人创制、颇受欧洲无政府主义者推崇的世界语，大有以世界语替代汉语之意，并因此搞僵了和章太炎的关系。 但工业产品还有个从山寨到自主研发的过程，先行者们又岂会一直被日本牵着鼻子走。 举个最典型的例子，因日本是单一民族国家，明治时代日本政界学界还以“Sina本部”概念指代汉族地区，并有意以此概念定义中国的边界。受此影响并出于推翻清朝的现实需求，孙中山等人提出了“驱除鞑虏”的排满革命口号。 对此，康有为、杨度等当时的君宪主义者极力反对。杨度在《金铁主义说》里直截了当地指出，一味排满、煽动民族仇恨，是给帝国主义火中取栗，最后只会使中国亡于洋人。
◎ 杨度的《金铁主义说》里有不少高能文字 革命党人虽同立宪派争论不休，却在定义国家范围这一重大问题上，与之殊途同归。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 他还察觉到将Nation翻译为“民族”的不准确，并在1924年编定的《三民主义》里，明确表示自己所讲的“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而留过美、喝过更高级纯正洋墨水的经历，使孙中山突破日式国族主义的局限，提出了更符合国情的国族整合观：
◎ 出自《孙中山全集第五卷·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说》 ◎ 结语 行文至此，笔者无意对照上文，去讲什么中日友好、开眼看世界、民族团结、加强学习之类的话，只想说说个人心中孙中山最了不起的地方： 为从根子上保护自己为之奋斗毕生的国族国家，孙中山提出了著名的“扶助农工”政策，并以美国《罗伯特议事规则》等著作为参考，编写了不那么出名的《民权初步》小册子，希望能手把手地教当时只见识过帝制统治的中国民众，如何有秩序地开会议事、如何以合理程序行使权利。 在笔者看来，这是他对中国作出的重大贡献，也是这位不屈不挠的革命者，最令人动容之处。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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